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度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才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事，以之治人则坏”
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才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思，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人宜于治乱，以之治善则暴”
叛乱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类地方的人心眼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因此，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粗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不困”
这类人才奇怪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的方法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人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用器，既用他的长处，同时也避开他的短处。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失败或诽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曾国藩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对他事业的成功有很大帮助。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儒宿之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行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幕僚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员，与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曾国藩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点。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闻目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指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让别人下得了台。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与人交往之时特别讲究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尊严问题。不给别人面子，就容易使同路人变成陌路人，使朋友变成敌人，使亲戚之间变成仇家，轻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重则让人带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见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自然深识其中的道理。他在读书笔记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魏国有个大夫叫须贾，很有见识，深得魏王倚重。其时，魏国与齐国有仇，眼见齐国逐渐强盛起来，魏王怕齐国前来报仇，就派须贾去齐国联络感情。
当时，须贾手下有个门客叫范雎，很有才能，为了能很好地完成魏王的使命，须贾就带着范雎一同去了齐国。可没想到，齐国的国王把须贾臭骂了一顿。
须贾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害怕。回国以后，为了推卸责任，就对相国魏齐说，范雎私下接受了齐王送的礼物，向齐国泄露了秘密，所以任务没有完成。魏齐听了大怒，派人把范雎捉住，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之后，丢进了厕所里，使范雎丢尽了所谓的“面子”，致使他怀恨在心，发誓此生必报此仇。
后来，范雎在朋友的帮助下，悄悄地养好伤，逃到了秦国。在秦国，他为了报仇，改名张禄，并且因为才智过人，受到了秦王的器重，拜为丞相。秦王也在范雎的竭力辅佐下，国力日渐强盛，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一年，魏王听说秦国有向东攻打韩国和魏国的打算，就召集大臣商量办法。相国魏齐说：“秦国是强国，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咱们魏国人，他对父母之邦总是有感情的，咱们不如先去找张禄疏通疏通，请他在秦王面前说说情。”魏王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就打发大夫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须贾来到秦国，找到了相府。范雎一看是须贾来了，心中十分高兴，他知道报仇的机会到了。须贾一看秦国的丞相原来就是范雎，就瘫坐在了地上，知道自己完了。
当晚，范雎大摆宴席，把各国的使臣都请来了。他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马料，叫两名脸上刺字的养马犯人夹着他，像喂马一样喂他马料，让他的面子丧失殆尽。并且范雎一边喂他，一边还说：“替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人头给我送来。如其不然，我就要血洗魏国。”后来，魏齐被逼无奈，只好自杀，须贾也没落到好下场。堂堂的魏国相国和大夫，因为得罪了一个小小的门客的“面子”，却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与人的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一次，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他的朋友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关于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龌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他以后待人交友的原则。
世人都爱面子，中国人尤其如此。自古以来就有“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的说法。给人以面子，一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二是为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别人给你面子，这样就会让难处的关系变得容易，让难办的事情变得顺利，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