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来自平凡的家庭，小时候也没有惊人的“异兆”
有哲人说过：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1835年9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间小阁楼里，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个编织工，诚实忠厚，与人为善。我祖父安德鲁·卡内基在本地颇有威望，睿智而富有幽默，真诚而狂放不羁，曾带领一群人成立帕蒂米尔学院俱乐部，担任会长，人们称呼他为“教授”。
有关外祖父的逸闻，老人们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年之夜，镇上有个老妇人被窗前突如其来的面具吓住了。事后，她说：“那一定是安德鲁·卡内基那个傻瓜。”没错，我祖父在75岁高龄之时，还喜欢和老朋友们开玩笑。
在我身上，至少有两点来自祖父，一个是我的名字，一个是我乐观的性格。在我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深切地感觉到，祖父那老顽童的心态遗传给了我，让我有了笑看人生的能力。
我想对年轻人说，开朗的性格远比好运更有价值，前者可以培养，足以让人摆脱各种阴影的困扰。一个人若能笑看人生，即便做错了事，也会立刻做出反应，而不会耿耿于怀。
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更值得大书特书，当地人都认为外祖父是最出色的演说家和最能干的人。他编辑过苏格兰第一份激进主义报纸《先驱者》。外祖父曾著文谈过技术教育的问题，认为动手能力很重要，更值得提倡。在文章结尾还说：“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时就学会了做鞋与修鞋。”我大概受家族影响，自己喜欢信笔涂鸦，平时乐于阅读与勤于思考。
外祖父有敏锐的政治感，领导当地的激进党，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后来继承了他的事业。我也受外祖父庇护，得到在美英格兰裔人的友好相待。外祖父常常影响他周围的人，如匹兹堡铁路公司总裁法默先生后来一心向学，《大历史》撰写者伊本泽·汉德森也认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曾和我的外祖父一起共过事。
《格拉斯哥报》一个作者记述过很多我外祖父的事情，他的评价很符合我的心意，他也提到我和外祖父的相似之处：“尤其让我惊讶的是，台上的演讲人，无论言谈举止，还是外貌，都像极了他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
我的外祖母侯姬出生在爱丁堡，家教良好，但与外祖父结婚后没几年就不幸去世。那时，外祖父家生活富足，我的舅舅还养了一匹小马。但滑铁卢战役之后，和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外祖父家濒于破产，生活变得困难多了。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像外祖母那样教养良好，高贵而优雅。她是一位女英雄，是我心中最神圣的秘密，也只有我真正了解她。父亲去世后，她就是我生命的全部，这本书就是要献给我最爱的女英雄——母亲。
2.三线城市有三线城市的快乐，给了我无穷的想象力
一个人的出生地，对他的性格的形成格外重要，爱丁堡的孩子大多受到当地城堡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孩子则受到雄伟教堂的影响，至今能看到大修道院的遗址、国王诞生的宫殿、玛格丽特王后的神殿以及迈尔克尔姆的塔楼。小镇丹佛姆林俯瞰着大海，向南可以看到爱丁堡，向北能看到奥奇尔斯的山峰。那是一座浪漫小镇，在最辉煌时期，曾是爱尔兰的市政中心。我的童年在小镇无忧无虑地度过，即便长大以后要面对严峻的社会，也依然能强烈而真实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早年的烙印永难磨灭，即使偶尔消失，最终仍会回来，继续发挥着影响，激发他们的思考，满足他们的生活。丹佛姆林的孩子，谁都抹不掉大教堂、宫殿和峡谷对自己的影响。它们使他们与众不同，使他们从不如意中迅速重新振作。我的父母就出生在这极富鼓舞性的地方，骨子里充满着浪漫与诗意的因子。
