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庄是一座一千六百多口人的大村庄。全村分北街东头、大槐树下、南街和上坡四片自然村坊。人民公社成立后，划成十个生产小队。北街东头的唐庄一队，绝大多数都是没出五服的族人。唯队长唐贵与大家无血缘关系。据说，他们祖上原本是李官营的一支汤姓，迁至唐庄后，因担心遭受歧视，遂改汤姓为唐，成了唐氏家族中的一支另类。
唐贵很早就患上了白内障。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你们城里人忒不讲究，唐浩是你叫的吗？你应该叫唐桂浩。知道不？”
唐贵辈分大，我应该叫他太爷。
第一天下地的时候，我就认出了那个叫立春的孩子。他爸叫唐桂林，是唐庄一队的副队长。唐桂林办事精明，为人仗义，在村子里有很高的威望。而立春，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调皮鬼。
立春从小喜欢看书，他年纪虽然不大，但《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无不通晓。小学毕业后因厌倦课堂辍学回家，早早地就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在之后十二年的故乡生活中，立春逐渐成了我最重要的谈话对手和两肋插刀的朋友。应该承认，没有立春，我很难想象自己能熬过这漫长的四千三百多个黄昏和深夜。
我们刚回到故乡的时候，“**********”的震荡还没有波及远离城市的唐庄。尽管县城里也发生过学生造反的血腥个案，但传到乡下，早已成了大逆不道的反叛行为。所以，对于父亲的遭遇，绝大多数的乡亲们从心里感到困惑和同情，对于全家被遣返原籍，人们更觉得不可理喻。
从小和父亲一起长大的梅连春，至今还是个老光棍。土地改革前，梅连春曾多年在我家做长工，他少年失聪，又不识字，对于世间发生的事情应该并不太清楚。自从我们搬到车门房后，梅连春就经常坐在我们窗前的石台阶上，一个人独自抽闷烟。遇到这时，父亲就会凑上前去，坐在梅连春身边，梅连春手把手地教父亲用烟纸卷纸烟，两个人没有任何对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以这种流放的形式发配原籍，对父亲来说应该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了，而株连到妻子儿女，更让父亲有一种深重的负罪感。母亲却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切，在之后十二年的艰苦岁月里，母亲始终以一种超乎常人想象的隐忍，将家庭的重担稳稳地扛在肩上。即便在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时候，她也从不放弃生存下去的信念。在漫长的秋夜里，母亲会一个人坐在厨房的灶台前，默默地祈祷：“主啊，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呢？难道是永远吗？主我的上帝，请你回答我，求你赐我亮光，免得我在沉睡中死去……”
值得父亲和母亲欣慰的是，他们的小女儿唐华，竟如此从容地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回乡那一年，唐华小学刚毕业。父亲原以为即便是回乡了，唐华仍可以在迁安继续她的初中学业。从唐桂瑞以往的书信中，父亲知道，迁安的中学教育一直搞得很出色。而当年昌黎汇文中学，不也是县城中的一座中学吗？然而，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竟让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彻底瘫痪了。没有一点儿学校复课的消息，中国仿佛进入了一个无需教育的时代。
一直厮守在父母膝下的唐华很快与唐庄一队及叔伯家的姐妹融合在了一起。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从参加劳动的第一天起，唐华就凭其聪明能干，博得了所有婶子大娘的交口称赞。在同年龄的女孩子当中，唐华很快便在各方面显示了她突出的优势来，她很快学会了烧火做饭，养蚕种棉，学会了纺线织布，学会了养鸡喂猪，甚至学会了以农民的思维去接人待物，学会了以乡下人的价值观去判断周围的是非曲直。在强大而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唐华承认自己是弱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唐华又是生活中的一个强者。在唐华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妇女几乎所有的美德，而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中国才能从几千年的长途跋涉中走到今天。
当然，唐华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正因如此，她不得不用一生的时光，去承受其他人难以理解的心底的苦楚。
