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平内城靠近城墙根儿的市井巷陌，大都有些零乱。这些地方的胡同纷杂，长短交错，更有斜街、死胡同、义地、垃圾场掺杂其中，破败了帝国故都正南正北的严整格局。所以，提到城墙根儿下，老北平们大多从心底有些疏远。像现今的南四环、南五环一样，不太受人待见。
然而，对于崇文门内东侧的这片城墙根儿下来说，老北平们却要另眼相看了。
以东西走向的苏州胡同、镇江胡同、船板胡同、江擦胡同，及南北走向的马匹厂、沟沿头、鲜鱼巷、八宝胡同围合起来的这片街区，从清朝中后期起，便与渐成规模的外国驻华使团驻地东交民巷结为近邻。其间，只隔一条不宽的崇文门大街。一些主要为外交使团服务的诸如面包房、西餐厅、牛奶房、鲜花店，进而大清电报局等，于坊间应运而生。
缘于近水楼台，俟至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中心教堂亚斯立堂、美以美会为背景的汇文大学堂（燕京大学之前身）、汇文神学院、慕贞女中、同仁医院、妇婴医院及各国使馆，都在这一街区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地产。几十年下来，绿阴掩映的胡同深处，人们常能看到一些高墙围拢大门四合的院落里，一栋栋造型别致的花园洋楼，在京城一片瓦灰色的屋脊之上，散发着千姿百态的异国风情。江擦胡同二十九号，就是其中的一处宅邸，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时局及陪都重庆的市井社会，像一个飞快旋转的万花筒，一下子令人眼花缭乱了。八年劫难，自外省来渝的几十万流民，于狂喜之后，随之掀起了一股汹涌的返乡浪潮。一时间，牛角沱小楼的邻居们，每天都以“北归”为中心话题，但几个月下来，却仍无一户走出这座秋雾渐浓的山城。
这期间，父亲的精力却一直不在这里。自抗战胜利后，父亲紧随徐维廉，为继续战前励志投身乡村建设事业，寻找经济支持。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徐维廉的倾力斡旋下，一个由华北各基督教会联合组建的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了。该会的宗旨在于帮助中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民生经济。徐维廉为副主席，父亲则被委任为执行干事，负责所有日常具体工作。因该会成立后，急需派员向冀中地区发放救济物资，故徐维廉找到已被国府委派为华北水产物资接收专员的杨扶青，为父亲设法搞到了一张飞往北平的机票。
徐校长的这一决定，让母亲感到非常委屈。因为当时姐姐刚三岁，我才八个月。且蜀道艰难，兵荒马乱。
“你哥真够狠心的。”母亲对叔叔说。
临行前的头一天晚上，徐维廉设家宴为杨扶青和父亲饯行。席间，杨扶青谈到了前不久见到的******。
“湖南湘潭人。口音很重，但话不多。他一直面带微笑，敬酒时总是习惯用眼睛盯住对方，像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十月八日，在张治中将军受******委托，宴请来渝参加国共和谈的******时，作为社会贤达，杨扶青应邀出席了那次酒会。
“千万不要小觑这位毛先生。还记得《新民晚报》上个月发表的那首《沁园春·雪》吗？”仰山伯伯朗声背诵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仰山伯伯痛快地干下一杯白酒，摇了摇头：“气派未免太大了。以我对蒋公的了解，国共之间兵戎相见，看来只是迟早的事情。”
众人一片哗然。
正当大家畅谈畅饮时，坐在主座的徐维廉站起身来，大家顿时静了下来。
“一个阶段以来，我与扶老、素心为日后在冀东地区重振乡村建设大业做了许多设想。无奈久雨初停，国家元气大伤，凭我们自己的力量，看来只能是一纸空谈。所以，我十分珍惜此次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援助。希望素心此去赴任，为与其建立长期合作打好基础，也为日后冀东地区重启乡建大业，为国家的复兴尽心尽力。”
说到这里，徐维廉转过身去对坐在角落里的母亲郑重地举起酒杯：“玉玺，我敬你一杯。”
“校长，您……”母亲一下子愣了。
徐维廉声音喑哑地对母亲说：“八年了，历尽血火流离的玉玺，本应与孩子随素心一道荣归故里。但扶老争取再三，实在难以如愿。这些年来，我虽很少顾及左右，但玉玺的贤德与隐忍，我皆看在眼里……”
