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三舅，忽然接到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的电话，说有件急事需三舅帮忙。
“李先生，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团里马上派车去接您。”说罢，电话就挂了。
“外事活动？”三舅立刻想到了日前抵京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由于工作关系，更因为都住在和平里中央乐团宿舍区里，三舅与中央乐团许多著名的音乐家、演奏家都相交甚密。几天前，他就听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要来华演出，他几次求住在楼上的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帮他搞一张门票，但杨秉荪却无能为力：“入场人员是要政审的，李先生，您别自找麻烦了。”
负责接三舅的是中央乐团办公室的一位领导，他发现三舅一身西装革履的样子，颇感意外：“李先生，您这是……”
“既然是外事活动，就要讲究一点。”三舅站在穿衣镜前：“中国人还挺像样儿，是吧？”
“可……”显然那位领导有些沉不住气了：“李先生，我看您还是换套中山装吧，要不然……”他分明感到十分为难：“求求您了，我给您作揖了。”
三舅生气了：“一件西服，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说着，他从衣柜里取出那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你坐下等着吧，我得把它熨平了。”
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中美断交之后，美国民间团体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是继一九七一年早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费城交响乐团的竖琴演奏家却遇到了难题。
竖琴，是一种交响乐队不可或缺的大型弹拨乐器，有四十七条长度不同的琴弦。竖琴的调音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序，演奏者必须对演出场地、空气的湿度有所掌握，而且由于演出场地的不同，舞台前后的湿度也会有所变化。时值初秋，北京开始进入干燥季节，作为演出场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其演出条件又难尽人意，对这些问题，费城交响乐团的竖琴演奏家均始料未及。为确保演出成功，该团艺术总监尤金·奥曼迪先生提出，请求中方派一位音律专家协助调音。消息传到总理办公室，******总理当即表示：“请北京乐器厂的李信征嘛。”在“**********”前，三舅曾两次见过周总理。
“为什么不到人民大会堂演出？”见面后，三舅第一句话就把李德伦问愣了。
“您可来了。”李德伦握着三舅的手：“您知道这儿过去叫什么地方吗？”
“过去？”三舅不解地：“过去叫太庙。”
“对喽。”李德伦压低声音说：“既然进了太庙，就请您多磕头少说话。”李德伦盯着三舅：“听见没？”
演出如期开始了。当舞台上响起莫扎特第三十五号交响曲时，坐在边幕后面的三舅的耳朵里，听到的只是竖琴演奏家那准确的音符和精彩的爬音。
一九七五年春节过后，我去了趟抚宁四照各庄，见到了张凡的父母，了解了唐华未来将终身生活的环境。
四照各庄距京沈铁路留守营站仅三里之遥，这里以生产优质水稻为主，较之唐庄，生活要富庶许多。
张凡的父亲张师哲是仰山伯伯的四弟，因叔叔与婶母的联姻，我便称之为四舅。和仰山伯伯一样，四舅是一位豁达坦荡的人。而四舅妈的贤德与隐忍，让张凡家在村子里始终具有一定的尊严。但作为一名被管制分子，出身经营地主的四舅，其身心所遭受的压抑，也难以隐晦于言谈话语之中，让人不禁替唐华今后的人生氛围产生忧虑。
在做客四舅家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同情与亲情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在被压抑的岁月里，这种情感积郁了许多共同语言，积郁了许多于含蓄之中点滴入微的亲情与温暖，积郁了许多对平等公正的渴望与梦想。
此间，我留下的两首诗成了四照各庄一行的两幅素描。
五律·初进四照各庄
夜半人声寂，循引入张宅。
青阶映月碧，朱门迎客开。
满园疏影暗，一隅冰窗白。
推门喊舅妈，阖家忙伙柴。
七绝·与师哲四舅共勉
窗上冰花烂漫开，灯下醉语畅开怀。
喜逢莫提伤心事，旧雨不来今雨来。
仰山伯伯在读过我写的这两首诗后，十分感慨地回信说：“看来张唐两家的故事，还远没有说完……”