父亲的编织生意有了起色之后，我们搬到瑞德公园的一座两层的房子里，父亲的编织机占满了楼下，我们则住在楼上。那时我开始记事，第一次看到一张只有两英寸大小的美国地图。不久，艾肯特姨妈一家就远赴重洋到那块土地去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家楼上藏着一面非法旗帜，在一次有关谷物法的游行中，我们家族中的激进分子曾高举着它。有一次镇上发生暴动，一支骑兵队驻扎进了议会大楼，全家都因这次暴动而不安。一天半夜，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一人前来通知我们说，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因为主持一场非法集会而被捕入狱。更严重的是，民众扬言要去营救他。最终，在镇长的请求下，舅舅出面恳请民众退去：“如果各位是为正义事业而来，请抱起自己的胳膊。”民众们这样做了，舅舅就顿了顿又说：“现在，你们可以平静地各自回家去了。”
和家族里的其他人一样，舅舅恪守道德、遵纪守法，但又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是美国制度的热心追随者。可以想象，在君主专制和独裁政府统治下，家庭环境对我有多么大的影响，因此，每次谈论到实行共和制度、民众选举代表治理国家、每人都享有权利的美国时，我都激动不已。我甚至认为，杀死国王、贵族甚至上帝，是一个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能自由发表言论，并对特权阶层或特权者都有深刻的认识。有一段对“血统论者”的嘲讽，我十分认同：“他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做，趾高气扬但徒有其表。他不过偶然生在好家庭，他虽有家族可以炫耀，但早已像马铃薯一样，躺在地下。”我始终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应当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一切，而不是凭借特权。我年轻时时常为此大发感慨，像一个激进分子。
其实，丹佛姆林久负盛名，也因为它可能是爱尔兰最为激进的镇子，连派斯莱都不能与之并提。小镇居民以小制造商为主，他们有几台机器，从大制造商那里领一些编织零工，工作虽不稳定，但不受束缚。也因此，那时期是丹佛姆林最热心于政治的年代，午饭后，时常可见镇上的人系着围裙，谈论国事，嘴边都挂着休谟、克伯顿、布雷德等人的名字。他们的观点虽各有偏见，但普遍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次大变化。小镇居民还自发组建俱乐部，订阅伦敦的报纸，每晚读报，并在读报结束后发表一番评论。
人们都盼望镇上有更多的集会。我记得在一个晚上，父亲在露天集会上发表演说，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我也掩饰不住自己的热情。我告诉旁边的一个人说演讲的是我父亲，他就把我举起来放到他的肩上。
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发现了财富的意义
那时，蒸汽编织机已逐渐推广，父亲却埋头于传统生产观念，没意识到这一点，结果生意惨遭失败。危急时刻，母亲挺身而出，在摩迪大街开了一家小商店，勉强维持生计，却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但令人忧虑的日子还是来了，仿佛一种顽疾降临在我们身上。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财富的意义，并奢望长大后改变现状。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母亲的辛苦维持，我们家虽然贫穷，但不困苦。
与此同时，我丝毫不提及上学的事，也让父母颇为担忧。他们恳请小学校长罗伯特·马丁先生来帮忙，于是就有了我和他的一次远行，同行的还有我的玩伴，但都已经上学了。那天回来后，我就央求父母送我到马丁先生的学校，他们释然不少，爽快答应。那年我八岁，入学不算晚。
从那之后，如果哪天有事不能上课，我就会很不高兴，但这种事时常发生，早上打水就是这样。摩迪大街有口水井，但供水不足，时间上也没有规律，有时要到上午才会有水，而早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堵在那里。她们前天晚上就用废弃的盆罐占了位子，后来的人都要排好久。时间一长，争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有时也参战，结果被人们称为“坏小子”，也因此养成了好辩、好斗的性格，难以改掉。
早上打水导致我经常上课迟到，好在老师能理解和原谅我。放学之后，我还会到店里帮助母亲，很多来小店的人都信任我，甚至要我保管他们的账目。可以说，我打小就对生意有所知晓了。
不过在学校我也有苦恼。因为和马丁先生走得近，同学们都叫我“马丁的宠儿”，并常常拿这来取笑我。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觉得令人生厌，感到遭受了莫大的耻辱。就这样，对于马丁先生的恩情，我除了愧疚一辈子外，再也无法报答了。
