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批评理论大师、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一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经历了从文学到文化、从批评到理论的过程。他的作品《政治无意识》（1981）奠定了他在批评理论界的地位。在这部作品里，他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为指导，将一切文本（包括批评之批评的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时期，经过近10年的潜心研究和观察，詹姆逊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写出了宏篇巨作《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通过以辩证的方式分析文学、绘画、建筑、音乐和电影等大众传媒及大众文化制品，对生产方式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历史意识和时空变化的关系，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这期间，由于消费社会所引起的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詹姆逊对文化研究倾注了更大的心血。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将改变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1990年代开始，他非常重视影视文化与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并先后出版了两本论述电影的著作：《可见的签名》（1990）和《********美学》（1992）。[此处论述主要参照王逢振《詹姆逊：当代的批评理论大师》一文，载中华读书报www.booktide.com 2002-08-14。]
法国当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运动，他结合马克思、尼采及弗洛伊德学说，广泛关注社会、政治及美学各领域，一生中出版了约40本著作和论文集。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出版于1979年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该书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中知识与思想面临的困境，以及哲学如何在这种困境中生存。这部著作使他成为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的论战是后现代主义者中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一场最著名的论战，其中反映了当代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性、现代性和重建现代性等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利奥塔说，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所谓元叙事，指的是启蒙运动所奠定的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的信念，认为表述永恒真理的话语在一切话语中占有基础的、优先的、统治的地位，并进一步以真理的独尊地位要求思想的统一和认识的一致性。
东欧思想家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是来自后发国家但在西方迅速走红的理论家，齐泽克独具特色的理论创造，是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重读。他善于借助通俗文化现象，解读拉康理论，同时又借助拉康理论阐释通俗文化现象。齐泽克借鉴拉康的“镜像”理论，探讨了意识形态的想象功能，揭示了“意识形态幻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新研究路向的发展。代表作品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易碎的绝对》、《快感大转移》等。他注意到当代人难以言清的精神错乱的症候，从拉康的心理分析视角重新描述人类思想和人类欲望的基本结构，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矛盾焦虑的同时，也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和欲望：“我们今天亲眼目睹的冲突，与其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也就是说，我们要睁大眼睛看一看，这种‘文明冲突’究竟是因何而起的？眼前正在发生的真正‘冲突’，不都显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吗？……只有在每一个社会都承认，将其撕裂的‘冲突’来自其内部，不同社会之间的真正接触才是可能的，这种接触是以参与统一斗争的共同经验为基础的”。这样就把个体内部的欲望同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联系起来了。[参照王岳川《消费社会中的精神生态困境——博德利亚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第三节传播学理论资源
有关传播学的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但是从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与以欧洲为主流的批判学派，各有特色，各有侧重。传媒批判视野中丹尼尔·贝尔对于大众传媒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深入剖析，“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以及在全球化传媒浪潮中第三世界的电视文化处境问题等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并为当前的电视文艺理论研究寻找到更加贴近的资源。
一、当代传播学的理论触角
在大众传媒刚刚兴起之时，广播、留声机、电视、电影等发展，引起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等地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地域、历史、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传播学截然不同的两大学派，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又称传统学派）；一是以欧洲为主流的批判学派。这两大学派的思想几乎同时发生，但它们的命运在历史中展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20－1960），这四十年里美国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占据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正统地位，并被赋予“传播学的主流学派”的头衔；第二个阶段（1970年始），由于理论自身建构及时代的发展，传媒批判理论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开始扮演理论典范的角色。
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把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传播现象，把科学知识与道德评价区分开来，对刚刚兴起的大众传媒着力关注，为广告代理、新闻制作、公关活动等树立起标准的具有数学公式特性的知识模型，让人们明白传媒是可以策划、预测、组织的。这种实用性迎合了当时传媒的投资者（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并因为它们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在经验主义的思潮中，传播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社会责任”理论、“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二级传播”理论、“知识沟”理论以及各种传播研究的模式。这些理论是在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等人开创的传播学框架内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到的，并使传播学作为20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得以站稳脚跟，持续发展。]
传播学的批判学派是作为与经验学派相抗衡的学术力量而闻名的。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近二三十年来，起源于欧洲的西方传播学界的批判学派，针对西方大众传播学的传统性研究暴露出的种种缺陷，扩大运用各种社会学的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把传播活动与对它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人类传播活动的小系统置于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即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联系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去研究人类传播过程及其各个环节，既注意内容分析、效果分析，也注意对传播者的分析，走上全面研究的途径，对传统学派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国际学界影响日益增强。
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关注问题的理论研究视角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视角。其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视角把传播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戳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文化研究视角主要针对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以及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展开研究，传播学的批判学派自1960年代以来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新鲜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等。
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理论大家（例如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传统学派（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差异对照表
传统学派（经验学派）的特征批判学派的特征
出发点工具理性
科学主义
尊崇科学－进步－发展价值理性
人本主义
追求精神－价值－意义
理论基础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
方法具体实证
定量分析
事实判断广泛联系
哲学思辨
价值判断
关注焦点如何传播
揭示传播活动规律为何传播
揭示传播活动意义
视角现存秩序之内
肯定服务现状现存秩序之外
批判否定现状
从上表传统学派（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差异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规律；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
传统学派紧扣具体的传播实践，注重挖掘传播活动的自身规律，其研究方法及成果都带有十分突出的、明显的经验色彩，研究的成果往往能直接用来指导传播实践。
批判学派则总是力图站在现存社会秩序“之外”，对现存社会持一种无情批判的否定态度，拒绝承认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并自觉地以批判现存秩序为己任，主要致力于传播现象之深层背景的考察，更注重传播及传播体制的阶级性，更强调传播与社会的联系。
两者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但二者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我国自改革开放引入传播学以来，二十多年来大量关注的是以美国为典范的经验学派，最近才开始关注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除此之外，由于批判学派是个开放的领域，后现代时期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蔚为大观的各种成果，从不同角度介入，构成了我国批判学派的纵深阵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化的突飞猛进及各种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广义的批判学派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尤以西方哲学、当代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表现更加突出。
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这两种方法形成的一种学术平衡，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电视文艺批评中应该合理借鉴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电视文化传播，对于建构电视文化生态平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