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日本人的武士之道
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我们从现在的影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两个情节：一是侵华日军头目办公室座椅后墙上必挂“武运长久”，二是战败的日寇官兵宁可提刀自杀效忠天皇也不当俘虏。这就是“武士道”的写照。日本人的“武士道”，是有历史渊源的。
公元7世纪左右，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时期。日本开始效仿、学习大唐的做法，大批的“遣唐使”陆续到达中国。后来日本开始了名为“大化改新”的封建化改革。改新，当然是好事，但不切实际地盲目学习唐朝的土地制度就有问题了。弹丸之地的日本，没有中国那样大量的土地，结果直接导致土地兼并，地价上涨，赋税提高。由此，日本官员们又学到了中国一个更致命的制度——高薪养廉。这种制度最大问题就是：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可以不纳税。
在中国，这种制度导致了大量土地兼并，但中国还有一套强大的官员任免机制，可以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当时的日本刚刚开始封建化改革，人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自然难以做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结果就是地方权力急剧膨胀，贵族和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并且自己派人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就被架空了，天皇被一群文官们捧上了神坛，既然是神，那就不能食人间烟火。朝廷大权全被文官们夺走了。
天皇虽然名为神，却对“俗世”深深地眷恋，这样就和他的代理人——文官们发生了冲突。双方头脑都很清楚，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纷纷寻找军队的支持，可当时日本常备军不多，但呼啸乡里的土豪们倒不少。而且土豪们有权有势，垄断了地方的财政，只是土豪们终究名不正言不顺，纷纷也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于是，一些土豪和文官勾结在一起，另一些土豪找了天皇。天皇一看手中有东西了，就想和文官们拼一拼。好早日发挥主观能动性，直接主政。双方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如暗河的水在土壤的深处涌动。
斗争的棋子当然是武士们，但随着武士力量的壮大，棋子最终变成了棋手，而原先的棋手天皇和文官们却沦为了棋子。公元12世纪，源赖朝终于击败了所有对手，统一了日本各地的土豪。
统一后的源赖朝开始发愁了，究竟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动摇？源赖朝想前想后，决定建立武士们的政权，于是第一个幕府在历史上诞生了。
幕府初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行政体系，称“主家——御家人”制度（这套制度主要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基础之上），所谓主家指的就是武士们的首领——征夷大将军，所谓御家人则是那些土豪们，将军从理论上将土地赐给土豪们，武士们则要为将军“奉公”，即在战争时期出动部队为将军而战。这套简陋的制度，很快就暴露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武家政权是一套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制度，制度本身依赖大量的闲置土地，以便用来分配，一旦闲置土地用尽，势必会引起政治震荡。另一方面，这种将军权下放的制度，很不利于中央集权，法律在事实上失去了效力，完全依靠将军个人权威和将军相对军事优势实现，一旦将军没有权威或者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套体系也将失去效力。这两点是直接导致日后武士政权长期战乱不断的根本诱因。
既然政府都建立了，那么土豪们也得换个名字，土豪们找来中国典籍，发现“士”是个好词，大家一起改名“武士”，并将整个群体称之为“武家”。从此，武家政权开始了对日本800年的统治。
光改名无疑是不行的，土豪们就是土豪，全然不懂礼仪之类的东西。源赖朝的堂哥源义仲攻入京都后，将土豪作风也带了进来。有一次，一位贵族来拜访源义仲，源义仲赶紧让人取来大碗盛了满满一碗饭菜，菜堆得高高的，送给贵族吃。日本贵族强调食不厌精，哪见过这阵势，但又不好不吃，勉强吃了几口后，匆匆离开，一出门立刻大骂乡巴佬。武士集团的首领尚且如此，中下级武士的风范可想而知。源赖朝只好规定一些简单的武士礼仪，好让这些土豪们不要变成老鼠过街，于是“武之道”应运而生。源赖朝要求武士们将中国禅宗极严格的修行精神融入日常的训练中，同时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引进武士道，要求武士们具备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的品格。
当时，武士们的举止虽然粗鲁，但比起奢靡、腐败无能、不思进取的文官，还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客观地看，武士道精神对当时的社会，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镰仓幕府的统治并未给日本带来和平，一方面是由于军人政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此刻东亚大陆元帝国的诞生。而日本一向推崇汉文化，以宋为正朔，对元使不屑一顾，甚至斩杀元使，倒不见得日本对宋有多深的感情，主要是日本当权者不懂蒙古人的实力，误以为看似落后的元可欺。忽必烈很快就对日本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派遣大军登陆日本，试图一举歼灭日本，但蒙古骑兵的优势在山地为主的日本根本施展不开。同时，元军以轻骑兵和轻步兵为主，与日本的重骑兵较量毫无优势可言，加之日本海上的台风，也对元军船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此风被日本无限扩大，成了“神风”。最终，元军两次征日都惨败。
