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木犁插进泥土里，在播种者的身后，我又认真地掂起粪来。失去知青身份的我，又身处外省异乡，我十分清楚自己被遗弃的后果是什么。台地上的灰鹤，一夜之间全都北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忙于播种春麦的人们。农民没有更长更远的期盼，他们只希望今年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黄昏时分，站在故乡荒疏的院子里，内心一片茫然，我不知道时局还将如何变化，但有一点可以预期，那就是我不会永远被遗弃在这里。天津知青已全部回城了，一直飘忽不定的唐清华的身影，此时也似一缕青烟，从我的心中渐渐散去。在命运抉择的严峻时刻，人类要比动物多些理性与矜持。
三月底，接到了唐宛发来的电报，在妹夫堂兄的帮助下，旅大市新金县皮口公社的刘书记，答应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接收我。
我是在刘书记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
“妈呀，我以为是一个小孩。没想到来了个大老爷们儿！”刘书记握着我的手幽默地问我：“你多大岁数了？”
“虚岁三十四了。”
“哎呀……”刘书记显然犯难了：“给你放到青年点儿里去，我真有些于心不忍呀。”
正说着，一个患哮喘病的大胖子敲门进来。
“刘书记，考试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明天上午八点半，两个考场准时开考。”那大胖子满脸是汗，他拿起水壶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全喝光了。
“咦，”刘书记突然转过身来：“你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我？”我如实说：“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
“太好了！”刘书记一拍脑门儿：“老杨，给他补报个名。”说着他指着我说：“明天一早，给我考试去。”
“考试？”我一时让他搅糊涂了：“什么考试？”
刘书记认真地说：“明天，全公社在职的所有民办教师，包括社会上想当老师的人，一律参加考试，重新聘用。你来巧了，要真能考上，我也少费心思了。”
“不行呀。”我犯愁了，“我毕业快十三年了，况且，况且一天也没复习过。”
“你哪一科在行？”老杨问我：“文科还是理科？”
“文科。”我懦懦地说。
“妥。”老杨又喝了一杯水：“你就报文科，不考数学，只考语文、政治、地理、历史。”他掏出一个小本子：“你叫什么名来？”
“唐浩。”刘书记替我答应了：“大唐朝的唐，浩浩荡荡的浩。”
第二天，语文考试进行到多一半时，公社文教助理老杨和几个公社干部骑着自行车，赶到果木园子小学考场视察工作。在院子里，他看见刚从考场走出来的我。
“看来，强拉鸭子上架，也真难为你了。”他理解地点了点头“答不上来吧？”他问我。
“答完了。”我十分自信地对他说。
五月一日，榜下来了。我以全公社第二名的成绩，被公社录用，成了离皮口镇最近的宋家学校的一名民办教师。
宋家学校是一所戴帽小学，即一所七年制学校。学生从这里毕业后，即升入高中，我被分在六年级当语文老师。我的身份，从一个四类分子子弟，摇身一变成了人民教师，成了一个备受老师尊重和学生爱戴的人。巨大的反差，让我一时受宠若惊，当老师们问我在故乡教没教过书时，我竟撒谎说教过。
沈道明和他爱人王春红老师的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宋家村里。很快，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每到星期天，沈家夫妇都要多烧几个好菜款待我。在教学上，他们更随时提醒我应该注意的事情，我和他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在农村，七年级的学生已经是一群大姑娘小伙子了。对于我这样一个新来的，操一口纯正北京话的语文老师，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不懂教书的规矩，但我凭学生时代的记忆，结合我对课文的理解，使那些最讨厌语文课的学生都渐渐爱上了语文。
转眼间，我在宋家学校已工作两个月了，但此时，我的户口及粮食关系依然在故乡唐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户口关系虽然暂时并不太重要，但粮食关系办不下来，没有口粮，就等于掐断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基本生活条件。
这时，曾在唐庄插队的天津知青倪斯敏，在得知我面临的窘况之后，先后给我寄了三十多斤粮票，还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些钱来接济我。我从心里珍惜在唐庄的日子里与天津知青结下的友情。
自从我离开唐庄后，立春便沉陷在无法诉说的孤独之中。十三年了，立春早就养成了与我交流的习惯，成了我在故乡这些年来唯一能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手。如今，我的突然离开，那些操一口津腔的天津知青也相继走光了，立春变得六神无主。在农村，立春再也找不到一个与他谈些土地之外话题的人了。巨大的城乡之间的差异，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立春抑郁了。他开始用赌博来消磨时光，并将一生沉浸在赌博的幻想里。
五月二十二日，我的户口正式落在了辽宁省新金县皮口公社宋家大队，这里离大连的直线距离不到一百公里了。
六月二日，沈阳音乐学院的两名工作人员登门造访唐宛，并见到了母亲。他们向母亲当面宣读了学院党委关于撤销一九六八年将唐宛定为反动学生的错误决定。谈话时，两位同志主动提出准备为唐宛联系有关文化机构重新分配工作，却被唐宛婉言谢绝了。因为自幼胆小怕事的唐宛，早已对文艺界产生了畏惧感：“当个挤奶工挺好的，”她反而安慰那两个老师：“真的，可以常分些牛肉吃。”
不久，宋家学校开展了电化教学活动。我用自制的宽银幕幻灯片给学生们讲述了柯岩同志的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并先后几次到普兰店举行全县公开课。一时间，我竟成了宋家学校一名成绩斐然的佼佼者。
