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对外贸易的土特产品主要是茶叶、桐油、猪鬃、生丝和羊毛等。湖南是茶叶、桐油、猪鬃的主要产地。茶叶由省茶叶公司统制。战时因运输困难，市场货源紧缺，茶叶价格上涨，湘西各县每50公斤茶叶平均销售价格是：1938年为12元，1939年猛涨至208．3元，1940年为405元，1943年为8867元。湖南省茶叶销售良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战时湖南桐油输出减少，原因是财政部所管辖的省桐油公司因资金不足，不能及时兑付油款，并压价收购，如常德，政府规定每50公斤为40元左右。造成统而不购，农民损失甚巨。战时猪鬃的全国产量约为13万担，湖南年产为1．2万担。这种产品大多是由小商小贩在乡下零散收购后转售给商贩，再运到指定地点加工后出口。
三、抗战时期湖南的商贸特点
战时国民政府对后方商业贸易实行统制的政策，对后方各省贸易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对商贸的统制主要表现在统一进出口和严防走私等方面。但同时，政府允许民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且商业利润也比较高，加上后方军需民用等因素，战时湖南及后方各省的商贸较战前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有：
（一）商业资本增加，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商业公司
据湖南省统计室1941年10月底统计，当时湖南注册的公司总数为285家，其中商业有52家，占总数的19％多，超过了1929年湖南注册公司46家的总和。在这些公司中，省营商业公司资本额比较大，体现了战时政府统制商贸的特点。如湖南省贸易局（后改称“湘购处”）在1939年成立时资本为30万元。另外省茶叶公司、复兴公司、富华公司等公司资本都比较大。在民营商业中，除少数商业公司资本额比较多之外，大多是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民营商业公司稍大的如益阳达人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在1937年时资本额为20万元。资本较小的，如设长沙的湖南福宁木材股份有限公司、美联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益国木材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木材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松和木材股份有限公司等资本额均在5000～10，000元之间。总的来说，战时湖南的商业资本较战前增加了，商业公司也增多了。
（二）商业行业增多，并出现了一些跨行业的商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原有商业行业得到充实和扩大，而且使得商业行业在不断增加。如长沙市在1936年共有商业同业公会73个，到，1946年，登记的工商业同业公会已达89个，增加了16个。所增加的绝大多数是商业同业公会。战时长沙由于战争影响，经济在全省并不算好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跨行业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商业。如衡阳市詹有乾墨局，兼营湖笔、湘笔、歙砚以及宣纸、国画颜料、八宝香、朱砂、冰片、麝香、八宝眼药、杭州菊花、西湖龙井、杭扇等商品，生意兴隆，并先后在湘潭、常德、邵阳、长沙设有分店。又如产销结合的益阳达人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除在益阳设有主营织袜工厂外，还在宁乡、安化、衡阳、湘潭、长沙等10多个县市设有推销点，并兼营棉纱、颜料等业务。
（三）商业行业之间及省内外商业流通的加强
193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商业同业公会法》，规定商业同业公会的任务如下：“（1）关于会员商品之共同购入、保管、运输及其他必要之设施；（2）关于会员营业之统制；（3）关于会员营业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制。”从上述规定来看，无疑加强了商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同时省内外的商品交流也加强了。本章的）第二节中已谈到，从衡阳、益阳、常德等地运往湘西沅陵、辰溪等地的商品数量颇大，从湖南运往贵州、四川等后方各省的商品数量也相当多，同时湖南与两广的贸易往来也相当频繁。如湖南省民生日常购销处（简称“湘购处”）在省外的广州、韶关、桂林、柳州、梧州等地都设有办事处或转运站、仓库，大量收购桐油、猪鬃、茶叶、牛皮等物资，运往香港等地出售。湖南盛产粮食但缺盐，广东产盐但缺粮。1942年春，湘粤两省达成了“湘米济粤”和“粤盐济湘”的协议，以湘米1．5石换粤盐1石，共签订了以7．5万石湘米换粤盐5万石的合同。后来“湘购处”又从广西购得食盐100万担。
（四）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
战前，除长沙的商业较发达外，其他各地的商业都欠发达，交通也不方便。战时湖南处于南连两广，西通川黔的重要地区，是华南、华东、华中地区进入大西南的通道，也是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基地，因此湖南商业发展很快。衡阳、湘潭、株洲、长沙、常德、益阳、沅陵、辰溪、芷江、邵阳等地都成为大后方重要的商业中心。这将在下一节“城市的发展”中讨论。
第五节 城市的发展
城市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化理论中，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城市化列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在本书的“绪论”中已经谈到。中国城市产生很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不过中国古代的城市职能最初是政治和军事重心，后来才有商业区，但“城”与“市”是分开的。由于经济不发达，交通运输靠人力和兽力来维持，城市的发展相当缓慢。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出现，新式工矿业在中国的产生，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开始解体，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了。现代城市的职能有：政治军事重心、经济和文化中心、交通枢纽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后两者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近代湖南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途径有下列几种：第一类是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传统城市开始向现代城市演化，这以长沙、岳州为典型；第二类是由于交通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以株洲市为典型；第三类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衡阳是其中的代表。