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初，****中央特意为《新华日报》未转载《论持久战》一事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尽快刊登，但王明又借口文章太长而拒绝。后来中央再次去电说文章太长可分期刊登，王明等仍然不予刊登。
从6月中旬到9月，《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有关保卫大武汉的社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主要的社论就有《保卫大武汉》（6月12日）、《总动员保卫大武汉》（6月14日）等十几篇，9月26日起更连续发表了《挽救武汉危机的关键》、《抢救武汉必须真正动员民众！》、《克服困难抢救武汉》、《争取更大的胜利来稳定保卫武汉的战局》等社论。
王明抵制******《论持久战》的发表，既与他在长江局闹独立性的政治态度有关，也与他认识不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有关。
1938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之际，王明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过去与将来》一文，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的侵略”。1939年7月7日，在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王明又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一文，作出了抗日战争大约四年左右的论断。他的“根据”是：“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四年之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
1938年夏，王明还专门写过一首攻击******《论持久战》的诗，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为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当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可驳辩地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正确之后，王明在《****五十年》中还说：“在延安发表该文后，******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王明等单纯强调保卫大武汉的方针受到了中央的批评。1938年6月，洛甫、****、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陈绍禹、******、博古、凯丰、叶剑英电，对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指示说：“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等关于保卫武汉的指示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与日军进行阵地战，企图通过某次战役扭转战局的观念是不符合实际的。
1938年8月，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到10日，武汉外围战斗基本结束，武汉三镇已陷入敌军包围之中。
10月7日，****中央又发出《中央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时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提出各政治机关在宣传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观念，现在如强调武汉之保卫，则失守后我们宣传鼓动与巩固抗战情绪，则会感受很大困难。”“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加重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战。”
10月25日，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也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王明****错误在此时也随着****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而基本被纠正。
七、武汉全家大团圆
自1938年12月王明就任****长江局书记以来，虽然犯有****错误，但是，他一心扑在抗日事业上，精力旺盛，积极工作，日夜操劳。在他整日繁忙的公务之余，也享受了一点家庭的欢乐。这就是他同12年未见面的父亲和兄妹，从未见过面的继母和岳父母相逢在武汉，实现全家大团圆。
王明的父亲陈聘之是位曾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把在宁夏作战被俘的上千名西路军的红军战士运到安徽省，押在立煌县监狱。安徽省委的何叶邦和湖北省委的郑位三请陈聘之出头营救这些红军同志。陈聘之慷慨应允，不顾自己的安危，四处积极活动。好在他是金家寨的老户，大家都了解他，他和保长们熟悉。他一次又一次请保长吃饭，借口被押在监狱中的红军里面有自己的亲戚，一个个往外保释，先后共保释出30多名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在监狱中受到种种折磨，出狱时披着长发，蓄着长胡须，虱子满身，破衣烂衫。这些红军战士出来后，很快归了队，又参加了新的抗日斗争。
王明自从1925年离开金家寨后，无论在苏联期间还是在上海期间，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1938年初，王明在武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但由于交通不便，家里迟迟没有收到。后来，王明在武汉工作的信息传到金家寨后，其弟陈绍炜和陈一新就前往武汉寻找王明，找了一二个月，最后在日租界中街89号原大石洋行的武汉八路军八事处见到了王明。
王明把陈绍炜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对门的供应处，做采购员，名义上为副官。因陈绍炜说家里没有接到王明的信，所以王明就又派他回家，征求父亲是否愿意来武汉的意见。不料，陈绍炜赶回金家寨时，父亲陈聘之一行已经走了。
陈聘之见到王明信后很为高兴，迫切希望见到12年未见到的儿子，于是带着王明未曾见过面的继母黄连舫、女儿陈觉民、女婿汪惠生、外孙女汪向荣、儿媳李敏以及四弟陈云溪夫妇、陈一新的爱人赵文媛等人，迅速赶到武汉。以后，王明大姑的儿子、他表弟付少庵也到了武汉。他们去武汉后，陈聘之夫妇住招待所，其他人都住在八路军办事处。
在抗日烽火中，王明全家相聚在武汉，这确是一件幸事。目前，保留下来的一幅全家照片，就是这次大团圆的真实记录。
为纪念这次难忘的团聚，王明曾赋诗一首，题为《久别重逢》：
（一）
一别家园十数春，
那知今日又逢亲。
见儿慈父不相识。
请坐连忙问姓名。
（二）
几度锒铛作罪囚，
为儿辛苦为儿愁。
发须斑白母何在？
背父沾巾泪涌流。
据陈映民回忆说：“我们兄妹相见，互相才第一次晓得彼此不约而同走到革命的路上来了。因为我文化不高，不适合搞城市工作。我就向董老提出要上延安党校学习，经党委研究同意，同年四月份我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文化班学文化。在这里我的名字由陈映民改为王营”。
当王明热衷搞保卫大武汉时候，敌机不断轰炸武汉三镇。王明对弟弟陈绍炜说：“父亲胆小，介绍你们去新疆吧，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由毛****、陈潭秋负责。”于是，1938年春，王明父亲兄妹一行去了西安。陈聘之、黄连舫夫妇，陈觉民、汪惠生夫妇及孩子汪向荣最后去了新疆迪化。他们拿着王明的信来到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经办事处与盛世才方面商量，把汪惠生安排为迪化县县长，陈聘之为县供销社副经理。陈绍炜、李敏夫妇在西安与父亲分手后去了延安。陈绍炜在延安入了陕北公学，参加了共产党，并改名为甘宁。
不过，团圆中也发生一段插曲。四叔陈云溪因与王明政见不同，王明拒绝给他介绍工作，把他斥责了一顿后，撵回家乡。
王明一家在武汉的团聚，也使孟庆树产生了强烈的思亲之情。虽然孟庆树曾给在安徽寿县的父母写信，希望他们来武汉，可是他们迟迟不启程。一直等到陈聘之一行都离开武汉后，孟庆树的父母孟募州夫妇、弟弟孟侃夫妇和两个孩子孟雅和孟凡松，堂妹孟荣、养妹孟庆田，舅舅及其孙女张思等一行才抵达武汉。
王明岳父母一行，大约是1938年初秋来到武汉。当时战局吃紧，他们呆了不长时间就离开了武汉。孟侃夫妇抱着刚出生的儿子孟凡松，同孟荣、张思等直接去了延安。孟庆树父母、孟雅、孟庆田等，是从大后方转道去延安的。
据孟雅回忆说：“我们从武汉上车，在湖南湘乡遇到李克农的家属，邓颖超的母亲、******的父亲，在贵阳遇到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1940年辗转到重庆，住在红岩村。”1943年才到了延安。
孟募州夫妇和孟雅到延安后，就一直和王明夫妇生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