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德内容丰富，传统武术独具特色的教学训练体制--师徒制、“言必信，行必果”的职业形象、“和而不同”的中庸方法论等等，都深深的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仅以抱拳礼为例，就可见其一斑。“抱拳礼”要求：并步站立，左手四指伸直并拢向后伸张，大拇指内扣为掌；右手五指卷紧，拇指压于食指、中指第二指关节上为拳，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两臂撑圆，拳、掌与胸间距离为20-30cm。“抱拳礼”既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即礼貌和礼节，又表现为内在的精神，即右手握拳，寓意尚武；左掌大拇指内扣，表示谦虚，虚心向对方请教，永不自大；左手掩拳，寓意崇德，以武会友；左掌四指并拢，寓意四海武林团结奋进；两臂屈圆，寓意天下武林和谐统一于一家。从更深层来讲，简单的一个“抱拳礼”，还蕴涵着“克己复礼”的儒家道德观、“崇文尚武，文武兼修”的系统整体观以及“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练功宗旨和“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等精神内涵。
（二）武术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武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道家对道的崇尚，影响了中华武术终极目标的确立；“反动与弱用”思想是众多拳术的战略战术方法论；“复归于无极”的思想，是传统武术心理训练的根本原则；道家的养生理论是传统武术内功修炼的主要理论指导。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道是一个深奥而又平实的概念。宇宙创生之道，天道、人道、武道、剑道、茶道、师道等等，充分显示了道在古代文化中的分量。“道”，是武术运动的最高境界；“无”，是对拳手实战心态的高度要求。对于“无”的强调，太极拳运动的表现尤为突出。“心中一物无有，极有虚灵，一有所着，则不虚不灵，惟静以待之，养其诚以至动静咸宜，变化不测。”李小龙所讲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就是道家“无”的思想的现代表述。李小龙认为，真正的有法，乃是无之法；真正的有限，乃是无之限。“截拳道是没有形式的拳道，它没有门派之分，它所谓的‘截拳道’只不过是为了便于称呼而己，但它却顺应任何门派，因为截拳道蕴含着其他门派的精技，并择用任何门派的技法去全力以赴，从而重创对手。”可以看出，李小龙真正明白了“无”的深刻含义。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就是说，反动与弱用，是道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老子认为事物总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反动与弱用作为老子道家的方法论，对传统武术的影响至深，是武术技击的主要理论基础。武术中的攻防转换技击原理，是老子“反着道之动”思想的写照。同时，传统武术的“后发制人”、“以柔克刚”等理念，便是老子“弱用”思想的体现。老子云：“复归于无极”，即回复到宇宙最原始，无形无象的本体意思。在传统武术中，“复归于无极”，是武术训练的终极目标，是传统武术家们的理想归宿。拳家为术的最高境界，是以无为有，无中生有。无即母，是拳法的根本。拳家的训练，是从对成法的学习与训练开始，但要渐趋于无。拳术之应用，既有法又无法。对拳术之法的理解，既可无中观有，也可有中体无。“复归于无极”，凸显了道家思想的超越追求。“复归于无极”的训练思路，则使传统武术的习练者在运动实践中更为重视本能开发与内在超越，乃是老子道家思想对传统武术训练目标与训练方式的方向性指导。明清以来，道家思想理论逐渐被武术家们所学习、掌握、吸收，并进而成为武术（特别是内家拳）的技击原则和理论依据。武术家们以“人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为指导，刻苦习武健身、修心、养性；以“德”自律，培养自己的武德和高尚情操。在技击原则方面，提倡“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太极十三势行功歌诀》云：“转变虚实须留意，气遍身躯少少滞，静中能动动犹静，因敌变化示神奇。”如何因敌变化呢？武术家说这就是要做到从人而不由己，“从人则活，由己则滞”；“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显然，这种技击原则的理论依据正是道教哲学提倡的无为、主静、守雌、贵柔。《老君二十七戒》中说：“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道德经》说：“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内家拳贵柔持静的原则即源于此。