天渐渐地冷了，几乎听不到任何外面的消息，庄稼人一如既往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但从姐姐和唐宛的来信中，我们已经知道，此刻的中国早已天下大乱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十名中学生越过国界，开始在越南支援世界革命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在山东曲阜开始彻底砸毁孔庙了。同日，上海几千名工人造反队员在市郊安亭车站卧轨闹事，致使沪宁铁路中断三十小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在北京街头及天安门广场游行，率先提出打倒刘少奇打倒******。
初冬的一天，大队突然派人到生产队找我，原来近来各村都先后进入了“**********”状态，唐庄也不能落后。从即日起，我将与唐子余六叔家的唐桂本大哥结成一组，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村庄里主要街道的墙壁用石灰水涂白，再写上支持“**********”的大字标语。
唐桂本是一个极易接近的本家兄长，他谈吐温和，待人宽厚，在唐庄同辈人中是一个礼乐通达的文化名人。唐桂本自幼深谙乡俗，对冀东地区的红白礼数了如指掌。他不但识简谱，甚至精通古人的五音乐律，他收集了很多用工尺谱谱就的唢呐古曲，是四里八乡一位出色的民间艺人。对于莲花落、京东大鼓或滦州皮影，唐桂本都能随口唱来并道出个中典故，每天和他在一起，像是沉浸在一部色彩浓郁的地方典籍之中。
写大字的颜料是红土，这种土从哪里挖，桂本大哥很清楚。挖出来的红土要用水泡成泥浆，其间还要掺上少许的鱼鳔胶，这样写出的字，即便日后风吹雨打也不至于被冲掉。
在和唐桂本写大字的日子里，大哥向我介绍了唐庄及家族的历史，介绍了庄里几大家族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从唐桂本这里，我看到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农村强大的支撑力和难以动摇的深远影响。
在树木逐渐凋零的季节里，唐庄被大字标语打扮得焕然一新。我们和其他村庄不一样，在我的建议下，我们将百姓家的院墙全部涂白，而其他村庄只涂了中间一段。我们写的标语全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字，透过收获后的田野，人们从几里地外就会看见，唐庄一片洁白的院落墙壁上，那朱红色的大字标语：“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队干部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满意，他们已意识到，这个从大连回来的高中毕业生，对大队来说将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
但，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秋收结束后不久，随着公社召开几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大会，各村的批斗会也如火如荼地在乡间效仿了。各村自有批不完的斗争对象，其中地主富农分子，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来一群得心应手的被批判者。而如今，由于父亲的遣返，唐庄更有了新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幸的是，考虑到北街东头家族势力的影响，对父亲的批斗始终没有出大格。
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唐庄的父老乡亲们都开始意识到，父亲的罪孽是深重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以往几乎所有关心照顾过我们的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了我们。只有上院的唐子廷大婶依然故我地硬挺着，大婶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一天，在北街老院门口，一个邻村卖豆腐的中年人问父亲：“你不是唐庄人吧？从哪儿来的？”
站在门楼前，八十多岁的二奶暼了当街一眼，颤颤地凑过去神秘兮兮地：“他是国民党大特务！戴帽子的……”
父亲淡然一笑，朗声说道：“我叫唐子清。从小就在这老院里长大的。这位是我亲二婶。我们是一家人。”说罢即扬长而去，把二奶搞了个大红脸。
村里的治保主任要求父亲和其他被管制的地富分子们，都要在外衣右边的胸口处，缝一块白布，用毛笔将自己的姓名及政治身份写在那块白布上。这种管制的办法，类似中国古代犯人脸上的刺青，与盖世太保要求犹太人亮明身份的办法同出一辙。
当然，比起其他村庄来，唐庄的阶级斗争却始终没有激化。原因不外乎，村庄里几大家族在暗中博弈的过程中，始终能保持在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下。只有一个从北京遣送还乡的唐学海，却吃了不少苦头。
