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执行它所担负的崇高使命时，将今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一项国际性的荣耀——颁给了一位来自一个小国的作家。在接受这项荣耀之际，我除了希望谈谈这个国家之外，更希望以一种概括的方式，就诸位嚎慨地加以颂扬的“小说家的工作”向诸位发表一下我的感想。
我国一位作家曾经非常贴切地形容我国为“两个世界间的小国”，这是千真万确的。由于有一个无比动荡、无比坎坷的过去，所以我国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落后。不过，靠着重大的牺牲与惊人的努力，目前，这个国家正以极快的速度，希望在各方面——包括文化活动——急起直追，赶上别的国家。最近，这个国家的文坛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对世界文学有贡献的新作家及优异作品。而这些作家们的努力，也逐渐地引起了世人的重视。正是在这时，诸位在挑选诺贝尔奖得奖人之际，对我国的文学活动作了一番详细的考察。而我国终于有一位作家获得了诸位的表扬，这对我们而言，确实也是一项莫大的鼓励。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里简短而诚挚地向诸位表达这一谢意。
接着，我要就诸位所颂扬的“小说家的工作”，向诸位发表我的看法。对我而言，这个话题更为复杂、困难。既然创作活动实际上只是小说家本人的一部分，则由小说家来谈“小说家的工作”，似乎不可能说出什么惊人的见解。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宁愿相信这一点：所谓的艺术家，要不是指著名的古人，便是指隐遁、沉默的当代人。而且这些人宁愿相信：现身说法的方式，反而会使一位作家无法清晰、透彻地向读者解释他的艺术。这种看法不仅相当普遍，同时更是由来已久。孟德斯鸠早在18世纪便已经看出：由一位作家来评论他自己的作品，绝不可能有什么真知灼见。我还记得当年读歌德作品时，他的信条“艺术家的职责是创作，而非谈论”是多么的深得我心。后来，隔了许多年，我又异常感动地从不幸早逝的天才作家阿尔伯特·加缪杰出的作品中，看到了相同的见解。
因此，在我看来，比较适当的一个做法是：在这篇简短的陈述中，让我用泛论的方式来谈一般的小说家和小说，而避免谈论我自己。千万年来，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里，人类一直用种种不同的语言，互相说着故事。而人们所说的一切故事，都是和“人的处境”有关——从我们远祖在茅舍中、炉火边所说的古老故事，到此时此刻世界各地出版社正准备印制的现代小说，无一不是与“人的处境”有关。而人类所一直乐于互相讲述的，也正是这一种故事。故事的风格与讲述的方式固然会随着时代及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可是，人对于讲故事及转述故事的兴趣，却是永远不变的。于是，故事就源源出现了，而且从来不会枯竭。人们也因而几乎相信：人类自开始有意识以来，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地在对自己讲同一个故事——尽管在外表上，这个故事随着各个讲述者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出无穷的变化。人们甚至相信：人类一直不断地讲这个故事给自己听的目的，就和《天方夜谭》中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能言善道的王后山鲁佐德一样，是想要拖延刽子手行刑的时间，是想要阻止那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命运，是想要延续生命与时间的幻觉。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小说家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是靠着他的作品去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了解自己？是代表所有无法表达自己——或者，因为被生活压垮而无力表达自己的人们发言？要不然，小说家是像那些在走暗路时唱歌为自己壮胆的小孩儿一样，只是自己说故事给自己听？再不然，小说家所以会讲这些故事，只是为了要向我们指出经常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种种艰难险阻，并将我们从混沌无知中唤醒，使我们对生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一位优秀小说家的作品，除了会映照出我们的行为之外，还会指出我们所忽略掉的、我们所应当要做的，乃至我们不该做而做了的一切。因此，我们或许要怀疑：人类是否根本无法从这些故事里——不管是口述的故事，或是写在纸上的故事——找到他真正的历史。我们甚至要怀疑，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会不会完全无法掌握人类历史的真正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究竟是以现代或是以过去为背景，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
然而，有些人会坚持，一个以过去为素材的故事，不仅忽视现代，甚至可以说多少有点回避它。依我看来，历史故事与历史小说的作者决不会同意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他宁可承认，连他自己都不很清楚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刻，是用什么方法，从所谓的现在进入了我们所谓的过去。他甚至宁可承认，他就像在梦里一样，很轻易地便跨进了世纪的门槛。不过，我们只要不断深入地探索下去，必然会发现，过去与现在其实都是以相同的现象、相同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不管是在过去，或是在现代，当一个人在不知情的、非主动的情况下被生了下来，被抛入了存在的汪洋之中，他都要被迫游泳、被迫存在、被迫拥有一个身份、被迫抵御外来的压力与震撼、被迫抗拒各种他不曾预料到，或根本无法预料到的行为——不管是别人的行为，或是他自己的。虽然说光是这一切便已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可是他却还有一项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他必须忍受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一言以蔽之，他必须扮演“人”的角色。
