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规模最大，集历代书法成就之大成的大型书法丛帖《三希堂法帖》，收集自魏晋至明末一百三十五位著名书法家作品，以历史顺序编纂，几乎囊括了当时清廷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名名家名作、墨迹珍品，摹刻既工，选帖更精，成为海内外书法爱好者向往和争购的至尊藏品……
满清政权虽然通过八旗军功征服了整个华夏大地，但在文化上，他们仍然比较落后，入关之始，他们并未立即接受内地久已存在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直到康熙时期，满清政权才比较全面地融入内地的儒家文化社会。康熙、乾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好尚者。尤其是乾隆，传统的诗词书画，他似乎都很有兴趣。他是一个具有较深汉儒文化修养的人。说来非常有意思，中国古代尽管出现了大量的诗人词手，但是，如果按传流下来的诗歌数量计算，做诗最多的诗人竟然是乾隆这个满人。
乾隆不仅能诗，而且也能书，今天，全国各地仍然留存许多他的墨宝。他是一位顶级的书法爱好者，日理万机之余，不忘潜心临池，遍习诸家。他的书法温润妍媚，闲雅有致。乾隆又好搜集前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书帖。明朝灭亡之后，许多原藏明代王宫皇馆的名帖散流于民间，至清代康熙年间，朝廷便已多次下诏搜寻讨取，乾隆在位时，更加着意这件事情。在他刻意的收罗下，不少历代名家墨宝、珍品被呈送给清廷宫廷，成为皇家御品。其中最为珍贵者，属晋代至清中叶流传近1500年的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及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及晋人的书法是乾隆皇帝的最爱。对他们的作品，他心追手摹，用力最多。得到这几件书帖让他兴奋不已，他对它们也极为宝爱。为了这几件稀世珍宝，他专门在故宫养心殿内设立了一个小型私人书法收藏厅，名之日“三希堂”。
除了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乾隆还非常重视刻印书帖，将各种书帖翻刻印刷，遍赐群臣。得到了上述三件稀世书帖后，他更是希望能够让天下书法爱好者都能有所睹览。于是，在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他又救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选择精要之作，镌刻上石，再翻印成法帖。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余块，收集自魏晋至明代末年共135位书法家的540余件书法作品，因帖中收有被当时乾隆视：勾3件稀世墨宝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殉的《伯远帖》，珍藏这3件稀世珍宝的地方又被称为三希堂，所以，法帖被乾隆亲自命名为《三希堂法帖》。乾隆的特谕，也刻于Ⅸ三希堂法帖》卷首。
由于《三希堂法帖》全部系墨迹上石，刻工精细，所以深为后人所推重。法帖原刻石存于今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阅古楼位于公园白塔西北侧，是两层楼宇建筑，上下各25间，左右环抱成半月形。《三希堂法帖》的石刻板就嵌在阅古楼墙壁之间，“三希”原帖仍藏当时故宫养心殿三希堂内。道光时曾对石刻板进行了一次修剔，井增刻了花边。
《三希堂法帖》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丛帖。在古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落后，加上书写在纸上的法书极不容易保存，所以，优秀的书法作品往往很难广泛流传。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曾命大臣将宫内所藏历代法书汇刻为《淳化阁帖》，这是大规模刻帖的开始。以后皇家和私人也有不少丛帖问世，这些丛帖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普及与发展。如果仅以规模而论，《三希堂法帖》无疑是各种丛帖中规模最大的，可以说它汇集历代丛帖之大成。此帖所收作品最多，并分楷、行、草三种书体收录。还收有历代名家、收藏家的题跋200多件，收藏印章1600多方。法帖所收的作品完全按照历史顺序编排，几乎囊括了当时清廷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历代名家的法书墨迹精品。它所收入的书法家，历来都是书法爱好者临摹、学习的榜样，如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孙过庭、怀素、柳公权、杨凝式、李建中．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徽宗、宋高宗、吴琚、赵孟颊、鲜于枢等等。由于是皇家刻石，皇帝特谕刻制，主持刻制工作的梁诗正等又是当时的书法名家，所以，《三希堂法帖》的挑选非常精审。《三希堂法帖》刻印上石之后，广泛流传，成为海内书法爱好者向往和抢购的对象。
因为有乾隆的提倡，《三希堂法帖》这部清代的宫廷刻帖，传拓较多，影响的广泛可以称得上是所有集帖中最大的。法帖中最有名气的仍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及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快雪时晴帖》是传世的王羲之古摹法书中最负盛名者之一。不少人认为它是仅次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王羲之行书代表作。它纵高23厘米，横长14．8厘米，共4行，28字。《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此帖释文为：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王羲之等晋人日常通信时的语言跟今天的汉语本有较大的差距，况且又是书信，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隐语、缩略语等，所以，不易解释，时代既久，标点、理解更难。
此帖有赵孟頫等人题跋，他们都以之为真迹。进入清宫内府后，更为乾隆帝所赞赏，乾隆对它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但实际上，它只是古代的一个摹本。根据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记录，原本《快雪时晴帖》帖尾有古跋“君倩”字样及“褚氏”字印。今传《快雪时晴帖》，有题名而无“褚氏”印记。勇外，宋代时，就有人认为原本《快雪时晴帖》用的是竹质纸，而竹纸出现得很晚。因此，专家们认为现在这本《快雪时晴帖》是一个古代摹本，不是王羲之真迹。
尽管不是真迹，但是，这幅行书作品，书势端庄，字体流利秀美，俊秀挺拔。赵孟頫曾称它为“天下第一法书”。在“三希”中，此帖也被列于首位。
根据此帖附页的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录载．《快雪时晴帖》曾经被收入宋宣和内府，还曾进入米芾的“宝晋斋”。元代时．再入御府。明朝时归朱成国、王稚登，清代归冯铨所有。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时，又一次进入内府。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败北，退踞台湾，当时，他们除带走了大量黄金以外，还携走2972箱南迁文物中的部分文物，其中就有这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原帖为纸本，长28公分，宽12公分，据传为王献之尺牍，草书体，共3行23字，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因原帖于“中秋”前有“十二月割至否”6个字，又名《十二月帖》。后来，这6字被割失了，此帖前后都有缺文，原为5行32字，后被割去两行10字，现在只剩下3行22字。原帖前有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题签“大令《十二月帖》”6个字。《中秋帖》释文为：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释文令天仍然难以解读。