一九七五年四月的一天，清晨起来，父亲突然感到左半身不好使了，母亲立刻为他做了检查，并很快得出了结论：“坏了，你爸患脑溢血了。”
我当即找到了大队，提出送父亲去天津看病。可是大队治保主任却一口回绝了：“不中。四类分子管制期间不能乱动。庄里有赤脚医生，怎么，信不过呀？”我只好作罢。
患病后的父亲，说起话来开始吃力了，但精神却未就此低沉。母亲求他尽量静养，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养病中的父亲，依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天上午，他必须要做的，就是拄着拐杖到大队供销社，取他订阅的《唐山劳动日报》，风雨不误。
“你想没想过，为什么现在稳当多了。”父亲问我。我摇了摇头。父亲拿着报纸让我看：“看没看见，******复出后，并没有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提出以学习无产阶级****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所以时局很快就稳定了。尤其像铁路运输系统，这几年来，一直在内斗。******上来后，重头治理了那里的混乱状态。现在你看，基本稳定了。”他将报纸递给我：“看来******的确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而当今中国，缺的就是这样的人。”
四月末的一天，父亲从大队取来报纸。刚进院子就对母亲喊：“仰山来信了！”拆开大信封。除长信一封之外，仰山伯伯还寄来了一本自己油印的诗集。其中收录了自一九三五年至今，仰山伯伯创作的六十六首诗词。但万没有想到，诗集中的最后一首，竟暴露了一年多来，我们一直瞒着父亲的一件大事。这首古乐府诗的标题是《悼亡弟·代素心作》。
“子洵死了？”父亲如天塌一般地望着母亲，母亲潸然泪下。
叔叔自杀的消息，我们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得知的，堂妹小枚打到大队的电话意外地让唐华接到了。但为了不让父亲知道这个实在让他难以接受的现实，母亲当即与我们商定，暂时千万不能告诉父亲。同时母亲命我即刻赶往天津，协助三个尚小的弟妹处理叔叔的后事，对父亲则谎称二舅病了。
自从参加了宣传队的工作之后，大队开始对我宽松了许多。第二天中午，我就赶到了天津，而叔叔的后事，弟妹们已基本处理完了。
“**********”以来，叔叔一直是斗争的对象。这让原本孤傲的叔叔，自尊心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九月二十八日，一直卧病在家的叔叔，在接到街道居民委命他第二天上街清扫大街以迎接建国二十五周年的通知后，用一片手术刀将颈动脉割断了。不大的两个房间里，到处喷溅着触目惊心的猩红！我真难以想象，在选择死亡的最后时刻，一向病恹的叔叔，为什么能用如此惊心动魄的壮烈，了结自己的生命。他像一位剑客，更像一位血荐轩辕的义士。
叔叔去世时，堂妹唐枚已下乡山西陵川，二妹唐楠刚进玻璃仪器厂当学徒。正念初三的弟弟唐栋在叔叔死后，即辍学参加了工作，当了一名泥瓦工。
我到了天津后，帮弟妹三人了断了与继母的关系。临回唐庄前，望着这三个从此失去父母的孤儿，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请三个弟妹吃顿饭。为此我不得不跑到宿纬路与中山路交叉路口的一家信托商店。将当年吴雷川先生送给父亲的那块怀表给卖了。
“大哥走后，你们千万要振作起来。”饭桌前，我已找不到更多安慰他们的话：“叔叔和婶母的亡灵，会在天上一直注视你们的，望你们好自为之……”三个弟妹掩泣不语。
父亲的心碎了，在得知叔叔早已去世的消息之后，父亲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走遍了唐庄的大街小巷。他逢人就哭着说：“子洵先我而去了，子洵先我而去矣……”
面对此情此景，了解他们兄弟之间情谊的父老乡亲无不为之动容……
父亲一下子衰老了，他从此不修边幅，任自己衰老下去。
姐姐回康平后，很快就汇了四百元钱给家里，这是她平反后补发的工资。姐姐几乎全部寄了回来，替我们还盖房时拉下的饥荒。
立春与天津知青一直走得很近，他经常跑到他们的宿舍里，一呆就是半宿。他愿意听这些乐观的城里人讲外面的世界，讲挤无轨电车，讲足球，讲抡着板儿砖打群架。在庄里老一辈庄稼人的眼里，立春是一个叛逆者！
“还惦着娶人家团长的闺女，怎么样，白忙乎一场吧。”对于这些市井微词，立春全然不往心里去。他开始习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农民了，他发现了农民身上的许多弱点。
在立春的感召下，天津知青开始主动与我家接触了。而且一经接触，我们之间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最先走进我们家的，是杨宝庆和严志。杨宝庆性格沉稳，说起话来娓娓从容，严志却更显灵透一些。天津的俚语方言，让他运用得惟妙惟肖。