武术中还有许多理论概念亦源于道家思想。这些理论概念，有些原属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但长期以来主要被道教吸收和发展，已经成为道教身心修炼理论和哲学思想体系的有机构成。《老子》二十八章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谷）……恒德不戒，复归于无极。”这是“无极”一词的最早出处。极，尽也；无极，无尽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宇宙生成图式见于《易传·系辞上》。后来，道教徒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古代哲学理论，故有了隋唐时期道教经书《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太极先天之图》，有了宋初道士陈传的《无极图》，有了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的《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图。宋代周敦颐在这些道教经书的基础上，写出了《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五行--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描绘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这样一种宇宙万物生成与发展的理论。太极拳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编创而成的。王宗岳的《太极拳论》指出：“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武当武功·概述》中说：“太极拳寓意于阴阳之内，起于阴阳之初，变于阴阳之中，以应阴阳、太极之象。”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以及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都采纳了道家的导引术。“形意拳之道无他，神、气二者而己。丹道始终全仗呼吸，起初大小周天，以及还虚之功者，皆是呼吸之变化耳。拳术之道亦然。唯有锻炼形体与筋骨之功，丹道是静中求动，动极而复静也……丹道与拳术并行不悖”。孙禄堂先生关于拳术与丹道及整个练养技术的关系，进行的详细的论述，于此可窥见传统武术融合道教练养术之一斑。
（三）武术与兵家思想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兵家思想对传统武术的技战术方法论，始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古代许多颇有建树的武术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军事家。著名的爱国将领岳飞创编了岳家拳，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撰写《纪效新书》，创编长拳三十二式，他对军事战争和武术技击均有独到的研究。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庭，早年也是一位军中将领。
传统武术中许多技战术理论均源于兵家思想。采莲手的“以不变应万变”、太极拳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等技术方法，源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兵家思想；拳谚中所说的“受快打手迟，知打不知”战术思想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的真实写照。唐朝著名兵学家李荃认为“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太白阴经·数有探心篇》）、“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见利则起，无利则止。”（《太白阴经·作战篇》），他的这些思想用于传统武术中，就是扬长避短的战术思想。传统武术讲究：腿法不足，要尽可能避免与敌而贴近对手；手法不足，则要尽可能避免近身与敌硬拼；空手对器械，则要远近分明，使敌远而不能有效攻击，近而无法施展其器械之长。孙子云：“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这一思想是传统武术“因敌而制胜”战术的理论依据。“夫用兵者，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孙子兵法·虚实》）、“夫兵形象水，水之，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兵家的这种“避实而击虚”，也被武术家们灵活运用与武术实战技击之中。正如陈鑫所说：“如人来击我，其势甚猛，我则不与之硬顶，将肪与身与步一顺身卸下，步手落彼之旁面，让过彼之风头。彼之锐气直往前冲不顾左右，且彼先前之力气，徒然转之横而无力，易乎不易？吾故曰：克刚易，克柔难”。中国传统兵家学说讲究“示形而误敌”，就是指通过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与不意，陷敌于丧失优势与被动的苦境，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一理论用在武术实战技击中，就是“指上打下，声东击西，近而示之远，能而示之不能，欲左先右，拳骗而腿击，假摔而真打”等等。《八卦掌歌》中说道，“此掌人大不同，未击西来先声东，指上打下就得知，卷帘倒流更神通”。形意拳主张形不破体、力不出尖的诱打方法，要求“站近敌人之身旁，成三角斜形式，占左进右，上右进左，进步进身灵活要快，形似蛟龙翻浪滚……看正似斜，看斜似正，发手莫有形，身动勿有势”。另一方面，孙子特别强调“以奇胜”，讲究“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始计》），这种思想也被传统武术所借鉴。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兵家思想，对于武术技战术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四）武术与佛家思想
