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支持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诞生，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一页；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王明就是其中特殊的一员。
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
如果说决定每个人一生的成长发展都有一个“关键期”的话，那么，王明一生的“关键期”，就在这里。
一、执着赴苏
王明去苏联留学，在其一生中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一种说法是王明由湖北党组织选派而去；也有人说，王明是由上海党组织选派的；还有人在回忆中宣称，王明并不是组织批准后去的苏联，而是“爬船去的中山大学”或者是“挤上火车去的”。
要想在众说纷纭的王明去苏经过中找出可靠的依据，还得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与招生说起。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20世纪20年代创办于苏联、招收中国学生、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盘踞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北洋军阀统治。可是，面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庞大军阀势力，革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骨干都显得十分缺乏，必须进行充分准备才有革命胜利的保障。因此，苏联继1924年5月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之后，又于1925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习惯上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山大学”，也有人称其为“劳动大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但中山大学并没有立即更改校名。直到1928年，“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才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习惯上仍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直使用到1930年秋学校停办。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但军阀割据的时势，使实现公开招考的方法，只能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进行。中山大学第一次在广州招收的147名学生，就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从1030名考生中录取的。广州以外的省份只能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的。
中山大学自1925年9月成立到1930年秋停办，五年时间里共招收了四期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国内，也有一少部分来自国外的华工和在法国等西欧国家中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来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招收了两期，这两期学生名义上由国民党选派，实际上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选派的。在共产党选派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国民党在广州录取的学生中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员。
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招收的学生中，在社会出身方面没有具体规定，而实际招收的学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大多数。以第一期在广州招收的147名为例：学界55人、教育界7人、报界2人、农界1人、其他7人、未详10人。
国内的招生从第三期起发生重大变化。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所以，大革命失败以后去中山大学的学生，都由共产党在各地秘密选送。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也由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人才，转变为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培养政治骨干。这样，中山大学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办学宗旨、招生条件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了一些重大转变，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山大学改变成为共产主义高等学府，使其实际上成了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高级党校。
因此，从第三期开始，学校就提出，学生的组成，最好是从事过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不少于一半，非党群众占少数，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招生是在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所以实际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学校在学生的社会出身方面也提出了要求：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其余是农民、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中招生的条件也作出了规定：只招收有工龄的，而且主要是来自有文化的工人中间的党员和团员。此外，还定出一个重要候补条件：离开中国不得超过五年。
王明能够入中山大学，确实颇费周折。他既不是在广州考试录取的，又不是由湖北党组织或上海党组织选派的，而是由于他执着的去苏愿望和反复不懈的努力，被特批去苏的。
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去苏留学立即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国民党要人也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往俄国。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还有后来成为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等，都纷纷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由于第一期学生只获准招收300余人，而且蒋经国等这批要人子弟又是“保送”的，所以，分配给湖北省的名额就只有10名。王明虽然在“商大”很活跃，可是，湖北省选送的10人中并没有王明。