未等徐维廉说完，母亲早已泪如雨下。她举起一杯红酒一饮而尽：“校长放心，我会把子洵和两个孩子带回北平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姐姐和我在母亲和仰山伯伯的护持下，随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一个卡车车队，终于从重庆启程北上了。车上的一个木匣子里，盛着辰一阿姨的骨殖，仰山伯伯兑现了他在辰一阿姨弥留时所许下的诺言。
按出发前设计好的北上路线，我们拟经广元出川，取道西安、太原返回北平。但一路下来，因不断传出平绥、同蒲、平汉一线此起彼伏的内战消息，车队出川后不得不南折陕西汉中、安康入湖北，经襄樊、武汉至南京，再经安徽、江苏一路东行。经过万里跋涉，终于在一个半月之后，方才抵达上海。而我因一路腹泻，至上海时已奄奄一息。幸亏仰山伯伯托人找来一位儿科老医生，经过一周调养，略有好转。及至秦皇岛码头，父亲从母亲怀里接过我时，只剩了一副皮包骨头。
一九四六年早春，当乡下的小贩，挑着一担唧唧喧鸣的鸡雏，进城沿街叫卖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北平。
东四五条的姥姥两鬓过早地花白了。
“知道什么是混合面吗？”姥姥愤愤地把嘴一撇：“小日本把荞麦、白薯干、高粱、棒子面、豆腐渣、杂豆面搅和在一块儿，就叫混合面。谁家做顿大米饭吃，让日本人知道了，就得进大狱。为了造炮弹，日本兵把庙里的铜佛铜钟，最后把老百姓家的铜盆都抢去了。看着没有，我愣是用这只破瓦盆洗了两年的老脸！”
从姥姥那里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撤销了北平各大学的英语专业。正在北师大英语系读大三的玉环姨，在教授凌子平、赵丽莲的劝说下，于一九四三年辗转陕西城固，找到了北师大的后方学校继续学业。一九四四年大学毕业后，玉环姨与同班同学马庆凯结婚。婚后两人远走甘肃武威，开始了她半个世纪的教师生涯。
二舅妈早已过世了。二舅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得特别艰难。
“听说最近教会里有人正张罗着给你二哥续填房呢。”姥姥认真地说：“我见过那姑娘。山西人，是个教员。挺好的。”
“结过婚吗？”母亲关心地问。
“没有。三十多岁了，还是个大姑娘。”
第二天一大早，三舅和三舅妈杨英贞就闻讯赶到东四五条。一进院子，三舅就竖起大拇指对母亲喊道：“大英雄呀！玉玺，你一天亡国奴都没当过，你可是咱们李家门的大英雄呀！”
母亲和杨英贞早在通州教会时就认识，只是没想到今天竟成了姑嫂。三舅妈的母亲十二岁沦为孤儿，是一位美国宣教士领养大的。所以三舅妈从小即受西方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九四〇年燕京大学护育系毕业后，与三舅结为伉俪。时下在北平医院主持护理部工作。
几天之后，叔叔即回通州潞河中学，继续他的高三学业。又过了几天，我们搬进了江擦胡同二十九号。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和“伤兵之友”社，亦在此宅。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是一座欧洲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的大宅邸。包括半地下室在内的三层紫顶灰楼，隐现在一片高大乔木的绿阴里，显得格外静谧与肃穆。高高的围墙，隔断了从胡同里传来的市井喧嚣，一扇坐南朝北的大红门，显示出当年房主人的气度与尊严。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是我孩提时代留下最初记忆的地方。春天，满院子沁人心脾的丁香气息；夏天，茂密的爬墙虎将整栋楼房染成碧绿；秋天，院子一侧的角落里，两棵加拿大枫赤红如火；冬天，楼房向阳处那一大丛依旧青翠的修竹，都成为一些独特的印迹，为童年的回忆留下清晰的索引。
值得回忆的，还有孩提时的伙伴儿小和尚。小和尚长我一岁，其父侯惠祥，是《残不废》杂志社的会计，侯叔叔一家住在大红门一侧的平房里。每天从早到晚，我和小和尚楼上楼下前院后院尽情玩耍，无忧无虑得近乎浑噩。
四岁那一年，前院东侧的空地，运来一批两米多长的木板。为了快些风干，木工张宪珍师傅，便将这些木板呈井字形搭摞起来，我和小和尚终于找到了“巢”。我们不知疲倦地攀上爬下，钻进钻出，这里成了我们藏身其间窥伺世界的有利地段之地。
一天，正在“巢”里瞭望的小和尚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棵老杏树上，不知何时平添了一个莲蓬状的马蜂窝，嗡嗡作响地像一个发动机。
“把它捅下来！”他当即神勇地决定。
“大马蜂会蜇人的。”我有些迟疑。
“捅完了，咱们往玻璃房里跑。”小和尚运筹帷幄，早有安排。
他所说的玻璃房，是一间半圆形通体玻璃门窗的小花房，这里离那棵老杏树只五六米远，应该是我们逃逸的最佳避难所。
