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似。
左和右，是一对儿。有右才有左，反过来说，没有左，也就没有右。比如人的五官，鼻子是只有一个的，就无所谓左右；手，却有两只，于是乎有了左右之分，打起乒乓球来，左边和右边的打法，也不一样。
这是“近取诸身”的事情。左右的分别在身上的影响到底还不太大，但后来却应用到别的事物去了。从汉以来，官职尚右，右就吃了香；“左迁”，那是降官的称谓。李白闻王昌龄左迁，就伤感得要命，“我寄愁心与明月”，他的心竟要伴随王昌龄“到夜郎西”去了。
只有过那么一件事，左胜利了。就是当吕氏专政，周勃要起来推翻诸吕的时候，号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全军都把左臂露了出来，一致拥刘，终于灭了吕氏。那时穿的大概是戏台上那种束带的衣服，没有钉上像今天的五个纽扣，把臂甩出来是容易的，因此用作表态的办法。“左袒”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种表决方法，也许比举手表决法还古老。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似乎也使用过，那时法国服式如何，我不得而知。这种表态法虽然比举手麻烦，但却显得郑重。
左、右派成为改革、激进的代名词，那是在欧洲先出现的。原先也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等到无产阶级登上舞台之后，在旧世界看来，无产阶级当然是左派了。在中国， “苦迭挞”之后，“左倾”便成了最大的罪名，曾经使多少革命者的人头落地。敢说个“左”字的，能有几人？
至于右倾，那当然只能是革命队伍才使用的名词。这样，“左”、“右”就成了斗争的对立面。左也就吃香了起来。“右”成了人人怕沾的字眼。“右”的帽子，曾使几百万中国人将近二十年翻不了身。
但其实，左、右都只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概念，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那么，从左边犯错误和从右边犯错误，都一样是危险的。拿开汽车为例，从左边翻车，未必就比从右边翻下去好一些。但尽管这样，人们宁可左，因为同右离开得愈远似乎就愈安全。于是乎有了一个潮流，叫做宁左勿右。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思想，但却盛行了多少年，
如果一个人在走路，也实行宁左勿右的话，那么，不消说是会愈走就离开正道愈远的。倘有人大喝一声，喂，你向中间靠一靠吧，他大概会照办的。政治上却不这样。不少人爱一个劲左下去，伊于胡底，因为在他看来，要向中间靠，那就是放弃了左，在向右靠拢了，可怕，这样，就没有了中线，“适宜”、“恰当”等字眼也从政治生活中给否定了。
林彪、江青两个帮，利用了这种畸形的心理，进一步鼓吹愈左愈好。于是爆发了极左的大灾难。这一回，甚至索性以人命为儿戏，以丧失他人的人的尊严为乐趣了大灾难后遗症，又何止在一代人身上？捅小刀子，在马路上拦截少女加以侮辱，种种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根子都得追溯到这上头来。
有一件事，我一直到现在，因别人提醒才发现，那就是，“九大”前后许多照相，林彪、江青和他们的一帮总必须坐在左边，一些老帅只能坐在右边，次次如此。实在奇怪。人类历史上有过拜物教，连照相也弄到这地步，不简直成了一种“拜左教”了吗？
大概正由于这样，所以尽管经过了十年的大灾难，宁左勿右的阴魂并不容易散去；任何东西，带上了某种“教”的意味，要改变就不容易了。
现在不是要大力进行经济上的调整吗？这调整，就是为多少年来过了头的东西做纠正的工作。政治上过了头，伤的是人；经济上过了头，还得造成国家的经济危机。只有“退够”。退回到正路上来，才能稳步前进。这叫做正，不是右。但正像有一幅漫画所画的那样，两只眼都长在左边的人，总把正的东西叫做右。这种畸形的眼睛，也到了自己调整调整的时候了吧。
宁左勿右害了国家，害了人民，但决不能说：那么，宁右勿左大概是好的。物极必反，但物反不要必极。像文艺上，过去不给写恋爱不好，一反过来，就什么都得有恋爱才时尚，怪不得中学生要写信给报社叫苦了。当然，我意思不是说写恋爱是右，但生活并非只给作家提供恋爱的材料，比方说，除了爱情之外，还有爱国。在当前，非常迫切需要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文艺也是有责任的。
我真希望，人们能不再在左右两个字上兜圈子或走纲线，那办法，便是实事求是，便是讲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