元朝对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日本的国力也大受影响，镰仓政权实力受重创，由于战后土地恩赏不均，很多出兵的武士们基本没有得到土地，幕府权威下降，对全国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权。
这样的好机会，被早已失去权利的天皇——文官集团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中国的宋儒们发明了“理学”，提倡正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并未传播开来。不想这一学说被日本人引进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后醍醐天皇最喜欢这种思想，在日本大力推广，试图复兴天皇当政的岁月。这一切与日本国内武士对镰仓幕府的厌恶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内战。
内战的结果是足利尊氏取得了胜利，但内战的过程更重要，因为此间对日后武士道发展产生一些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都在大幕拉开后粉墨登场——日本武士的楷模：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匪头子。其靠在京城附近的主要道路上征收“过路费”，豢养了大量家兵，谁敢来查都没好下场。久而久之，连天皇都知道他们家了，于是被天皇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了勤王的义军，联络了几支山贼部队。虽然是标准的土匪武装，但幕府派兵居然镇压不了，倒不是土匪们有太强战斗力，主要是幕府军队战斗力太弱，喜欢华而不实的单挑，土匪哪跟你讲这个，直接蜂拥上前，先要了军爷的性命。加之大群山贼恣意劫持幕府运往前线的物资，也打了几场说得过去的仗（相对于天皇的正规军而言），成就了他在日本历史上“军神”的威名。最终与足利尊氏在凑川决战，以700人大战足利军的2万人，结果自然不用多想。但他对天皇还是很忠心的，熟悉二战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出动“大和”号特攻的战斗，被命名为“菊水”特攻，每艘特攻的大舰上都悬挂“非礼法权天”旗，这个“菊水”就是天皇御赐楠木一门的家徽，而“非礼法权天”则是楠木正成在凑川打出的旗帜，意思是错误不胜真理，真理不及法度，法度不上权门，权门不若天子，忠君爱国之意。愚忠得一塌糊涂，这些行为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日后为人所利用。
足利尊氏，也是武士名门之后，但就是名门之后导致了他被人排挤，遭人猜忌，在镰仓幕府中实力虽大，但一直很压抑。于是他不顾镰仓幕府的头子，就是他的小舅子，直接反叛，配合另一位反叛的将领新田义贞，剿灭了镰仓幕府。后来看到这个天皇也不太能成事，野心又大了一点，直接背叛天皇，把天皇赶出了京都，再扶持一位新天皇，开幕府，史称室町幕府。他的行为虽然为很多人诟病，但也算一代枭雄。日后，他这种下克上的行为被很多有野心的军人所推崇，并使得“反叛”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道风景。
后醍醐天皇一生都很委屈，远没有他今天的那些侄儿孙们风光，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从一座山逃到另一座山，反对每一个武士首领，结果当然悲惨，被逼退位，但就在这一刻，他还抖了个机灵，带着所谓的天皇象征，跑到吉野开了个小朝廷，史称南朝，与在京都的北朝并称南北朝，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分裂。这位终生和武士集团对抗的后醍醐天皇，成为日后倒幕维新时期，天皇至上理论的依据。
室町幕府是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开幕的，外有南朝的攻伐，内部的各个武士集团也为了各自利益大肆叛乱，甚至连足利尊氏的弟弟和儿子都叛变到南朝。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反倒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仅限于理论。大量的事实案例填充进武士道的理论中，武士道理论开始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崇尚儒家理学，确定大义名分，要求武士们在努力提高自身武艺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自身文化的修为，对主家要有主见，不要盲从；另一派则强调佛家真性情，要求武士们办事要盲从，强调态度问题，什么事先干了再说。这两派在武士中流传甚广，一般下层武士更容易接受佛家思想的武士道，而中上层武士们则容易接受儒家武士道。武士道，在室町幕府基本成型。
室町幕府在混乱中度过了近200年，将军的实力不断被削弱，最终在将军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大问题。1467年，足利家族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继承战争，史称“应仁之乱”。各个武士集团脱离了幕府的控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国时代开始了。