《中秋帖》书法连绵跌宕，有人比喻帖中书字的运笔如同用铁筷子划灰，上下纵横连续一贯，看不出是从哪里开始，又是到哪里结束的。古人称之为“一笔书”，也就是一气呵成的意思，对唐代狂草书的出现起到了先导作用。整个《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畅快淋漓，结体上具有俊爽流畅的感觉。
有人认为此帖并非王献之真迹，而是后人临摹的。因为书帖所用竹料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另外，从行笔中可知，此本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不可能写出像此帖这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艺术效果。《伯远帖》为墨迹纸本，行书体，共5行，47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羲之真迹已不复存世，在“三希”中，《快雪时晴帖》是唐朝摹本，《中秋帖》则可能为宋代临本，唯独这件《伯远帖》是货真价实的晋朝真迹，也是传世晋人墨迹中唯一具有名款的真迹。它是“三希”中唯一真正的“晋韵”，也是今天绝无仅有的晋人真迹，可以说是丰富的书法艺术历史遗产中的头等宝贝。
此帖是王珣致亲友的一封书函。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东晋琅琊（今山东临沂县）人。比起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似乎王珣的名头没那么大。实际上，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王恰，祖父王导都善于书法，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王询尤善行书，和其他魏晋名士一样。他的性格也潇洒古淡。相传他曾梦见一人，授给他如椽一样的大笔，从此以后，他书法技艺大为提高，自称：“这是大手笔的书法。”人们熟悉的“大手笔”典故即出于此。然而在当时，王珣之书名，还被他的弟弟王珉所掩盖，当时人评论道：“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意思是，王殉的书法虽然不错，比起王珉仍然差上一截儿。遗憾的是，王珉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我们难以对其进行评价。
《伯远帖》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笔画写得比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更显得格外舒朗、飘逸。全帖用笔、结构，都是王氏家风。用笔上，更接近王献之的风格，都属于“外拓”型的用笔法，与王羲之“内敛”型的用笔有所不同。此帖透露着一种风流潇洒的气度，展现着一种贵族风范和高雅气质，颇有些“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王珣的《伯远帖》，在书法史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通过这幅字，我们可以考察到当时人所用的毛笔与后世所用的毛笔有所不同。当时的毛笔硬度比后世的毛笔更高，更具弹性，所以，王珣的字，一点一画，都充满弹性，这都是笔硬的结果。另外，当时的毛笔，可能并不太“圆”，有点儿接近方形，甚至像刷子一样，所以写出的笔画，特别方整。
《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伯远帖》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个艰辛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快雪时晴帖》的故事上文已述。《中秋帖：》曾经为两宋宫廷内府收藏，明代时归项元汴，清代时与王珣《伯远帖》一起被内府收入宫廷。
辛亥革命以后，清室覆亡，但当时的北洋政府给逊帝溥仪优惠政策，这位末代皇帝仍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内外。他便和弟弟溥杰商议，以赠赐之名把《伯远》、《中秋》二帖由溥杰携带出逃。二帖被带出后，藏在天津张园，后来，溥仪去东北任“满洲国皇帝”时又把它们带到了满洲。1937年，二帖又被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这件事情让张伯驹先生知道了，张具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为了避免“二希”流落海外，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事情本来也还算顺利，只是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0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银行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清，张氏无奈，只能将“二希”退还给郭氏。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去世了，张伯驹又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对方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还价。双方往返磋商，一直未能达成协议。后来，郭昭俊曾想将“二希”向宋子文行贿，以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的职务，但是引起了文艺界、新闻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也未能如愿。1949年，北京即将解放，郭昭俊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到香港，后又转至台湾。国宝竟然任容私人如此匿逃，而无人问管，也是当时时局动荡所至。
解放后，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过问二帖回归的事情。当时，郭昭俊住在香港，并已经将“二希”抵押在英国某银行，国宝流落海外似乎已成定局。大陆有关部门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终于将这两件无价的稀世国宝，重新收回，入藏故宫博物院。如今“三希”的《伯远帖》、《中秋帖》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另“一希”《快雪时晴帖》由国民党带到台湾后．被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同藏于“三希堂”的“三希”至今尚未聚首，这实在是令国人深引为憾的事情。
国宝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随着国运日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三希”将会重新聚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