据由湖北党组织派往中山大学的伍修权回忆说：
“我们由汉口出发，共十一个人，由胡彦彬（又名胡伊然）带队。男生有贝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濮世铎、高衡和我共八名。还有三名女生，他们是黄励、杜琳和宋伟。”
胡彦彬的爱人宋伟也回忆说：
“1925年，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进行培养。当时，各省都以国民党的名义选派了一些青年，送到苏联学习。我们湖北省分得10个名额。有我、胡彦彬、伍修权等人。我们湖北10人中没有王明。王明是武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湖北选派的学生中没他，在上海上船时有他。具体他怎样来的不了解。”
虽然伍修权和宋伟在回忆中说的人数略有出入，但都一致肯定没有王明。
的确，王明没有被湖北党组织选中去苏联留学，这对渴望打开一片新天地的王明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争强好胜的王明也绝不会放过这次出国深造的绝好机会。于是，这个小个子青年独身一人开始了争取去苏留学的奔波。
湖北省没有名额，王明就跑到南昌，找到了他在“商大”时的入党介绍人许凌青（许鸿），希望许凌青能让他占江西的名额去苏留学。不巧的很，江西分配的名额也已满。王明只好又直接来到负责接送学生去俄国的上海，并找到已经来到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以及专门负责办理去苏留学的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
湖北省的负责人见王明去意坚定，不辞奔波，便来找姜长林替王明通融。但姜长林坚持分配的名额不能突破，并向中共江浙区委做了通报，中共江浙区委也同意不能突破名额让王明去苏留学。
王明从5岁启蒙，经过私塾、小学、中专、大学的学习，虽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仍然深深植根于他的头脑之中。王明没有直接参加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长期的学习生涯使他视读书为最高贵，以读书为最荣耀。虽然王明还只是刚刚正式跨入大学校门，但在中国的读书道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能够漂洋过海，去异国就读，而且是到飘扬着红旗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这对王明的吸引力太大了。
可是，没有名额，不被批准，怎么办呢？
王明并没有气馁，“软磨硬泡皆为功”，吵闹不行就哭泣，强求不准就恳求。王明三番五次地来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向姜长林反复陈述自己的愿望，恳求批准他去苏留学。
1986年5月19日，姜长林在病榻上向笔者生动地回忆了这段往事：
“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房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承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湖北负责人回去告诉陈绍禹，说人家不同意你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让陈绍禹去苏学习。这样，湖北就去了11人，有陈绍禹、伍修权等。”①
至于王明是否威胁要报告巡捕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证明材料，但王明费尽周折终被批准的欣喜之情则是一定的。
1925年10月，踌躇满志的王明在赴苏前夕，赋诗一首，赠豫皖青年学会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青年朋友：
我们是革命青年
（一）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覆地翻天。
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
学习列宁主义，学习革命的苏联。
（二）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裕后光前。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
实行马列主义的光辉理想，
创建富强幸福的中华乐园。
（三）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是党员团员。
接受党和团的任务，走上革命的各个战线。
我们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我们要向前、向前、再向前！
此时的王明年仅21岁，确实是一位勇敢向前的革命青年。
热血青年也有友情。10月25日，王明在离开武昌去上海赴苏前夕，与同学詹禹生“倾谈竟日夜”，并写了一首双五律赠送，表达“滚滚长江水，依依战友情”。当他把诗交给詹禹生时，二人“相顾对视，旋复共勉，同歌不息”。
1925年11月2日，王明由武汉乘船去上海。临行前，同学朋友来到码头送行。大家依依不舍，相互勉励，握手告别。
上船后，心潮澎湃的王明写了一首五律，表达了自己不远万里赴苏取经的豪情：
鸣笛诸友别，船驶大江孤。
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
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
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
到上海后，王明等赴苏青年被安排到法租界平安大旅馆等待去苏联的轮船。11月下旬，王明与俞秀松、董亦湘、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等60余人一道，先乘船来到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于1925年11月末，在大雪纷飞中来到了莫斯科。
二、初露锋芒
中山大学的校址，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原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楼前是一个大花园，间有排球场地。楼后有一个较大运动场，夏天时可以打篮球，冬天时可以滑冰。楼的对面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
王明等第一期的学生来到中山大学后，就学习生活在这幢装饰豪华的大楼里。
中山大学学生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仍很困难的时期，苏联政府不仅承担了学校的全部费用，而且对中国学生给予特殊照顾与优待。当时普通的苏联人一般都吃黑面包，学校却给中国学生吃白面包，而且还不断地为中国学生提供肉、菜，按时发放衣物，每月还给些零花钱。
1926年底到中山大学的杨尚昆回忆说：“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如此优待，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卡尔·拉狄克，副校长是巴维尔·米夫。学校党组织称为支部局，相当校党委。支部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委员大多数由中国同志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