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内的商人们不同意在中国让出更多的东西。伦敦的商人和其他的集会都主张《天津条约》最好应维持原样。他们认为，根据“阿礼国协定”，英国所作的让步比中国多；通商口岸的制度是不令人满意的，整个内地必须开放；关栈若属于中国政府所有，就没有什么用处；有关内地旅游、居留以及豁免通行税的一些条款，与根据1858年条约所已取得的现有权益相较，是一种后退；如此等等。总之，“该协定是对华政策后退的第一个突出的事例”[113]。在格拉斯哥、利思、曼彻斯特、麦克尔斯菲尔德、哈里发克斯、利物浦、贝尔法斯特、爱丁堡和丹迪，举行了类似的各种集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一种相信可无限扩大对华贸易的狂热，就这样被四处鼓动起来了。
其他条约国的商人不像英国商人那样激烈反对“阿礼国协定”，但美国的商人例外，他们也反对批准这个协定。阿礼国感到如果他所答应的让步仅仅涉及英国国民，它会引起更大的怨恨。他徒劳地试图劝说北京的外交使团的同僚们，相信签订一个总的欧洲条约是切实可行的。法国人答复说，无法相信地方当局会尊重由总理衙门所承担的允诺。他们彬彬有礼，但是认为正式条约的修改应当拖延下去；他们保留在翌年即1872年重新谈判的权利，届时尤其要考虑天主教传教士的权利问题。德国人同样保留了于1872年单独修订它的条约关系的权利。俄国公使虽然承认总理衙门的让步比他想像的要广泛的多，但他仍然认为这些还不能满足俄国商人们的要求。他反对提高茶叶税和未能订立在内地设立仓库的条文。至于子口税，他建议外国人可以同意交纳，但必须提前一年公布子口税。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表面上是追随大不列颠；美国的支持更热情一些，但此种热情又随着任命劳罗斯接替蒲安臣为驻华公使而消退了。[114]
然而，说到底，反对“阿礼国协定”的压力不是来自其他国家。最终，英国政府屈服于英国商人们的压力，放弃了它自己更恰当的判断，拒绝批准这个协定。那些对华贸易的代言人从谈判一开始就非难“阿礼国政策”，1870年初又重新提出了他们的抗议。克拉伦敦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论点，他得到了商务部的支持，同时在国会中也不是没有同情者。阿礼国被召回英国是为了磋商，而政府却尽可能地拖延行动。归根结底，商人们的作梗是无可置疑的。克拉伦敦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对协定价值的判断，但是在1870年6月逝世前不久，他也只好劝说政府，面对这样的反对力量批准协定是不明智的。阿礼国承认失败，但他极力主张把未能批准协定的原因，归咎于与法国间的某些臆造的困难，而不要承认是因为商人反对的结果；承认商人的力量足以改变政策，这不仅将会“在北京引起极大的误解和麻烦”[115]，而且还会严重削弱将来英国在华的地位。
克拉伦敦的去世使英国政府决定拒绝批准协定，当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就再也没有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可能了。7月7日，外交副大臣在回答众议院提问时，宣布“阿礼国协定”不可能被批准。接替克拉伦敦的格兰维尼宣布说，阿礼国是在克拉伦敦的指导下进行谈判的，克拉伦敦认为修订本“在现实情况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16]。他通知阿礼国：
女王陛下政府对此深表遗憾：在这个国家和在中国的许多商会所持有的“协定”可能有益的观点，……与女王陛下政府的一贯主张并不相符，因此将被否决。[117]
在上海是一片欢欣鼓舞。
时间离阿礼国爵士在这里亲自为被自己载入一个附加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作辩护不过短短数月；但从那时起，来自许多有关商团的各种备忘录、决议案和信件，如潮水般滚滚而来，纷纷谴责这一拟议中的协定，并要求女王陛下政府务必拒绝加以批准。……如今，影响所及，已经成功地促使不列颠政府顺从商人们的舆论，明确地拒绝了批准协定。这不仅是对阿礼国爵士观点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它自身所持观点的否定。[118]
