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无论就中国或世界的经济发展史而言，都不寻常。就世界而言，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一年揭开序幕，是个拐点；就中国而言，30年改革开放阶段性收尾，也正好面临了内外两种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当然也是个拐点。全球拐点又恰恰是中国转折点组成的一部分，这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也就是过去的30年，跟第二个30年，也就是未来的30年，与全球的互动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称性的联结与对照。
第一个30年的“两大优势”
让我们先谈第一个30年。从1978年到2008年，第一个30年的开局是“两个形势”：（1）邓小平的改革开放；（2）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通过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产权体制的改革，逐步走向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系，极大程度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与此同时，全球化又恰如其时地提供了这一能量释放的巨大空间，使得中国一下子在全球市场中出现了两个巨大优势。
这“两个优势”，不用说，最大的就是劳动力优势，其次则是“透支”优势。所谓“透支”，指的是对环境、生态、资源、劳工、农民权益等所有一切相对“弱势竞争者”的透支。两种优势合二为一，即具体体现在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两个竞争力之上。
“两个竞争力”之一是价格。中国制造的售价往往是竞争对手价格的几分之一，所以如此，就是两种竞争优势的共同结果。劳动力成本低，劳动者素质高，聪明、勤奋、耐劳，都是优势，然而“透支”作出的“贡献”也不低。后者自然不是没有代价的，许多社会矛盾均由此而生。另一个竞争力是“品质”，由于价格太具有吸引力，全球大采购商如沃尔玛等蜂拥而至，并对中国出口产品有了符合世界规格的要求，从而使中国产品的品质大幅提升。
中国制造挟“价格”与“品质”两大竞争力，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在第一个30年结束前，中国已成了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全球使用。于是，全球化就为一个刚刚转型为市场经济的中国，在淋漓尽致地发挥两种竞争优势之后，为其持续拉动增长的出口提供了一个几乎无限的空间。这一切，具体表现在如下成果之上：（1）30年GDP平均年增长率9.8%；（2）外汇储备自1978的1.8亿美元剧增为2008年的1.9万亿美元；（3）数以亿计的穷人脱离贫困。
遗憾面对“两大阻力”
然而，就在这似乎一切堪称满意的情况下，第一个30年的收尾却遗憾地面对了“两大阻力”：一是国际经济发展正在加速形成的大衰退，二是国内社会发展正在明显浮现的大矛盾。
纽约大学鲁比尼教授研判未来全球经济走势认为，（1）期待出现“V”形反弹的机会，是幻想；（2）比较有可能的是“U”字形，衰退期大约两年左右；（3）但也不排除是“L”字形，像日本一样，长达十几年。
至少有三个形势，让我们对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首先是虚拟经济泡沫破了之后，资产缩水，购买力减弱，然后影响到消费、生产、投资、就业；其次是虚拟经济泡沫破了之后，金融体系信贷压缩，使大量优质企业都可能因贷不到款而关闭，对经济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再次是全球大量资本瞬时巨量移动，使各国汇率剧烈震荡，对全球贸易及投资构成极大困扰。换言之，全球经济已非皮肉之伤，已深及筋骨，甚至影响到任督二脉。这个形势，对一向靠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经济当然是巨大阻力。
另一个，即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因环境生态、劳资纠纷及农民权益而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近年来明显增加，无疑也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另一阻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就在这国际经济衰退及国内社会矛盾两大阻力下暂时画下了一个句号。
第二个30年开局面临什么
于是，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2009到2038年）的开局，自然就是承接了第一个30年的收尾。换言之，第二个30年开局有两个新形势：全球经济较长时间的低速或衰退；（2）中国经济社会渐增的矛盾与麻烦。
怎么办？必须因应以两个大调整。一是针对国际经济衰退的，“内需发展策略”。其实，面对着国际经济衰退，每一个国家都跟中国一样，必须回头开发自己的内需，但不见得每一个国家都能跟中国一样幸运。发达国家许多基础建设已经饱和，像日本、西欧；发展中国家或低度开发国家要不是内需市场狭小，就是欠缺足够财力或民间储蓄。中国显然条件比较完备，人口众多，有待投资兴建的基础建设及各种准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住房）项目众多，政府财政与社会储蓄又相对丰裕，都给中国的内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堪称全球少有。
另一大调整则是针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事实上，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一直很重视对社会经济弱势部门的照顾，例如三农政策、节能减排、劳工法律等，总其成的就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两个核心政策理念。
未来的挑战在哪里
调整的大方向固然正确了，要具体推动落实，显然也将面对巨大的挑战，主要有二，一是外在的，另一是内在的。
就外在形势而言，中国有“危”有“机”。必须注意，美国作为唯一的拥有超级强权地位的国家，比如美国拥有全球唯一“印钞权”的垄断地位，似乎正开始受到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甚至挑战，但美国同时又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及最大的军事强国。因此，今后国际的和平与安定或不免增添一些变数，中国须谨慎排除各种可能风险。另一方面，在全球召开一系列国际金融峰会、努力重建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也拥有了比过去更强的实力去争取话语权、参与权及游戏规则制订权，这个机遇，中国要好好把握。
此外，一如我此前在周刊专栏中指出的，中国的内需发展战略还可以而且应该扩大延伸为一个更大的“泛亚洲概念”，中国可以同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共同合作，善用本地区所拥有的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推动世纪性的泛亚基础大建设，不但可大力拉动中国及亚洲的内需，更可以为未来较长一段期间的国际经济大衰退注入强而有力的活力。所以，面对外在形势的大挑战，中国一要“化危”，二要“抓机”。
至于内在经济社会诸多失衡现象的调整，显然已有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大政策理念的提出。但要好好落实，恐怕也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包括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改革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也是大挑战。
第二个30年的两个“审慎”
最后，对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也可以作一些展望。国际方面，美国独霸的超级强权的单极时代，从冷战后算起，到2008年应已告一段落，世界最终将形成一个多元多极的国际新秩序。但从“单极”到“多极”，绝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中间有个过程，过程中将不免出现众多势力的博弈与斗争。所以，全球或将不免进入到一个比较紊乱的阶段。因之我的评估是审慎悲观。
就中国而言，内需发展战略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次一个30年的巨大优势，善加把握，不仅有利于中国稳住一个相对高度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可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使中国顺理成章地在下一个30年中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能量与地位。所以我的评估是审慎乐观。
美国、欧盟、中国，都有机会在这个群龙无首的乱世脱颖而出，主导全球朝一个更好的“吉”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