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海运者争辩说，海运易遭外国人的攻击，中国也缺乏适合海上航行的船只，而且运河沿岸的传统利益将受到竞争的威胁，失业的运河船夫的骚乱也会日益增多。主张海运的人则指出，运河运输缓慢，危险，成本也太高，在对黄河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下，易受破坏。此外，既然外国人使用的是海上运输，那么，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国采用海运。1867—1868年北方的干旱和水灾，使争论达到了顶点。必须用最快最便捷的运输方式将大量的谷物运到受灾地区。地方官员接到命令，经海路用船装运贡米，甚至粮商也被允许使用免税的海上航线。
在沿海水域加速使用轮船的观点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外国商轮早在这些水域航行。中国军舰也正在投入使用。虽然中国商人在一段时期内名义上被禁止使用轮船，但纸上的禁令很快就放松了。只要轮船一经使用，它们必然会得到推广，因为旧式帆船无法在沿海水域与之竞争。各处巨大的旧式海船被廉价出售，仅值其成本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清政府为阻止这一倾向，用高价雇用旧式海船运输粮食作为船主津贴，但这一努力不久即宣告失败，因为此时在沿海水域采用轮船航运的好处已被普遍承认。到1867年，甚至士子也乘坐轮船北上参加京城的考试。
外国人关于在内陆水域使用轮船的要求遇到了十分强烈的反对。外国轮船在内河、运河和湖泊的航行既威胁到国内经济，也构成了一种军事威胁。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归中国人所有和经营的商船发展缓慢。不仅政府反对，而且中国资本也几乎没有力量在这方面投资。即使有投资者，他们也主要是通商口岸富裕的中国商人，他们宁愿投资于外国轮船公司。1862年成立的上海轮船航运公司事故频仍。这是英国和美国商业扩展的灾难，与中国的经济复兴几乎无关。
1872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之不景气的历史表明，虽然中兴领导人不太情愿地鼓励航运业的发展，但他们并不放过任何好的赌注。
引进铁路的主张所引起的问题比采用轮船（甚至在内陆水域采用轮船）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那些最有商业头脑的中国人也对可能因此而引起的失业、破坏墓地风水、占用良田、士人和农民强烈反对以及外国影响增长等后果忧心忡忡。虽然外国人也承认这些担心有一定的根据[43]，但他们认为，与铁路最终将导致进步和繁荣相比，这些危害是微不足道的。用接替蒲安臣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罗斯的话说：“一英里的铁路在10年内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所做的贡献，比政治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的学说在一个世纪中能取得的全部成就都要多。”[44]《北华捷报》对这两种态度作了如下的概括：“对于我们来说，铁路意味着自由交往、启蒙、贸易和财富；对于中国官员来说，铁路则意味着胡作非为，意味着废除长期受尊重的习惯和传统、骚乱和毁灭。”[45]
当时的中国官员们知道铁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对这新玩意儿也并非不感兴趣。一位英国驻华公使馆官员在拜访兵部某官员的府邸后报道说，这位“杨老爷”是一位废寝忘食的业余摄影师，他还收集有许多枪、望远镜和温度计，并喝柑香酒。他好像也赞同修筑铁路，但他对其兴趣的解释则颇有启发意义：“他的确和我谈到了在山东他的家乡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的问题，而目的是便于与他的佃户和代理人联系。”[46]
中兴时期的中国官员更喜欢的是玩具而不是铁路。他们担心的是那模模糊糊的新中国形象：它的社会结构被外国人所有和控制的铁路网破坏了。沈葆桢，郭嵩焘，李鸿章等少数人相信，保护中国的最好办法是自己修筑并控制铁路，但他们的大多数同事则视铁路为一种控制不了的危险的爆炸力量。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把修筑铁路看成是总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后来的历史为中兴时期的观点提供了支持。1882年中国开始的第一条铁路修筑工程所遇到的麻烦，远比日本或印度的早期铁路工程所遇到的麻烦大得多。