没有确凿的材料说明否定“阿礼国协定”所产生的最终影响。有人认为，商人们的胜利是有限的，而且到了1871年便告逆转；克拉伦敦政策的基础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在国会中强有力的声音仍然在坚持以下的观点：中国政府的虚弱是外国压迫的结果；中国的排外主义从外国人的所作所为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外国的干涉将导致无政府状态。[119]还有人认为，而且****学者也这样认为：拒绝批准协定暴露了英国政府的虚伪，因为当它要批准一个于中国一无所得的《烟台条约》时，困难就不存在了。[120]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中西间的不信任感的恶性发展曾有过一个时机可望得到制止，那么这个时机便是1869年。阿礼国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使他的政府相信了这一点。然而，正当下赌注之时，比大多数人更了解历史主流的政府，却与一些喧嚣的商会妥协了。它缺乏责任感，放过了明知不可复得的机会。
要说否决“协定”的直接影响，是激起了在“天津教案”中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仇外主义，那末免言过其实。因为仇外的暴乱在“阿礼国协定”引起争论之前，就已经不断出现了。但是威妥玛却一再报告说：“毫无疑问，由于否决了1689年的“协定”，使团的困难变得异常复杂了。”他还说，文祥“一心想对因我们否决《协定》所造成的耻辱和障碍，实行报复”[121]。然而，无论是在文祥的日记中，还是在其他与此密切相关的中国官员的著作中，都不曾有这方面的反映。以下的假设倒可能是正确的：正当总理衙门试着引进一种全新的中国对外关系的见解之时，否决协定却使总理衙门大臣们在全中国人的面前出了丑。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评论自然匪夷所思。直到6个月之后，即1871年1月21日，总理衙门才终于打破了沉默。它说，英国商人们认为协定过于偏向中国，这说明商人阶级在英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在未来的谈判中所有外国列强将会施加巨大压力的又一种征兆。[122]
马嘉理事件和1876年的《烟台条约》，不是“阿礼国协定”的结果，而是拒绝这一协定的结果。马嘉理死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在马嘉理日记的一篇跋中，阿礼国写道：
在东方的衰落中，复仇女神正兴风作浪，没有一个亚洲的国家可以无视这一点。然而，从国际角度看，我们要独出心裁，坚持有在云南和缅甸自由往来和贸易的特权，却是可疑的。此后留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已是非常之小了。……
我们在东方获得了支配的地位，享有安全与商业特权，依赖的是道德的力量，而不是强权。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道德的力量扫地以尽，惟一的选择就是重新奋起和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123]
在1876年由威妥玛与李鸿章签订的《烟台条约》中，英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英国商人们的主要要求，其理由是：
总之，在我看来，他们所倾心的那些计划离开了这个政府的积极配合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诚然，没有外国的帮助和外国的资本，这些计划不可能付之实施。但是要把它们强加给这个国家，那是不可取的。[124]
因此，《烟台条约》仅被限定于：（1）马嘉理案的善后工作；（2）规定外交人员的活动；（3）在通商口岸地区案件的审理；（4）修改商务章程。
双方都很清楚：中国从未利用《烟台条约》去纠正以往的过失；但它也不会再拒绝新的让步——例如，开放扬子江上游。条款中任何有节制的规定，都是出自英国的宽容。惟有赫德的立场未曾改变；当总理衙门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对中外各自的要求和不满都作了详尽的说明，并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建议，主张通过共同让步来谐调彼此间的关系。[125]但其对英国当局对他的劝告，置若罔闻。
《烟台条约》标志着在中外关系中片面性模式的凝固化。这并非是一种新的模式，它实际上是重复了《天津条约》和先前一系列按照西方的意愿开放中国与之交往的条约所体现的模式。“阿礼国协定”正是代表了要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修改这一模式的一种努力。
