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忙活起来了，我们要把那么多财宝搬到岸边，要在陆地上走将近一英里，然后坐小船划三英里的水路运到伊斯班袅拉号上去，这活可不算轻松，因为我们人太少了。至于留在岛上的那几个人，我们并不太担心，只要派一名岗哨在山顶上，就可以确保我们不会遭到他们的突袭。再说我们都觉得他们已尝够了厮杀的滋味了。
因此我们的工作进展很快，葛雷和本·葛恩负责划着小船往返于朗姆酒湾与伊斯班袅拉号之间，其余的人则把财宝堆在岸边。一个大人走一趟只能把两锭金条搭在身上运走，而且只能慢慢走。而我因为力气小，扛不了什么，所以就留在洞穴里，忙着帮他们把铸币装进面包袋。
这里收集的铸币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跟比尔·彭斯箱子里的一样。不过面值大多了，种类也更丰富了。我觉得整理这些钱币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这些铸币中有英国的金基尼、双基尼，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龙，葡萄牙的姆瓦多，威尼斯的塞肯，还有最近一百年欧洲各国君主的头像，甚至有古怪的东方货币，上面的图案像是蛛网一样；有圆的有方的，还有的中间带孔，好像可以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我觉得全世界的货币都能在这里找到，而且数量巨大，简直跟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一直弯着腰，手不断地整理着，一天下来疲惫不堪。
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干着，每天都把一大笔财产装上大船，而晚上洞穴里都有一大笔财产在等待明天得到装载。在这段日子里，那三个反叛分子简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
一直到最后那几天，大概是第三天晚上，大夫和我登上一座小山顶散步。我们可以在山顶上看到岛上的低地。这时，从黑乎乎的山下吹来一阵风，传来一阵不知是尖叫还是唱歌的声音。我们只听见了一小段，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寂。
“愿上帝宽恕他们，”大夫说，“是那些反叛分子！”
“我想他们都喝醉了，先生。”西尔弗在我们后面说。
现在西尔弗可以说是自由自在。尽管大家都对他冷眼相待，可他还自认为是一个拥有特殊待遇的朋友和随从。他丝毫不在乎大家的轻蔑，始终低三下四地讨好每个人，即使遭到拒绝也毫不灰心，他这种本事可真是无人能比。然而，现在大家对他可不比对一条狗客气多少，只除了本·葛恩，因为他至今仍对昔日的舵手怕得要命。另外还有我，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感谢他，尽管因为我曾目睹他在高地上策划新计谋，打算出卖我，我也能找出更多的理由比任何人更恨他。鉴于此，大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
“喝醉？恐怕他们是在说胡话呢。”大夫说。
“没错，”西尔弗随声附和道，“不过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们没关系。”
“西尔弗先生，你可千万别指望我把你当人看，”大夫冷笑着说，“所以你大概会为我的想法感到吃惊。我肯定他们中现在至少有一个人在发高烧，要是我能肯定他们是在说胡话，那我就一定要过去，尽到我大夫的责任，去挽救他们的性命。”
“恕我直言，先生，你这么做会惹大祸的，”西尔弗说，“我确信你会因此没命的。现在咱们并肩而战，我不想看到我方的力量被削弱，更不想你遭遇不测，要知道我对你可是感恩戴德呀。你要知道，山下那帮人可不是什么讲信义的人，再者说，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好心的。”
“这倒是，”大夫说，“我们可领教过了你是个讲话有多算数的人啦。”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得到的那三个人的消息。还有一次，我们听到老远一声枪响，我们猜想他们是在打猎。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把他们扔在这个岛上。本·葛恩和葛雷坚决拥护这个决定。我们给他们留下相当多的弹药，一大堆腌羊肉、一部分药品和其他必需品、工具、衣服以及一张多余的帆和十来英尺绳子。大夫还特别提议我们，给他们留下了很多烟草。
在岛上我们已经无需再做什么了，我们把财宝装上了船，也储备了足够的淡水，还把剩余的山羊肉也带走了，以防万一。在某天早上，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我们终于起锚登程，把船驶出北汊了。那面曾经被船长升上了屋顶的英国国旗终于又重新飘荡在大船的上空了。
不久我们就发现，那三个家伙比我们料想的更为密切地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在船通过海峡时，我们曾离南面的陆地非常近。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一起跪在那里的沙尖嘴上，双手举起，苦苦哀求。看见他们这样悲惨，我们都有些不忍心。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慈悲而再冒一次险。再说就算把他们带回国去，也是要把他们送上绞架，那也不算太仁慈。大夫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我们给他们留下了不少东西，然后告诉他们应该到哪里去找。可他们还是呼叫我们的名字，哀求带他们走，不要把他们留在这个鬼地方。