很快，我们便找来一根长竹竿，并以战斗的姿态悄悄潜到那棵大树下。我举了举竹竿，发觉有些短。小和尚便义无反顾地蹲下身子，双手抱住大树：“你踩我肩上。快！”
我吃力地爬到他肩上，他慢慢站起身来。
头顶那“发动机”的声音越发清晰了。
小和尚的脸憋得通红：“我喊一二三，你就捅！”我双脚顿时抖了起来。
四周静极了，只头上传来一阵阵马蜂的低吼。
“一，二，三！”
我横下心来，奋力将竹竿向上捅去……
“轰！”刹那间，群蜂像闪电一般从天而降，我和小和尚立刻被卷进一团灼人的毒火里。
“跑！”小和尚抱着脑袋首先冲向玻璃房，我拼命扑打着随之逃去。但更加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事前疏于侦察，那花房的玻璃门竟然锁着！
这一战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要不是张木匠闻声赶到拔刀相助，我和小和尚差一点儿就以身殉职了。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的东邻养了一条大狗叫“雷子”，平日里我们只能听见从高墙那边传来的犬吠，却从未见到那狗的身影。
也是四岁那一年的夏天，一连几天的暴雨将二十九号与邻院之间的高墙冲倒了。雨停之后，从楼里被释放出来的我和小和尚几乎同时发现了雷子。
那是一条高大的纯种德国黑贝狼狗，只见它蹲在邻院石墙的缺口处，正虎视眈眈地朝我们窥望者。我和小和尚的头发根顿时立了起来。
“别跑。”小和尚显得很镇定，他朝地上扫了一眼，十分有经验地对我轻轻嘱咐道：“待会儿听我口令，假装蹲下捡石头，那狗看咱一猫腰，准就回头跑了。”
我真不知道小和尚的这些实战经验是如何积累下来的，但我对小和尚的英明果断却深信不疑。
“预备……”小和尚斜睨着雷子，轻轻下达了命令。那狗远远地盯住我们。
“猫腰！”
我和小和尚猛地低下身来。只听见一声闷雷般的咆哮，那德国大狼狗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从残垣断壁上一跃掠过，直朝我们袭来。我与小和尚大骇，回头朝楼里拼命逃去。
在楼道入口处，我决然与小和尚分道扬镳了。当我朝二楼狼狈逃窜的时候，听见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传来小和尚的惨叫和雷子愤怒的吼声……
从此，小和尚的右腿上就多了两排犬齿的印痕，小和尚童年的回忆中更多了些悲壮的色彩。
江擦胡同二十九号的后院，是一片蒿草丛生的荒园。那里幅员辽阔，周围筑有高墙，高墙外便应是钓饵胡同的院落了。
盛夏时打开后门向里望去，但见荒草近乎人高（我当时不足三尺），一股被阳光蒸熟的草叶泥土的热气扑面而来。在这片遮天蔽日的草丛里，我和小和尚发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趣事。这里有会飞的金龟子、七星瓢虫；有蠢笨的屎壳郎和背着小房子的蜗牛；有恐怖的蚰蜒和蜈蚣；有机灵的蚂蚱、会叫的蛐蛐、青面獠牙的天牛；有红色的蜻蜓、黄色的粉蝶、绿色的螳螂、黑色的伏天儿，甚至我们还惊讶地发现过一条小花蛇，这一切都是在盛夏的阳光下发现的。
而黄昏后，当后院荒草里忽明忽暗地飘起点点幽绿色的光亮时，站在二楼窗前的我，就会神秘地对姐姐说：“张木匠说了，那是萤火虫打的小灯笼。”至于萤火虫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却不曾见过，因为一到晚上，我便断了去后院的念头。张木匠曾压低声音对我说过：“天黑以后，那院子里有鬼。”
我第一次见到鬼，却是在白天，在江擦胡同二十九号昏暗的楼梯上。
那一天，我手里捏着一只刚刚捉到的蜻蜓，从后院大汗淋漓地跑进楼里，一个素白的身影顺着楼梯飘下来。就在我抬头望去的一瞬间，一张红发蓝眼苍白的“鬼脸”，让我悚然魂飞魄散，那只蜻蜓也就趁机死里逃生了。
从楼梯上下来的客人，中文名字叫沈慕生，是一位在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的加拿大牧师。他给父亲送来一份关于华北地区一九四八年小麦生长的调查报告，希望父亲尽快将其翻译成中文。
当时国际援华机构的救济物资发放工作是有严格程序的。这期间，不仅要做到发放对象准确，发放规模适度，更要严防中国地方官员虚报谎报中饱私囊的贪腐行为。所以许多调查及审核工作，委员会需亲力亲为。而正是这一亲力亲为，竟成了日后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之一：“……曾两次为美帝牧师沈慕生，翻译过调查我华北地区农产品产量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