架设电报线路的主张引起了在本质上与修筑铁路相同的争论，但没有那么激烈。中国官员很喜欢看电报机模型，但如果外国人真要装设的话，他们就兴趣索然了。1869年，总理衙门拒绝了阿礼国关于允许架设沿海线路的请求。当第二年威妥玛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并证明架设沿海线路仅仅只与海口、码头有关，而不会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时，答复的“上谕”明确规定，所有的线路都必须铺设在水下和船的末端。
中国官员懂得高效率的通讯联系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并致力于维持传统驿站投递的速度。他们不需要比这更快的联系。犹如他们所指出，外国人抱怨中国各地之间联系缓慢是基于他们视贸易为头等大事。外国人想从他们的代理人那里获得最新的商业情报，并根据世界市场的最新变化情况发出“买”或“卖”的指示，他们希望商品流通越快越好。
中兴政府则对此一点也不需要。一旦传统的陆地和水上交通被恢复，再加上沿海轮船的使用，那么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一切重要的活动都将有了充分的保证。
外贸及收入中兴开始后不久，中国官员就把对外贸易视之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认为对外贸易毫无用处。16世纪时，利玛窦观察到：“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一切需要，无论衣，还是食，甚或精巧复杂之物，应有尽有，勿需进口。”[47]1858年，阿礼国也证实：
（中国）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天生就自给自足，不要与其他国家交换物品的帝国。用商业语言来说，我们不要抱有这样的希望，即诱使中国忽视与外国交往中的危害。[48]
正如乾隆帝给英王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外国输入中国的都是些外表美观，能满足人们的新奇，但无益于社会之物。这样的对外贸易的存在，只是一种仁慈的特许。[49]
鸦片战争后，除了对外国产品的蔑视外，还有一种对外侮内乱的愈益强烈的担心，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战争看来主要是由贸易引起来。早在康熙年间，中国官员对西方在其他地区的征服就有所耳闻，19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事件，这在他们看来，意味着中国成了西方征服的下一个目标。
上述对于外贸的看法，虽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在后面将有论述——但基本贯穿于整个中兴时期。英国的商品肯定没有法国支持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和俄国的领土野心更令人忧虑，并且中国人对外国商品的担心因条约的订立而有了某种程度的减轻。但这一切都被否定了。没有一个重要的中国人具有外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观点：即增长着的对外贸易将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带来最好的希望。用刘坤一的话说，外贸对中国最好的制造业是一种危害。像其他一切经济活动一样，当对外贸易也是依据它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作为评价的标准时，中国官员发现它不符合需要。
迄今对“中国人”的外贸观之所以众说纷纭，原因就在人们不能分清以中国官员、士大夫以及地方绅士为一方和以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小团体——“买办”——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后者放弃了社会地位，成为机警和能干的商人，并很快学会了与外国人竞争外贸利益的能力。如《北华捷报》就曾冷静地评论道：
如果说保护本国利益是促使中国政府继续闭关，以防止外国人想方设法侵入内地的动机，那么，近来的经验应能使它相信，它的臣民能够很好地保护好他们自己。贸易正在完全落入中国人之手这一来自所有通商口岸的呼声，将消除与外国人竞争会危害中国商人的一切担忧。[50]
中国商人不仅稳健而迅速地打入沿海贸易，而且打入直接的进口贸易。他们开始包租自己的轮船，并参加了海上保险。他们不久就和外国商人一样，不仅对国外市场颇有了解，对国内市场的了解更是无人可比。在内地，他们利用其低廉的运输和经营费用及行业组织，使其外国竞争者破产。到1860年代中，所有的报道都认为，在所有的通商口岸，中国人现在经营着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外国商人仍然要依赖于他们的买办，但买办则再也不需要外国的商人了。
这种倾向似乎“将外国商人降到了本地商人之买办的地位”[51]：