此时还有一人对我影响极大，他就是我的姨父朗德。姨父早年鳏居，姨妈西顿的去世对他打击极大，只有我和他的独生子乔治陪伴他时，他才能稍稍感到安慰。他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尤其是教我们英国历史那段，我记忆尤深。他在开讲之前，总会让我们想象国王们都在这间屋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所以对我而言，约翰国王至今仍在壁炉架上签署大宪章；维多利亚女王则在门后，膝上坐着她的孩子。
在历代国王中，姨父认为给罗马教皇写信的克伦威尔最为伟大，是他威胁教皇说：如果教皇再不停止迫害新教徒的话，英国大炮的轰隆声就会传到罗马教廷。
姨父让我了解了苏格兰的早期历史，熟悉了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知道了布林德·哈利的故事，认识了斯科特、拉姆齐、坦纳西尔、霍格和弗格森。就在那时，我产生了伯恩斯所说的苏格兰式情怀（或曰爱国精神），至死方休。华莱士是苏格兰的英雄，具备英雄应当有的一切品质。
人们常说，战争滋生战争，每一次战争都埋下下一次战争的种子，从而导致各民族间世代为敌。英美之间就是如此。读着华盛顿和瓦莱福格故事长大的美国孩子，知道赫西亚人被雇来杀美国人，就非常讨厌“英国”这个词。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也是如此，双方都很难消除偏见。
姨父常说他能随时让我和多德（乔治·朗德）哭或者笑，或者攥紧拳头准备打架，而且屡试不爽。他的法子就是借助诗歌，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是他的王牌，还会一遍遍润色，每次都让我们哭泣不已。英雄故事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啊！
我童年的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姨父家，和多德建立了一生的兄弟之情。我不叫他“乔治”，他也不叫我“卡内基”，而只叫对方的昵称：“多德”和“奈格”。任何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
从姨父家回去，有两条路：一条要经过教堂边上的墓地，那里没有灯；另一条则是沿着五月门走，那里有灯。每次回得晚了，姨父都会像煞有介事地问我走哪条路。受华莱士故事的影响，我会回答走教堂路，实际上我每次也都能抵挡住五月门灯光的诱惑。走过墓地时，四周一片漆黑，心都能跳到嗓子眼里；我就吹口哨激励自己，并想象华莱士此时会怎么办。
我和多德都倾慕于英雄华莱士，其次是约翰·格拉汉姆爵士。英雄华莱士的事迹，在苏格兰男孩心中深深扎根，并长成一棵爱国之树，支撑着整个生命。对英雄的崇拜，往往会为一个男孩提供力量，带来勇气。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美国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住所，我的心仍在苏格兰。就像皮特森将军的小儿子所说的那样：“（加拿大）是个旅游的好去处，但我不会住得离布鲁斯与华莱士太远。”
朗德姨父特别重视我和多德的背诵能力，时常让我们在众人面前，穿着短裙，戴着纸头盔，把脸涂黑，拿着木剑，背诵诺瓦尔与格雷纳温，或者罗德瑞克·德胡与费兹-詹姆斯的戏剧台词。姨父的教育大大增强了我的记忆能力，而一个年轻人要想有好的记忆力，除了多摘抄多背诵外别无他法。就我而言，任何东西只要让我印象强烈，无论喜欢与否，我都能记住；反之，几个小时后就会忘掉。
在学校，每天都要背两首双音节赞美诗，而我总是临时抱佛脚，当时能轻松过关，但不出半个小时就忘得一干二净。
靠着背诵，我还挣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便士，奖赏来自马丁先生，原因是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了伯恩斯的《人生的哀痛》。伯恩斯的诗让我印象深刻，几年之后，在与约翰·莫里先生共进晚餐时，他提到正在苦苦寻找伯恩斯的《晚年》，我当即激动地背出来其中一部分。莫里先生也很激动，立刻给了我人生中的第二个便士。他们都对我影响很大。
我童年时喜爱养鸽子和兔子。父亲会忙碌着给这些宠物盖舒适的小屋，母亲则竭力营造良好、和谐而温暖的家庭氛围，以使我和弟弟能走上正途。那时，我家成了孩子们的“司令部”，他们的到来，使我和弟弟感到快乐，父母从来不说什么。
我的第一次创业就在那时。伙伴们帮我给兔子找食物，作为回报，刚出生的小兔子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份回报都显得贫乏可怜，他们忙碌了好几个月，我又给了他们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自责不已。
但此事的成功展现了我的组织能力，我不需要亲自动手，却知道该派哪些人去做；正如我不了解蒸汽机的原理，却尽力去了解更为复杂的蒸汽机制造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