在1868—1869年间，近代中国第一次显示出有能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没有直接压迫的情况下，就一个条约进行谈判。[126]恭亲王在1860年写道！
以往多年所订之约，无能确保，端在多为武力相加之结果，自不容对条款作逐一辨析推敲，终致双方均怀猜忌。[127]
中外在彼此互让的基础上订立的条约，寥寥无几，“阿礼国协定”便是其中的第一个。阿礼国认为，确立和平谈判的原则较之协定的专门条款更为重要：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试图诉诸能迫使中国屈服的武力，以与之订立一系列条约。而现在的谈判第一次被置于一个全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即共同的利益和友好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这种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如果不是全面支配的话）会对事态的发展和可达到的目标产生重大的影响。[128]
我相信，维护和睦与商务的永久性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其他的基础之上的。必须讲求互惠主义、公平相待的精神和彼此调和的愿望。严格地坚持这样的政策，我们也许并不能得到所能要求的全部东西，或者说不能像我们所要求的那样，迅速而全面地获得大多数正当的权利。但是，这样获得的东西，将会受到中央政府心悦诚服的确认，因此也就不大可能被地方当局所回避，或者通过其他间接的方式被重新化为乌有。[129]
天津教案
在保守的改革中，传教士的问题最为严峻。因为除非鼓励士绅在各地复兴儒学，内政将无以维持；而“儒学”复兴一旦导致了对外国的过分疑惧和憎恨，新的对外政策又势必归于夭折。其时的外国人总是认为，中央政府在暗中怂恿仇外的暴乱；但是史料表明，事实正与此相反。
随着1860年后天主教传教士特权的扩大，冲突与敌意也随之扩大了。[130]有关“天津教区”活动的广泛报道，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为何群情会如此激愤：年轻的姑娘当了修女，就拒绝去看望她们的家庭，而传教士却可以阻拦地方当局的调查，如此等等。对传教士行为的疑虑不单限于地方官员，1869年初“阿礼国协定”上报中国政府时，醇亲王和倭仁就曾极力主张增加限制传教士活动的条文，尤其要禁止教会设立育婴堂。总理衙门在一份密折中，详细地谈到了上述的意见。它承认传教士问题的争端最为棘手，但又劝告说，任何限制性的措施都将被外国人说成是对宗教自由的干涉，从而酿成中外衅端。当务之急是设法使基督教的地位合法化，眼下正在探讨此种可能性。[131]
1870年初夏，北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第一次报警：天津口岸正酝酿着一场骚乱。这打破了北京的宁静。到6月23日，他接着奏报了对中国人和许多尚健在的老中国通来说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场大悲剧。
在天津，一场骚乱迫在眉睫。天津本来就存在着反对1860—1863年间驻扎在这里的法国军队的强烈宿怨。而法国人的其他一些做法，却又等于火上浇油：法国领事馆原是一座皇家别墅，1869年6月法国维多利亚圣母大教堂，又选定在一处中国寺庙的遗址上修建。到1870年6月初，几个被地方官逮捕的中国人供认了为仁爱会修女会育婴堂拐骗婴儿之后，天津人群情激昂。修女们过于无知与鲁莽，她们出于拯救更多为当地中国人遗弃的婴儿的热情，竟然为每一个送来的婴儿支付一小笔钱。这些酬金鼓励了诱拐婴儿的活动，这显然是很可能的；当地的中国人肯定也是这样认为。从5月起，谣言迅速蔓延。修女们报告说，在不久前还一直友好的人们中间，敌意也增长了。育婴堂里正常的死亡率本来很高——这是修女们热衷于为垂死的婴儿洗礼和实行基督教葬法的结果，6月间发生的一场时疫则火上加油。当中国人在夜间闯入墓地，挖掘出婴儿的尸体后，种种荒唐的说法便传开了。
6月19日，道台约见法国领事丰大业，告诉他当地民众要求搜查教堂。丰大业显然力劝道台相信对教堂的指责纯属子虚乌有之事。但是这位地方官执意不听，结果双方大动肝火。领事断言这位官员就是骚乱的煽动者；对方则指责领事矢口抵赖。次日，当地最高的帝国官员崇厚亲自介入。在一次友好的会见中，他规劝领事说，要想驳斥对教堂的指责，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接受搜查。很明显，丰大业想的是，过几天由几位重要人物作一次悄悄巡视完事；但是地方官却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