沈老师夫妇开始忙着给我找对象了。不久，一个在县高中教数学的大龄女教师，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咱哪儿也不去了。”王春红老师正忙着在厨房里给我炖肉：“上哪儿也不抵皮口好，咱在这里自己种菜自己养猪，码头上又有活蹦乱跳的应时海鲜，神仙一样地过日子。回大连有啥好的，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即便是去了，你不觉得也是一个愁吗？”
话是这样说，但每天黄昏时，站在学校身后的高坡上向西南望去，一座淡蓝色的山峦的剪影，映在雾霭淡青遥远的天边。我知道，那就是金州城东的大黑山。我还知道，翻过那座山，在山下海湾的对岸，就是我心中的城市，我的大连。
七月二十日，我以监考员的身份走进了一九七八年大专院校招生考试的考场。那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次夏季招生考试。考场上，学生年龄参差不齐，一些貌似家庭妇女和本分农民的中年人甚至也坐在了考场里。在监考第一天的日记里，我留下了一首短诗《一个考生的素描》。
刮脸刀在两鬓刮了又刮，
进考场更显那青青的面颊。
准考证端放在桌子的右上角，
啊——这是个三十岁的成年人了！
是谁束缚了他雏鹰的双翅，
是谁夺去了他最美好的年华。
浓眉紧拧，落笔大浪淘沙。
这形象不正是最悲壮的笔伐！
一场场的考试在进行，一张张的考卷摆在眼前。我开始后悔没有报名了，我深知凭我的实力，这些卷子答好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后悔自己失去了一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地理课考试再有二十分钟将结束了。突然，文科第二考场的监考老师，陪一个高大的戴眼镜的男生走出考场。
“唐老师，这个学生要去厕所。”说着，他对那学生说：“去吧。”那学生慌忙穿过操场，向公共厕所跑去。
“大便小便？”我紧跟在他后面。
“小便……”
我放慢了脚步，我真不习惯去厕所里监视他。
“谁去厕所了？”正在这时，负责皮口一中的总监考老师发现了。
“文科第二考场的。”我急忙答道。
“跟上去。”总监考低声命令我，“看着！”
我急忙追了上去。
公共厕所在离教室很远的操场斜对过，走进厕所，我发现那学生居然不见了。我警惕起来，开始踮着脚尖向深处走去。
在最后一个大便池前，我看见那男生连裤子都没脱地蹲在那里，正紧张地翻看着一本地图册。
“你在干什么？”我冷冷地问他。
他险些坐进粪池里：“老师，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
“站起来。”我很生气：“把地图册给我。”我命令他。
“老师，我错了，我……”他将地图册藏在背后。
“给我！”我厉声喊道。
他顺从地递给我了。
“走！”我压低声音。
“老师，您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我们来到耀眼的阳光下。
那学生不再纠缠我了，我跟在他身后，将那本地图册掖进了裤兜里，不知为什么，我决定不举报他。
在以往的几门考试中，我注意过这个戴着白框眼镜的男同学，他应该是个下乡知青，他前几门考得都很好，人也斯文得像个女孩子。
走到操场中央的时候，望着他瘦弱的背影，不知什么原因，我猛地赶上一步。
“哪一道题？”我从身后悄悄地问他。
他没有回头：“那道十五分的大题。”
果不其然，许多同学都难在了这道大题上。
那是一道计算南美洲布伊诺斯艾利斯与中美洲基多、北美洲华盛顿三座城市的季节变化与昼夜长度的问题。我从小就善于应对这样的地理题，在考卷发下的第一时间里，我就已经算出了标准答案。我紧走两步，与他并肩同行了。
总监考老师就站在文科二考场的教室门前。
我轻轻地将答案告诉了那男生。
打铃前，我从后门进入考场，那男生看了我一眼，将卷子交给了监考老师。
那个男生后来考上了沈阳中医学院，榜发下来后，他与一群知青点的同学，找到了宋家学校。在海边的海鹰饭店，我们全喝得醉如烂泥，因为天下知青本就是一家人。
一九七八年最后的几天，天气异常寒冷。接连几个晚上坐在学校堆满木料的那间温暖的厢房的火炕上，我读完了日本美术史学家板垣鹰穗编写的《近代美术史潮论》。
十二月十八日深夜，从操场远处传来了人声：“唐浩！唐浩！”我急忙打开厢房的门。妹夫谭成河围着一条大围脖，穿着一件棉军大衣，满身寒气地挤进门来：“咱妈落实政策了，恢复公职了，为了让你回城，咱妈提出退休了。”他一口气把这消息告诉我了。
“什么？”对我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这么说，我要回城了？”
整整十四年了，我的个人成分早已从“学生”被改造成了“农民”，而今天，当这一切瞬间结束的时候，我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我坐回到炕上，只问了一句：“现在几点了？”问得妹夫有些懵。
宋家学校的全体老师为我举行了欢送会。会后，沈道明老师把女儿小凌最心爱的那只大白鹅杀了。在为我饯行的酒桌上，沈老师说：“别忘了我们……”王老师说：“别忘了皮口……”我眼睛湿润了，我告诉他们，在来皮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教过书。王老师却说：“知道，老师们全知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惊讶地问。
“因为你连什么是教案都不懂。”王春红老师宽容地望着我。
我再次被宋家学校这群默默耕耘的乡村教师感动了。
回城的路如此漫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上，我留下了难以言表的感慨。
列车呼啸着向大连飞驰，辽阔的平原丘陵在落日的余晖中向远方退去。南尖起伏的稻浪，故乡雄伟的长城，皮口无边的海洋，汇成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永远铭刻在自己心中那青黑色的大理石上，而这座青黑色的大理石，便是我整个青年时代的纪念碑。
当列车即将驶进大连的时候，北京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在一片雷鸣般的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