因此，作家发现，即使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那条假想的分界线的另一端，自己也仍是在和“人的处境”互相对峙着。他必须尽可能详细地观察它、了解它。他必须向它认同、必须把它容纳到他的生命里头。因此，在准备讲述一个故事给读者听的时候，他必须以一种尽可能美、尽可能单纯、尽可能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使这一处境变成他那个故事的脉络纹理。
一位作家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他必须按照什么途径、依靠什么手段呢？对某些人来说，是靠着放任想象力；而对另一些来说，则是靠着长期研究历史及社会演化，以掌握其教训。后面这种人试图要透彻了解历史的实体与意义。前面那种人则抱着玩世、游戏的态度：历史在他眼中，就像一位多产的法国小说家所说的，“只不过是用来撑展我作品的架子罢了”。换句话说，一位小说家可以用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从事写作。因为，唯一真正重要、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乃是作品本身。
若想使读者一目了然，一位历史小说的作者可以用这句俗语来作为对他作品的解说：“我思索往昔的时光，心中却牢记永恒的岁月。”不过，不管作者有没有用这句话来解说，作品本身的存在即已明白表达了这个想法。
然而，说到底，上述的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关于技巧、品味及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不过是和作品有关，或稍微有关的一种知识性的消遣罢了。一个作者究竟是在表现过去，还是在描绘现在，或甚至是勇敢地跃入未来，那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他作品传递给人类的讯息。在这些方面，显然没有法则和规定可寻。每一位作者都以他个人内在的需求，以他个人的兴趣（不管是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为标准。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构思及表现方式。每一位作者都必须为他自己的故事担负起道德责任，同时每一位作者都应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不过，在结束这篇陈述之时，我希望今天的作家们讲给同时代人听的故事——不管它们的风格、内容如何——都不应为恨所腐蚀，都不应被杀人机器的噪音所吞没。它应该是从爱中滋生出来的。它应该是从一种自由而沉静的人类理性中孕育出来的。因为小说家写小说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人和人性。这是最重要的。而这也正是我在今天这样一个隆重的盛会中发表这些感想时，最希望强调的一点。最后，请诸位允许我在此像我开始时一样，再度向诸位表达最深挚的谢意。
一位作家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他必须按照什么途径、依靠什么手段呢？对某些人来说，是靠着放任想象力；而对另一些来说，则是靠着长期研究历史及社会演化，以掌握其教训。后面这种人试图要透彻了解历史的实体与意义。前面那种人则抱着玩世、游戏的态度：历史在他眼中，就像一位多产的法国小说家所说的，“只不过是用来撑展我作品的架子罢了”。换句话说，一位小说家可以用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从事写作。因为，唯一真正重要、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乃是作品本身。
若想使读者一目了然，一位历史小说的作者可以用这句俗语来作为对他作品的解说：“我思索往昔的时光，心中却牢记永恒的岁月。”不过，不管作者有没有用这句话来解说，作品本身的存在即已明白表达了这个想法。
然而，说到底，上述的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关于技巧、品味及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不过是和作品有关，或稍微有关的一种知识性的消遣罢了。一个作者究竟是在表现过去，还是在描绘现在，或甚至是勇敢地跃入未来，那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他作品传递给人类的讯息。在这些方面，显然没有法则和规定可寻。每一位作者都以他个人内在的需求，以他个人的兴趣（不管是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为标准。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构思及表现方式。每一位作者都必须为他自己的故事担负起道德责任，同时每一位作者都应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不过，在结束这篇陈述之时，我希望今天的作家们讲给同时代人听的故事——不管它们的风格、内容如何——都不应为恨所腐蚀，都不应被杀人机器的噪音所吞没。它应该是从爱中滋生出来的。它应该是从一种自由而沉静的人类理性中孕育出来的。因为小说家写小说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人和人性。这是最重要的。而这也正是我在今天这样一个隆重的盛会中发表这些感想时，最希望强调的一点。最后，请诸位允许我在此像我开始时一样，再度向诸位表达最深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