尽管佛家传入中国远远晚于中华武术的悠久历史，但佛家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却不容忽视，闻名于世界的少林功夫是最好的例证。佛家的禅定被武术移植为内功修炼的一种方法。“禅”是梵语Dhyana音译“禅那”的略称，汉译是思维修、静虑、摄念，即冥想的意思。用现代话简要地说，禅就是集中精神和平衡心理的方式方法。与禅的涵义相应的梵语还有Samadhi，音译三摩地、三昧等，汉译作定、等持等。“定”是令心神专一，不散不乱的精神作用，或指心神凝然不动的状态。一般地说，定是修得的，是禅修的结果。有时，“禅”也当作定的一个要素，被摄于定的概念之中。这样，在中国通常是梵汉并用，称作“禅定”，禅定成为惯用语，被视为一个概念。实际上，禅定的主要内容是禅，是通过坐禅这种方式使心念安定、专一，其关键是静虑、冥想。因此，通俗地讲，禅定，就是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外禅内定，专注一境。禅定不一定能悟道解脱，但要悟道解脱却离不开禅定。传统武术通常把禅定作为一种内功功法，“少林内功一指禅”、“金刚禅”、“空劲气功”、“峨眉十二桩”、“马家气功”、“六字功”等，以及少林武术等拳种流派中移植于或者脱胎于佛教禅定的站桩、静坐等内功功法，至今仍是重要的训练方式。禅定的治病、强身、益智等功能，强化了武术的体育功能。传统武术训练中，也常常运用禅定来“破生死关”，来培养习武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禅修是佛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是指在安静的环境中和正常的生活中，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樊缘和杂念，集中精神，进行不断地修习，以达到禅的境界。从狭义上来说，禅修就是坐禅，修习禅定，“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从修心开始，把心放置在选定的专注物上，如气息的出入，想象的白色光点等，让它安住于当下，保持一种开放、轻松自在及光明的境界，不试图阻断念头，不抱有任何期望或担忧，也不追随过去或未来的念头。禅修，一般不出乎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与调心五个要素，而以后三者更为重要。平常讲禅修是指坐禅，就是以打坐的姿势来修禅，除了坐姿以外，还有行走、站立、躺卧等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行禅、立禅和卧禅。用佛家禅修之思想原理来指导武术训练，从而使武术训练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佛教禅修方式。武术之禅修，是一个由迷转悟、转识成智的过程。少林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禅武合一”，少林武术有“十禁”、“十戒”，这是少林武术所特有的带有禅修戒律特色的武术道德规范。意拳所谓的“一法不立，无法不容。拳本无法，有法也空。存理变质，陶冶性灵”等理念，也暗含有禅修的基本思想。武术禅修，其实质上是以佛家的修行思路来对习武者所进行的心理训练。
二、武术与中医
中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华武术，源远流长。二者融会贯通，互补互促，交相辉映，联系密切。“拳起于《易》，而理成于医”，这句古语科学地说明了武术与中医的关系。中华武术和中医这两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确系一个整体，即中国文化“黑箱”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最高境界都是注重对“道”的探索，对生命的感悟。中医先从人体生理学、病理学和解剖学等基础理论方面、中华武术后在健身、养生、训练和技击的实践方面，实现了二者的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医经典巨著《黄帝内经》在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中华武术则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医学的有关内容。
中国历史上，大医学家往往也是大武术家，医武兼修之人，最早可上溯到东汉名医华佗。众所周知，华佗发明了中华武术的鼻祖“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民间盛传其亦精通武术，曾运功以一指点穴法治愈大将尉迟敬德的肩痹风。到了南宋末年，更有全真教全真七子，其中又以丹阳子马任与长春子丘处机最为突出，针灸学上著名的“马丹阳天星十二穴主治杂病歌”即为丹阳子马钮所撰；长春子丘处机后来还担任成吉思汗的医疗健康顾问。武侠文学大师金庸先生还根据这段史料写出经典名著《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在这两部小说中，他们的武功与医术更是相得益彰，出神入化。到了清朝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既是大医学家又是大武术家的人物。随园老人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与《随园诗话》中，就记载了两位这样的人物：徐灵胎与薛生白，但对他们的武术事迹记载得比较简略，仅仅是叙述到“以至舞刀夺架，勾卒赢越之法，靡不宣究”。倒是有一本叫做《虞初广志》的书，对薛生白的武术事迹记载得颇为详尽。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医学家兼大武术家傅山先生。据史料记载，先生精技技，擅剑术，尤长于醉拳，著有《傅氏拳谱》。梁羽生对傅山先生更是推崇备至，在他的《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等小说中，都将傅山浓墨重彩，极尽渲染，民间还流传有“傅青主飞笔点太原”的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