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巨大阴影下，中国政府宣布未来两年投资四万亿元振兴内需，以确保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此一决定备受国际关注及肯定，因为它有利于全球对抗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反景气循环”的对策中，中国罕见地调整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与属性：（1）将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调整为“适度从宽”；（2）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调整为“积极”。换言之，不但宏观调控明显地转为“扩张性”的方向，财政政策也将承担起更关键的角色。
在“反景气循环的对策”中，本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各自有不同的角色与任务：货币政策优于控制物价，一如过去一两年人们看到从紧的货币政策对稳定物价的效果，但对刺激内需，效果未必明显，目前各国均持续调降利率，及日本长期维持零利率，均为显例。振兴消费与投资，主要还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在判断物价基本已受控制，内需又亟待刺激下，大胆调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方向，十分果断明智。
两年折合约六千亿美元的庞大支出计划，不仅中国，在国际间也是罕见的，其能拉动内需，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一定程度的贡献，应属必然。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庞大支出，多须依赖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的操作，因此，如何能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及防止腐败的发生，亟须作好配套的机制。出手更快，出拳要重之外，出招也要讲究准、精、省，要重视效率，更要防腐。
对中国而言，这次“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大变局，除了是“危”，必须妥善化解，更是个“机”，应该好好把握。谨提出几点思路，供参考。
一、内需的“非公化”。一般传统内需政策，都是政府通过税收及发行公债，筹措财源，然后编列预算，并由公共（政府）部门执行。
其实，许多基础建设及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不一定都要靠政府“亲历亲为”。以发达国家为例，普遍灵活运用BOT（建设、营运、移转）机制，引入民间资金，这一方面大大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通常也提高了资源运用效率，再者也可降低腐败几率。目前中国社会储备丰裕，让更多民间资本投入理论上是有利可图的建设，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关键是在搞好一套相关的政策、机制与法制。这是软建设，同样重要。
二、内需的“区域化”。说得明白点，就是将“中国内需”扩大延伸并覆盖到“泛亚”地区。换言之，就是在地缘上以中国为核心，将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视为一个整体地理板块，构建泛亚基建大架构。这个地区，全球外汇储备最丰裕集中，过去，以之购买美国国债，最终运用花费在美国境内。现在，整个亚洲都亟需建设，何不通过发行亚洲债券的方式，进行泛亚大建设。这不仅可以拉动中国内需，也可以拉动亚洲内需，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亚洲，也有利于全球。
三、内需的“国际化”。这次全球经济大衰退，估计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全球资本即便挤去了泡沫，仍然十分巨大，苦于缺乏投资机会。中国内需或泛亚建设的“内需”，除了可以靠本国或本地区的资本把住之外，同样可以通过开放国际标，大规模地引入全球资本。一如上个世纪，美国也是引入大量国际资本进行美国建设。“世纪性的全球大衰退（上一次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理论上只能靠两种方式解决，一是战争（上一次靠二战），一是建设。人类不该重蹈覆辙，因此只能有一个选择，而中国及泛亚大建设就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对中国而言，既是“化危”又是“抓机”——世纪性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