这些年来，对天津知青我一直心存戒备，可一旦交往起来，我立刻有了回到知青点的感觉。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我都十分熟悉。很快，我们就成了知心朋友。
在男生的带动下，不久，天津女知青也登门拜会母亲了。她们大多以看病为借口，并很快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这期间，倪斯敏曾多次要拜母亲为干妈，母亲却以基督徒为借口，婉言谢绝了。
在唐庄的这些年，经常有一些生病的婶子大娘、父老乡亲找母亲看病。在大连，母亲虽一直做的护理工作，但对于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母亲的诊疗经验要远远超过当地的赤脚医生。尤其在大连期间，母亲曾专攻过中医针灸，这对笃信中医的乡下人来说。更增添了一层传奇的色彩。所以，时间一长，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母亲愿意为乡下人做这些事情，她认为这是上帝赐予自己的荣耀。
“**********”期间，大批城里人上山下乡，将城市文明潜移默化地传向农村，使原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民，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另一片天空。应该承认，这一大规模的文化冲击，为今天轰轰烈烈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广泛的社会与群众基础。
歇伏前就听说，天津女知青晒在院子里的一个乳罩让人偷走了。“臭流氓！”庄稼人都认为干这种勾当的人忒下作。在乡下，城里女人那稀罕物件儿让多少庄稼汉子魂牵梦绕。
一个月后的一天，南街的两个悍妇因些琐事吵起来了，并很快拳脚相加地扭作一团，引来满街看客。
这是一对儿宿敌。从历次战绩来看，那瘦悍妇根本不是胖悍妇的对手，去年腊月的那次交手中，胖悍妇愣是把那瘦悍妇拦腰扔进了猪圈。
“不服？再不服给你塞到茅房里，让你****！”
正是晌午头上，南街的老爷们儿刚从地里回来就遇见了这出好戏，众人围而观之，不忍散去。
突然，被揪住头发的瘦悍妇拧住了胖悍妇的一只耳朵，就在胖悍妇撒手的一瞬间，那瘦悍妇猛然发力，竟将胖悍妇上身的家织布小褂当胸扯开，围观的老爷们儿一片哗然。慌乱中，瘦悍妇趁机拉住胖悍妇一条袖口致命地一扯，只见那胖悍妇就地转了半圈，一对儿丰腴的乳房裹在绷紧的乳罩里，像魔术一样幻化在正午的阳光下。
此役结束了俩悍妇经年持久的战争状态，那个胖悍妇从此温顺下来，变成一个丰乳肥臀的小女人。
听说天津女知青回城后，还和那小女人有书信往来，她们后来成了朋友。
五月初的一天，已被文化馆选进县宣传队的唐桂义从城里回来了：“唐浩大哥，县文化馆美术组的张老师，让你明天去一趟。”
“叫我干什么？”我感到十分意外。
“县里正组织美术作品，准备参加今年秋天的全国美术展览。我和张老师提到你了，张老师很高兴，他让你明天务必去一趟。”我从心里感谢唐桂义。
新建起的县文化馆，在中街与北关大街交叉的路口上。美术组的张德生老师，正指导一群从基层抽调上来的业余美术工作者，在一个半圆形的美术教室里画画。张老师是一个个子矮小的中年人，他态度和蔼地问我：“听唐桂义说，你也学过画？”
我笑了：“业余的，业余的。”
“是这样，”张老师认真地说：“今年全国美展的体裁是年画，上级要求发动基层的创作力量，更多地参与这次全国美展。”他指着周围正在专心作画的学员：“这些都是常与我们联系的基层美术爱好者，抽上来已十多天了，你如果觉得时间还来得及的话，可以在家里先画一幅草图，十天之内交上来。一旦通过了，我会去唐庄为你请创作假的。”
告别前，张老师陪我看了学员们夹在画板上的作品。我已成竹在胸。
回到庄里，我便向队长唐贵请了十天的假。当时正是备耕的季节，闲人本来就多，所以唐贵当即就答应了。
在以往学画的时候，我是排斥年画创作的。在大连群众艺术馆学画期间，我见过姜建章老师创作的年画，但由于排斥，没有更多地请教。我准备按油画创作的程序，先画一张素描草图。至于着色，无非是工笔重彩而已。
我将几张图画纸，按2∶1.5米的比例拼贴在西屋的墙上。在从县里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了，画一幅社员喜交公粮的场面，题目是《超交了三万斤》。
听说我要参加全国美展，立春、唐桂岩以及天津知青们当天晚上就挤了一屋子。
“没问题，大哥，到了你露把刷子的时候了。”严志的话，听起来就像说相声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搞大型美术创作，手头的参考资料又少得可怜。但十年农村的生活早已将我与农民及农村生活紧密地融在了一起。每年秋后去夏官营粮库交公粮时的情景，十分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