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1861年的危机
中国政府自18世纪末叶起逐渐变得更加衰落、更加腐败无能。晚清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内外交困、战乱频仍的历史，甚至在1850年之前就几乎已经毫无希望了。在19世纪50年代，这种崩溃的趋势迅猛发展，旧秩序的末日似乎即将来临。
1850年咸丰皇帝即位，几个月后便在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政府十分软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去制止这场起义。到1853年，太平军已征服了华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并占领了南京这一重要城市，他们控制该城长达11年之久。在清朝将领中几乎寻觅不到可委以重任的将才，军队发不出饷银，士气低落，开小差现象严重，还经常倒戈加入起义队伍。清帝国岌岌可危，绝非言过其实。
到1859—1861年，摇摇欲坠的政府面临着内外祸患，看起来几乎无法生存下去。这正是太平天国起义者夺取全国权力的关键年月。一位主要清朝军官——胡林翼在安徽西部和起义将领陈玉成僵持不下；曾国藩被太平军最伟大的战略家李秀成逼到安徽的祁门，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左宗棠解围。一种毁灭的意识实际上贯穿在当时所有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评论中；1860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的一篇社论就代表了这种普遍的观点：
这场重大的起义，就像一个值得夸耀的肉体上的旧痛疽一样不可愈合，如果盛行的传闻可作为一个线索，那么事态会继续恶化。额尔金勋爵谈到中国人时所说的‘他们那个衰落文明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这句话，被一些上等人看作是刺耳的过激之词。虽然情况可能一直如此，但这句话依然是相当真实的。政府的古老基础完全腐烂了；其等级和秩序被打破了；其豪华的装饰品正成为破烂。它不是吞噬这个国家的惟一的食尸鬼。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腐败丛生，积弊日甚；没人能说出何时才会有一个结局，其结果又会如何。
这几年也是外国列强在中国扩张的危机年代。始于1856年的“亚罗号”战争以1858年的《天津条约》为结局。该约大大增加了外国人在华特权。翌年，朝廷拒绝批准。因无知和傲慢而自信的朝廷在同英国的一场战斗中把其国家的生存作为赌注。尽管英国人在1859年进行伏击而导致大沽口之战的胜利，但他们仍准备不考虑这一事件，与被他们视为中国政府中的非顽固派谈判。但是，此刻所谓的“主战派”控制了中国的政策。该派由咸丰帝本人领导，由顽固分子满族亲王载垣、端华、肃顺和其他人组成。这些人于1860年夏末再一次促使以武力同英国最后一次雌雄。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失败了。虽然1859年僧格林沁成功地击溃了为确保1858年条约的批准而出现在大沽口的小股英法联军，但是，他不能抵挡住1860年增援的英法远征军。天津港陷落了，他撤退到位于北京郊区的通州。
因为满族政治家文祥不久成为同治中兴时期新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所以他的关于政府陷入混乱的叙述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虽然两年前，即1858年英法联军袭击大沽口时，北京就已宣布过戒严令，但是1860年的恐慌远远超过了1858年的惊恐——1858年的惊恐已经由于外国军队的撤退而得以平息。文祥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其中几乎毫不掩饰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他写道：
京师又戒严，人心震动，任京职者纷纷走避。较癸丑年尤甚。[1]事愈急，有请上巡幸木兰者。予恐摇动人心，有碍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
我能往，彼亦能往，力持不可，冒死叩留。
上意稍定，寻复为先入者所摇。予急而请见，****对，切言所以不可轻动之故。
上颇悟。退，复与同人递奏片，详细开陈利害，以坚上意。始奉谕旨，励军剿敌，宣示中外，朝野相庆。未几，敌烽相逼近，言者遽仓皇入，以危言耸听，遂于八月初八日请上启銮。留予署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另派王大臣办理留京守城各事宜。
谕令予随同恭亲王在城外办理抚局，勿庸驻城内。然斯时人心惶惑，实任提督及右翼总兵均随扈行，予一人兼提督总兵之职，责任地方，不能不入城以定人心。
送驾后，与恭邸布置稍定，酉刻赶即入城。登朝阳门阅视，始知守城兵已数日未领口粮，且守具毫不足恃，势将瓦解。事急不及奏请，只好开仓库、散放钱米（嗣补行奏明）。[2]
迄至半夜，在僻巷里的骚扰和洗劫已经平息，此刻百姓比较安心地回家了。文祥叙述的确切性得到了董恂的进一步证实，董恂是后来出任军机大臣、大学士及总理衙门的一位领导人物，也是企图阻止皇帝一行人逃往热河那一集团中的一员。[3]
据美国公使华若翰说，由于86000名无军饷、无纪律的军队在北京城内游荡，该城已濒临一场革命的边缘。在华若翰看来，局势十分不稳定，致使全面的混乱几乎肯定会随着外国武装部队的入侵接踵而至。
现在只有一个令人满意地扭转目前窘境的希望，即在大沽口陷落后，中国人可能会妥协。我相信：英法联军向该国内部的一次挺进必将造成各方的灾难性后果。[4]