唐学海的父亲号称“昆先生”，解放前是村里民愤较大的一个讼棍。而唐学海家族又无力替他周旋。所以每逢批斗时，这个从年轻时就离家出走的老实人，便成了唐庄贫下中农集中横扫的唯一对象了。
当一九六六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落在冀东大地的时候，我开始体验到了作为四类分子子弟应该连带接受的惩戒。治保主任通过扬声器要求四类分子子弟随其接受管制的父亲一起，到村庄的主要街道义务除雪。
那一天，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唐庄一二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弟，负责北街大槐树以东的除雪工作。六叔唐子余与他的几个儿子也默默地出现在扫雪的行列里。土改时，六叔最初被定为上中农，后来由于工作积极，他被选为村里的青年团书记，因此得罪了另一家族的人。在随后的清查过程中，由上中农改定为富农，从而沦为阶级敌人。
我们扫到老院门前时，唐子玉四叔和二奶一直揣着手站在门楼里看光景。
“瑞雪兆丰年呐。”四叔望着阴郁的天空阴阳怪气地说。
几个月下来，在唐庄逐渐森严的氛围里，我几乎被窒息了。而且，一直以来，栗子房公路边高大的白杨树下那个孤独的粉红色的身影，几乎无时无刻地在我眼前晃动，我深陷在难以自拔的懊悔之中。
“当初错了。”母亲从一开始就后悔了：“当初你不该随我们回唐庄。”母亲一直希望我能保住知识青年的身份，这个身份在一九六六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如今我随父母回乡后，身份竟降成了被遣返还乡的回乡青年，这样的身份几乎与四类分子等同。
在几乎绝望的日子里，我给毛宁写了封长信。在信中我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回忆了木耳山知青集体的温暖。尽管我十分清楚，这一切如马前泼水已无法复收了。
在给毛宁写信的同时，我还给石山农场的王重铭写了封信。
王重铭是石山农场的初三同学，也是石山青年集体中我一直看重的一个朋友。王重铭的生父早逝，母亲带他改嫁后，王重铭对继父难以接受，时间长了，少年时代的王重铭便多次离家出走浪迹天涯。为了生存，他与小偷扒手结成团伙并多次被公安机关收容教养。直到最后一次在武汉失手后，才写下血书重新做人。王重铭做事干练，足智多谋，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唯一可以放心托付的人。
我写信让王重铭为我想想办法，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快疯了。
一九六六年圣诞节的上午，大队派人把我找去了。一进门，大队长唐明臣就将一份电报递给我。
这封电报是公社刚才转过来的，上面的电文是：“陈官营公社唐庄大队唐浩，见电后，速回区人委报到，户口及粮食关系一并转回南尖，返程车票回来后报销。”发电人是大连南尖农校红卫兵指挥部。
在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的“**********”初期，对于交通和信息十分闭塞的唐庄来说，这封电报犹如一道锦衣卫下发的奉旨文书，别说大队了，就是公社也绝不敢怠慢，我又一次要逃了。这一次，父母和唐华都希望我能尽快离开这里，因为谁都知道，唐庄是一个死胡同。
唐子廷大婶知道我要回大连后，后悔地对母亲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添置那么多东西了。”她以为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到时候，没准儿我到大连看你们去。”母亲听了摇了摇头，因为母亲知道，炼狱的岁月才刚刚开始。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接到姐姐从山海关发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随辽宁财经学院一支徒步长征串联队，已从大连走到山海关。
徒步长征串联是一九六六年冬天红卫兵运动的又一创举。很多有志气的青年，举着红旗背着行囊，风餐露宿地在祖国的万里河山之间，寻找着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成就感。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上午，我和姐姐是在山海关站前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告别的。那是一支因一氧化碳中毒后在山海关刚刚休整过的长征串联队。他们在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在街头闲人的注视下招摇过市。
“你放心走吧，春节我回唐庄过年去。”姐姐对我喊。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夕，
天翻地覆慨而慷……
歌声响起来了，十三个大学生手捧着毛主席像，举着鲜红的旗帜，一路高歌向西走去。
我背起简单的行囊，登上了北去大连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