战国时代的特点只有一个字——乱，君臣、父子、兄弟，一切社会伦常、一切社会制度都乱套了。各方势力纷纷抬头，无论僧人、商人、土匪、强盗、海盗，只要有兵的都是英雄。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能耐，主要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自称英雄。这一切，直到在京都附近的尾张（今爱知）出现了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武士，才告结束。信长用各种恐怖手段，歼灭了一个个武士集团，祭出各色新式武器：三段射的火枪队、火炮、铁甲舰等摧毁每一个反抗势力。这位恐怖的霸王终极目标是取代天皇，但这一切，都随着1583年本院寺内冲天的火光而告终，信长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他的家臣明智光秀的背叛。
最终终结战国纷乱的，是一位出身低级武士家族的丰臣秀吉。通过继承他的主君信长的事业。丰臣秀吉最终统一了日本，并建起壮丽的大阪城，向天下宣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1592年，已是垂暮之年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取东亚，结果遭到了朝鲜军和明军的打击，被迫和谈。结果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诞生了——日本和明朝的使臣串通好，回国相互欺瞒各自的主子。日本使臣回去后禀报秀吉，说明朝已经称臣了；明使也回禀明神宗，说日本的丰臣秀吉已经称臣了。双方都大喜，尤其是丰臣秀吉，在接见明使时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王，特地穿上了一套不伦不类的朝服，还附庸风雅，在朝堂上抽起了中国的大旱烟袋。结果越听明皇的诏书越不对味，明皇的诏书中主要是对丰臣秀吉改过自新的态度表示了肯定，并且勉励这位称臣的“日本王”，要好好的代明朝管理日本，干好了还能来中国走走、看看。秀吉又一身明朝的朝服，恰为此诏书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秀吉大怒之余再令出兵，结果遭受惨败，郁愤不已，于1598年病死。
丰臣秀吉为儿子丰臣秀赖留下的是一片衰败的日本。最终，天下被德川家康夺取，建立了江户幕府。日本武家集团统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战乱的岁月，德川家康记忆犹新，他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制定了武士的全新法规：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各个武士集团首领定期来江户居住，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控制，严格控制各个武士集团的军队规模，江户幕府开创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在这和平时代，武士道最终形成。
1716年，僧人山本朝常的个人访谈录《叶隐闻书》成书，这本书堪称佛道武士道的集大成之作。山本朝常极端崇尚几位高贵的“武士”——既有战国时代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也有楠木正成、项羽、关公，还有释迦牟尼、孔子、荀子。本书的最大思想就是盲从思想，基本上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山本朝常个人的观点，大段的篇幅要求武士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主人命令去做就可以了。书中大段文章基本没有任何思想，同时也有很多错误的记载。但有几句话，让人不寒而栗，“所谓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亡，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可谓谬论连连，而且此书前后矛盾，大概是一念向前导致的吧。这些思想当时没引起什么影响，但日后，一个邪魔会从这些尘封的典籍中找到一些东西为己所用。
当时，日本社会真正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儒家思想，德川家康认真研究了中国儒家思想，发现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确保统治的根基，乃是大道。于是先委派一位华裔儒学者林罗山为大学官，总管天下儒学，并且煞有介事的地亲自参与儒家的仪式，以昭显自己有仁心，提倡以德治天下。同佛家武士道思想混乱不同，儒家武士道具备完备的体系，核心思想是仁爱，要求武士以大义为重，对主家以义，对属下以仁。儒家武士道的广泛传播，使武士们开始向文官转变，大批武士沉迷于茶道的芳香，陶醉于连歌和腓句的优美，早已忘却了自己手中的刀。为了支撑这些消费，武士们纷纷从商人手中借钱，抵押自己的土地。
直到这一刻，日本的真正和平才算到来。
【82】李清照的婉约之道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词人，山东济南人，婉约词宗。生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山东章丘，逝于临安，享年71岁。与济南历城人辛弃疾合称“济南二安”。
【一】功名成就
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婚后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她的住所为“易安堂”，李清照也因此自封为“易安居士”。中原沦陷后，与丈夫南流，过着颠沛流离、凄凉愁苦的生活。明诚病死，境遇孤苦。
幼承家学，早有才名，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并著有词论的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文有李清照，武有秦良玉。”早年生活安定，词作多写相思之情；金兵入侵后，遭遇国家巨变，词作多感慨身世飘零。她的诗文感时咏史，与词风迥异。她还擅长书画，兼通音律。现存诗文及词为后人所辑，有《漱玉词》等。主张：“词，当别具一家也”。而她写的词也独具一格，称“易安体”。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名字被用作外太空环形山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