陈由邦
200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五十周年。关于万隆会议的故事很多，有的甚至有些传奇色彩，如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和周恩来总理的幸免于难。随着外交档案的对外开放，这些历史谜团慢慢会为人们解开。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谈的，在这里，我只是想从外交斗争艺术角度追忆一代外交天才周恩来的风采，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万隆会议成功召开五十周年。
会议尚未开始，斗争已见端倪
50年前的亚洲和非洲，很多国家刚刚从殖民主义者的手中夺回民族的独立与尊严，渴望国家兴盛、民族自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尚未抚平，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又让人们闻到了不祥的火药味。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和自强，谈何容易。这是摆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共同话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五国首脑在1954年年底召开的茂物会议上倡议并共同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因会议举办地是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又称万隆会议。会议的宗旨是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以联合求自强。
根据茂物会议商定的计划，万隆会议于1955年的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美丽山城万隆召开。出席会议的国家共有29个，由于这29个与会国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各异，与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尽管会议拟定了良好的宗旨，但要使会议成功地朝这个方向进行并不容易，更何况有英美等国的肇事和破坏。
首先，会议筹备阶段，是否邀请中国出席成了各国争论的一个焦点。印度尼西亚是会议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又是东道国，希望会议成功，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有邀请中国参加的意愿。但是，如果国内国外压力过大而影响会议的成功召开，则“万一在邀请中国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则不邀请中国也在所不惜”。伊拉克和利比亚则明确主张不邀请中国出席会议，埃及也代表阿拉伯联盟表示“若亚非会议起着‘两大集团的调解人’的作用，则中国不必参加”。锡兰总理也说：“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中国当然是要求和平的，但也要看他的行动。”肯定提出邀请中国出席的只有印度和缅甸，但尼赫鲁和吴努在初期也对亚非会议持审慎观望态度，观望“东南亚集体防卫条约”前后的国际形势和英国的态度。
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不断制造舆论压力，阻挠中国出席会议，力图使会议流产。如果不能破坏会议的召开，则尽可能使会议按他们期待的方向行进。英国的《泰晤士报》警告不要对中国寄以“错误希望”，“中共领袖的看法不会太改变”。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称：“由于红色中国的参加，该会已不再是一中立集团或第三种力量，而是这一代中在施行亚洲是亚洲人的原则方面最可怕与最野心勃勃的行动”，警告“共产党人的野心不会在台湾结束”，“中国边境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免除本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鉴于上述复杂情况，我外交部亚洲司在1954年12月15日作的“关于亚非会议问题”的内部报告中，作了这样的估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及其发展前途，将是一场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会议开始不久，中国就成了攻击目标
经过各方妥协，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独立国家参与而不邀请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终于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如期举行。29个亚洲和非洲独立国家的34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派出了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高级政府代表团。
18日上午9点30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致宣布会议开幕，并热情洋溢地作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演说。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举为会议主席。18日和19日是会议的一般性发言阶段，先后有22个国家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多数代表发言的基本点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它们是祸害世界和平、产生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呼吁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要求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饥馑和贫困。
但是，伊拉克、菲律宾、泰国等国代表的发言打破了会议初始的平静，风暴骤然降临到中国代表团头上。
18日下午，伊拉克代表穆罕默德·贾马利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说：“当今世界上有三种国际力量威胁着和平与安宁，需要现实果断地加以处置。”他所指的三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宁的力量是“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在抨击了前两者之后，他把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用威胁性的语气警告说，世界上每一个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将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弱小如我自己国家一样的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非常熟悉”，声称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要求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保护。贾马利的讲话如同晴天惊雷，把原本平静的会场搅得火药四射，气氛骤然紧张。据出席会议的中方人员回忆，中国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陈毅元帅听了贾马利的攻击性发言后，非常激动，拿着笔敲打桌子，还是周恩来总理用手安抚他，才坚持听完发言。当然，贾马利的发言立刻获得了美国的赞许，有人甚至恭维他“掌握了主动权”。会议似乎在朝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走向争吵和破裂。
19日，大会的第二天，轮到菲律宾代表罗慕洛发言。他再次挑起矛盾，在批判了一通殖民主义之后，把矛头指向了共产主义，称共产主义是“用内部暴政代替外国暴政”，“对所有的思想和言论进行严酷的控制”。在他的讲话中，共产主义成了一种扩张型的信仰和制度，无法与他人和平相处。他还用总结性语言批判共产主义是“一种新超级暴政、新超级殖民主义、新超级强权”。
接下来，泰国代表旺·威塔雅康亲王在发言中更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认为中国西南的傣族自治区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对泰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说：“我必须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泰国的所谓双重国际人士的态度，换句话说，对泰国1800万人口中的300万华人团体的态度。”这些发言并不是会议的主流精神，也没有得到多数与会国的认可，但这种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不友好的“坦诚”已经使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下面即将轮到中国代表团发言，中国代表的反应会是什么样？会反戈一击吗？这很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来而不往非礼也！面对这样的恶意攻击不可能不予以回击。但如何回击？反过来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宣扬共产主义？这样，正中美国下怀，会议将不欢而散。外交斗争艺术高超的周恩来总理自然不会出此下策。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发展，必须因时而宜，先前拟定的发言稿已经缺少有效针对性，怎么办？周恩来总理一边听着泰国旺亲王的发言，一边在思索着什么，又不停地拿笔在便笺上记着什么。据说，当时会场外正下着暴雨，雨下得出奇大，在热带多雨的印尼也很少见。当时，会议厅的屋顶有一处漏水，雨点甚至流到了中国代表团前的桌子上。也许是才智因情感而激发吧，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就草拟出了下午的发言稿。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又接着整理并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译成了英文。原来准备的发言稿则印发给与会国代表。就是这篇一个小时拟就的补充发言稿扭转乾坤，使会议朝着代表们期待的和平理性方向继续前进。
周恩来总理开宗明义：“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这几句话刚说完，会议刚开始时的沉重气氛顿时化解了，与会者专注地倾听这出人意料的精彩演说，会场的安静程度是“如果掉下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
接着，周恩来总理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针对美国插手中国台湾事务、制造紧张局势、破坏会议成功召开的一系列行为，周恩来总理在发言中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鉴于与会国的情况和要求不尽相同，会议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寻找共同的基础，摒弃分歧。“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
针对有些与会国代表提出的共产主义威胁问题，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针对泰国等国代表提出的颠覆活动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总理说：“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四千多万的几十种少数民族，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最后，周恩来总理呼吁说：“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总理的话音才落，会场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代表们为周恩来总理的和解精神和诚意所打动，为他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所折服。与此同时，会场上发出了一阵桌椅碰撞的噪响。职业敏感的记者听出了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新闻，他们纷纷夺门而出，抢先机，发新闻，便弄出了这样一幕花絮。
周恩来总理补充发言所表现出的冷静和不追求争辩的精神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赞许。印度总理尼赫鲁称它“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巴基斯坦总理阿里称“这是很和解的演说”；埃及总理纳赛尔说：“他是想答复我们昨天所说的关于他的问题。我喜欢他的演说吗？是的。”缅甸总理吴努则表示，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就连曾经把矛头指向中国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演说，十分和解，表现了民主精神”。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作的即席补充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和发展方向，为会议的最后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求同存异”原则和它的倡导者——周恩来也因此载入近代史册，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