很明显，必须开始一种新的贸易秩序，因为现在我们遇到了中国商人激烈的竞争，他们已完全控制了天津的贸易，并正逐渐地把我们挤出长江流域的贸易。甚至从香港进口大量的鸦片也是依据中国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外国人已暂时放弃了和当地人的贸易，买卖在牛庄或烟台，厦门或汕头的口岸间进行。[52]
由于中国人接办了贸易，他们希望减少在中国的英国侨民数量，英国外交部根据对英国总的外交政策的长远考虑，不得不为领事馆机构的存在而作辩护。[53]
随着中国商人从中国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的日益增多[54]，对外贸易的本身有了较大的增长。由于下述原因，这种增长对中国的经济有多大好处值得怀疑：（1）虽然中国市场由于它接纳外国商品的规模有限而使外国人感到失望，但进口对那些给农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的家庭手工业仍然是足够的威胁；（2）相对进口来说出口比例减少，1864年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不利地位；（3）尽管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但“人们抱怨出口的结果导致了这些出口物品价格的上涨”；（4）虽然关税收入数量可观，但其中绝大部分却被用于军备、战争和赔款——这在中国人看来，是由于对外贸易引起的。[55]文祥在与他所尊敬的赫德的交谈中也许吐露了真情。他说：“如果你们外国人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让我们能够过上你们来到之前我们所过的那种和平生活，那么，我们将很高兴地把你们带给我们的全部增加的收入付给你们。”[56]
毫无疑问，没有中国人会同意一位从事中国贸易的代言人在英国国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清政府是一个外在华丽的笑柄，是泥足的布尼加尼撤的金像，如果它没有每年300多万两纯银的关税收入，明天它就会倒坍。”[57]
中华帝国的海关发端于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期间，外国领事代表中国政府征收关税这一事件。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建立正式的中国海关，其部分职员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在一个对中国朝廷负责的外国总税务司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到1864年已有约400名外国雇员在海关任职，他们不仅参与征收关税，而且还参与统计表的制定，海岸的照明、港口的改进、巡查海关以及各种各样的行政改革工作。总税务司赫德是19世纪中外关系中的重要人物。
海关税务司曾被指控为维护外国利益的工具，这一罪名理应得到洗刷。19世纪60年代的外国商人一直在激烈地抨击赫德，因为“他屈从于与中国交往的诱惑，并和中国人一样对中国具有完全的同情心”。外国商人也反对所有口岸的海关税务人员，因为他们执行中国的税则。
中国官员也很快就承认了税务司的行政效率。[58]赫德因为他在中国人与外国商人和领事的争吵中对中国人的帮助，以及他管理海关的那一套方法使中国政府特别满意，而多次得到皇帝的奖赏。1866年，根据李鸿章的提议，不少海关官员因关税收入的增加而被奖赏。
随着关税收入的增加和对外和平时期的到来，中国官员逐渐认识到了这种新的税收的用处。例如，1862年赫德指出，关税可以用来购买外国的军事装备，而不需政府向外国借贷和接受外国的赠予；他并帮助总理衙门拟了一份计划，这份计划最后呈送给了皇帝。上海关税收入被充分地用来证明是这个城市免遭太平军占领的重要原因。1866年，40%的关税收入（四成洋税）付清了《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后，对清政府来说，关税仍是一笔可任意支配的收入。
在中国人看来，对外贸易最重要的用处是能提供紧急的军费开支。主要的税收被其他方面分割了，而借贷，由于要偿还利息，令人憎恶，即使很开明的人，如沈葆桢，也从来没有想到利用贷款来扩大生产，以便用生产得来的利润偿还债务。中兴初期所借的几笔数据很小的短期贷款，是在军事危机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借款者只是有关官员，而不是清朝政府。贷款者既不是中国公众，也不是外国政府，而是私营的外国公司。
即使那些有节制的贷款也引起了严重的不安。1867年，当左宗棠为解决他在西北地区——这一地区就是正常年份也收不敷出——用兵的军费困难，和外国人商谈第一批巨额的长期贷款时，引起了极大的惊恐。贷款虽然最后被批准，但尽了一切努力使数额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历史证明，贷款通常都是外国干涉和控制的先兆。因此，可自由支配的四成洋税，对中国政府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