最后，他们看船不但没停下，还越走越远，眼看着听不到喊声了，其中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人就抓起枪朝我们放了一枪。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西尔弗头顶上飞过，在主帆上打了个窟窿。
于是我们不得不躲在舷墙后面，一直到沙尖嘴上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为止，渐渐地，连沙尖嘴看起来也变得模糊了。我不知道那三个人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将近中午时分，终于连藏宝岛最高的岩峰我们都看不见了，这一切使我无比兴奋激动。
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了，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得出把力。只有船长躺在船尾的一张垫子上下命令。虽然他的伤势大有好转，可还是需要静养。我们朝离这最近的西属美洲的一个港口驶去，因为如果我们再不补充水手，返航时恐怕会有危险。由于风向不停地转换，再加遇上两次大风浪，到达那个港口时，我们都已经累垮了。
太阳落山时，我们在一个陆地环抱、景色优美的海港里下锚停船。立即有许多小船上来围住我们，船上的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纷纷向我们兜售水果蔬菜，并且愿意表演潜到水里去捡你扔下的钱币。那些面带微笑的人，热带水果的风味，特别是华灯初上的小镇景象，让我觉得可爱万分。这跟我们在岛上时那种杀机四伏、血雨腥风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夫和乡绅准备带我上岸去玩一个晚上。他们在城里碰到了一艘英国军舰的舰长，然后跟他聊了起来，最后还到他们的军舰上去了。总之，我们玩得很尽兴。天快亮时，我们才回到伊斯班袅拉号上。
甲板上只有本·葛恩一个人。我们一登上大船，他就开始急着向我们忏悔。西尔弗跑了。几个小时前这个被放逐的水手放下小船放跑了他。本·葛恩要我们相信，他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说，要是“那个只有一条腿的人留在船上”，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他手上的。可事情还没结束。高个子约翰·西尔弗不是空手走的。他趁我们不注意凿穿舱壁，偷走了一袋价值三四百基尼的金币，我想他不必为今后的生计发愁了。
我确信我们大家都为如此轻易就摆脱了他而感到高兴。
长话短说，我们又招了几名水手，平安地返回英国。当我们抵达布里斯托尔时，布兰德利先生正想组织一批人来接应我们呢，整艘伊斯班袅拉号只有五个人回来了。“余下的都死于酒桶旁，见了阎王。”这句话成了真。当然我们的遭遇还没惨到像另一首歌里写的那样悲惨：
七十五个汉子驾船出海，
只剩一人活着回来。
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丰厚的财宝。每个人到底怎么花这笔钱，是非常不同的。斯莫列特船长退了休，再不出海了。葛雷不仅没有乱花他的钱，还更加努力地钻研航海技术。处于一种非常强烈的想成功的心愿，他现在是一艘装备优良的大商船的合股船主兼大副，他还结了婚做了父亲。至于本·葛恩，他在三个星期内就把自己分得的那一千镑花光或丢掉了。还不到三星期，准确地说，只有十九天，因为第二十天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乞丐回来了。于是出现了他在岛上时最担心的局面：乡绅果然给他找了一份看门的差事。他一直活到现在，乡下的孩子们很喜欢他，总是寻他开心。而每逢星期日和教会的节日，他总会到教堂里唱上一曲。
至于西尔弗，我们再也没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这个可怕的瘸腿海盗终于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不过，我相信他一定带着“弗林特船长”找到了他的黑老婆，或许过得还挺舒服。我觉得他也舒服不了几年了，因为要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没那么容易过上好日子。
据我所知，直到现在，银锭和武器还在弗林特原来埋藏的地方。当然我宁愿让那些东西永远留在那里。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都不可能回到那座该死的岛上去了。我老是在最可怕的噩梦中听到那种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有时我会从床上猛然惊醒，而在我耳边仿佛还激荡着“弗林特船长”那尖锐“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的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