战时湖南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在：一是县级城镇发展迅速。由于大量的政府机关、学校、工矿企业内迁湖南，使湖南各县城人口增加，城市面积在不断拓展，经济文化和交通状况较战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二是一些城市的建设与城市管理向着现代化方向行进；三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其衰落也相当快。下面就战时全省10个城市进行分别介绍。需要指出的是，岳阳在清末开埠以来，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城市发展迅速。但抗战刚进入相持阶段就被日军侵占，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光复。岳阳沦陷期间，经济凋敝，社会发展倒退，故没有将它列入讨论范围之内。
一、长沙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自古就是一个政治中心。1904年，长沙被辟为商埠后，英、日、美等国在长沙设领事馆，外资也纷纷进入长沙开办工商金融业，此后长沙逐渐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13年撤长沙府，1933年市县分治，设长沙市，定为省会。
长沙位于湘江下游，交通便利，粤汉铁路纵横南北，是全省的一个交通枢纽。南经株洲，东可达江浙，西入川黔。沿湘江向上可达衡阳、零陵，下经洞庭湖可达岳阳、益阳、常德等地。1934年5月，市内公共汽车开始营运，1938年有公交车辆38辆。∞另外还有大量的人力车。
长沙自设市以来，城市人口不稳定。1933年12月，长沙市人口为395，618人。1938年，由于大量战区人口来到长沙，长沙人口大增，7月，人口达457，897人。但1938年底发生了长沙大火，此后又由于日军的不断入侵，长沙人口锐减。1941年5月为97，086人，截至1945年12月，才恢复到240，579人。
1938年底以前，长沙市是湖南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以工业论，据1934年资源委员会初步调查统计，湖南当年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为14家，其中有13家设在长沙，仅有粤汉路机务第二段设在岳阳。这些工厂是湖南机械厂（雇工453人）、湖南公路局修理总厂（雇工71人）、桂记机械厂（雇工27人）、新记南阳机器工厂（雇工39人）、粤汉路机务第三段（雇工88人）、河新盛马灯厂（雇工32人）、湖南炼铅厂（雇工290人）、湖南第一纺织厂（雇工2984人）、福星机器染厂（雇工28人）、宝华玻璃公司（雇工252人）、和丰火柴公司（雇工340人）、岳嵩皮革公司（雇工31人）、湖南机器面粉公司（雇工50人）。
在抗战前夕，资源委员会也在长沙设厂，主要有中央电瓷厂，资本为225，000元，1938年1月投产，每月生产高低压各式绝缘子90万件；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系湖南省政府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于1936年合办，资本总额为400，000元。生产无线电收音机及发报机，1938年度生产价值达42万元。另有资源委员会在长沙所设的临时炼铜厂，1937年12月出货，每日炼精铜5吨。
抗战开始后，由于一些工厂内迁长沙，长沙的经济曾一度继续发展。但在长沙大火前后，原有的工厂大多迁往湘西、湘南或省外，如湖南机械厂内迁往祁阳，湖南第一纺织厂迁往黔阳安江，中央电瓷厂迁沅陵，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迁桂林等，长沙的工业迅速衰落。
长沙开埠以后，商业迅速地发展起来。至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45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钢铁器具店452户，绸布店155户。抗战爆发后，绸布、百货、南货、药材、饮食等行业继续发展，是近代长沙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同时长沙还是全省贸易中心。省内棉纱、桐油、茶叶、猪鬃、锑、钨、锡、铅锌等大都集中到这里出口。可惜长沙大火后，长沙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也一蹶不振。
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长沙市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41年编制了《长沙市新市区计划书》，确定规划年限为50年，规划期末人口为100万，市区面积110平方公里；划定了城市各功能区及公园、公共建筑的区域，规定了城市对外交通布局、道路宽度及建设规划；在市政工程方面，分别设计了下水道、自来水、桥渡、码头、公园、广场、垃圾处理及消防等设施的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在城市性质上，认为：预测将来的发展仍将偏重于政治、文化。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在抗战爆发前后，长沙市的第二科掌市政与管理，先后建成了南正路、中正路、东长路、湘雅路、麓山路，排水为砖石暗沟或明沟。市区已有公园、公厕、菜场、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墓、医院等现代化城市所必备的公共设施。
二、衡阳
衡阳因位于衡山之南而得名。其城池始建于后周显德年间，距今约千余年时间。衡阳作为郡名首见于三国时吴国，作为县名始定于唐。清康熙三年（1664年），衡永郴桂道治衡阳，辖衡阳、永州两府。1912年并衡阳、清泉两县为衡阳县。1941年1月，湖南省政府第二次扩大行政会议决定将衡阳县东华、雁峰、西湖、石鼓、江东5镇和城郊的广福、奇罡、酃湖3乡之地设置衡阳市。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衡阳市，属省辖市。辖18区、118保、1095甲，面积230平方公里，人口214，650人。
衡阳之所以能设市，与民国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衡阳的战略位置、交通、工商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衡阳地处湘南要冲的衡阳盆地中，四周均为高山环绕，南通两广，北靠株洲、湘潭、长沙等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交通方面，粤汉线、湘桂线在这里接轨。公路有湘粤、湘桂公路，衡潭、衡宝等公路纵横贯通；衡阳临湘江中游，耒水、蒸水在这里汇入湘江，上可达潇水，下可达洞庭湖，是水陆交通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