中国人不投降，联军的远征军就继续向北京进发。外国军队的出现和朝廷的逃亡深深地扰乱了直隶沿海地区的百姓生活，然而，人们所担忧的总崩溃却没有随之而来。虚弱无能的朝廷和顽固的“主战派”撤退到热河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行动上的一个转折点。先前一直力主温和及合作政策的官员们现在占了上风，他们在国家的实际领导人——恭亲王的领导下，计划制定新的国家政策。
在传统中国政治理论中，任何灾难，无论是战争失败还是久旱不雨，都被看成是由错误的政府政策破坏了自然和谐的一种信号。当一场灾难发生时，皇帝和所有官吏都应该查找自身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取代丧失信誉者的新上任者通常有义务通过改变错误的政策而恢复平定局势。因此，像1860年10月北京被占领这样的一场大灾难，为重新反思对外事务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就此例而言，这种反映既具有戏剧性又具有严肃的建设性。
恭亲王在1858年和1859年一直认为：在对待西方的政策上无需任何改变。1860年的事件给了他及其助手——文祥两个重大教训：其一是外国人太强大了，不可战胜；其二是他们遵守正式条约的条款。中央的恭亲王和文祥及地方上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五位人物通过外交途径、而更主要是借助于“自强”新政，领导中国首次努力去适应近代的局势。
《天津条约》的批准
1860年9月21日是僧格林沁部队遭受决定性失败的日子。当天，恭亲王受命接替丧失信誉的谈判者——载垣和穆荫。在9月23日和27日致全权公使额尔金勋爵的照会中，恭亲王满足了英国的诸多要求。据报道，他的言词既谦恭又具有调和意味。
9月26日，恭亲王任命的新的谈判代表之一恒祺拜访了巴夏礼，巴夏礼一直担任额尔金的助手和翻译，他是联军中被俘虏的人物之一，仍被中国扣为人质。据巴夏礼讲，恒祺告诉他军机处一直认为与外国人谈判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外国人会不断提出额外要求；还告诉他联军进攻北京干了对朝廷内部的顽固抵抗派有利的事。但是恒祺说，恭亲王渴望试用一种新政策。[5]
恭亲王在9月28日给巴夏礼捎口信说：“主战派”[6]的政策已经被抛弃了，今后外国人将会受到礼貌而公正的待遇。9月30日就有成筐的水果随后送到。
10月24日《中英天津条约》终于得到批准，补充性的《北京条约》也被签署。法国特使葛罗对于第二天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以及互换批准的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的情况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描述。法国方面决定避免采取他们误以为额尔金所采取的冷漠和粗鲁态度，因此表现得极其热情友好。成群好奇的中国人观看到了一支胜利行进的队伍，各方代表都在举行签字仪式的礼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11月5日外国军队从北京撤到天津。不久，他们就离开了中国。
恭亲王执政
由于恭亲王被认为是在有史以来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成为实际的国家首脑，并渡过了危机，因此他就占据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为了巩固地位，他首先必须证明他处理夷务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其次他必须运用策略战胜强大的国内反对派。他首先处理外交问题是因为国难当头，刻不容缓，还由于其反对势力当时正在热河，而不在北京，由于必须在朝廷内部进行摊牌之前证明其政策的可行性，此时，国内的根本重建任务尚不能提到日程上。
对于中兴大业来说，幸运的是，恭亲王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西方列强的通力合作；法国、英国、美国和俄国竞相表示各自的热忱。但是，由于英国在远东占绝对优势，因此英国的合作具有真正的决定性意义。如果恭亲王要巩固自己掌握着国内政治的地位，那么只要得到英国的支持，他就有了他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东西。
恭亲王从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非同寻常的青睐。英国错误地把僧格林沁当成一名代人受罚者，同样错误地倾向于相信：所有高级文官、甚至像穆荫和载垣这类人基本上怀有和平意愿。幸运的是他们对恭亲王的估计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恭亲王身为皇上的弟弟，享有极高的威望，每逢与外国人打交道，他都表现得礼貌得体、才智敏捷，并对新条约中中国的义务表示一种现实的接受态度（在1860年以前，恭亲王在任何方面都不引人注目；在1860年后的数十年，他所表现出的才能使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了一席重要的地位。由一位传统的满族亲王到一名杰出的中国政治家的这种质变，是危机时代人才展露的一个显著例子）。
恭亲王处理颁布新条约事宜果断而有力的态度消除了额尔金的疑虑；条约的全文不仅公布在《京报》上，而且还在京城各显著地点张贴布告，人们纷纷集聚在一起读布告。额尔金充满希望地认为，只要恭亲王在位，良好的关系就会继续下去。法国特使葛罗同样信任恭亲王并认为这种中西谈判中语气方面的迅速变化是“外交史上没有先例的”。甚至通商口岸的“中国通”也受到这种崭新而乐观的气氛的感染。[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