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澜费了好长时间才认出我的草书,她咯咯地笑起来,有点喘不上来气。
我生气了,把手上的笔扔到电视机的屏幕上,喉咙里呜呜地发出闷声。我全身抖起来,病床吱吱嘎嘎响起来。
辛澜不敢笑了,她可能以为我受到某种刺激了吧。我现在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我要马上知道答案,这对我非常关键。
“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辛澜说,“是条奄奄一息的野狗找到了护林员的联系点,发狂似的叫了几个小时,护林员意识到出事了,跟着那条野狗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那栋木屋……”
“阿黄!”我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两行热泪无声无息地落在泛黄的枕头上。
3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这多亏了辛澜无微不至的照顾。营养液撤掉了,我已经开始吃流食了,每天不是稀粥就是牛奶,我担心迟早会变成大白胖子。
我让辛澜借来一副拐杖,这样一来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拔掉那条让我威风扫地的导尿管了。
辛澜告诉我,她原来是外科门诊护士,刚刚调到住院处就碰到我这个离奇病人。我嘎嘎怪笑,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
心率监测器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撤掉了,我可不愿意把自己身体内的隐私通过机器让别人知道。
吸氧的管子还插在鼻孔里,可我现在只用嘴巴呼吸,我偏要跟医学手段对着干。
狭小的病房自然留不住我,我每天都要花费大把的时间在院子里的绿地公园散散步,围着幽静的人工湖转上几圈,呼吸一下久违的新鲜空气,偶尔还会和病友们聊聊天,或者下几盘象棋。
一日三餐我会去内部厨房解决,既经济又实惠,掌勺的大师傅和我处得不错,每次都多盛给我几块油腻腻的肥肉。有两次我趁辛澜不注意的时候溜到医院门口的小饭馆里偷偷喝了一瓶啤酒,嘿嘿,那种提心吊胆怕被人看到的感觉相当刺激。
对了,关于各种花费,嗯,显然我是没有钱的,只好先向辛澜借了,她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好女孩。当然了,我也是有身份的人,钱是一定会还的,包括利息,不过她似乎从没担心过,好像借给我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另外,我愈发地感觉到她照料我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其他病人,可能是由于我神秘的身份吧,每个成熟的男人都要有些秘密,不是吗?
至于医院的治疗费和住院费嘛,暂时拖着吧,你们总不能把我赶到大街上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吧。
总而言之,我在医院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生活悠闲自在,我甚至产生了永远装病下去的恶毒念头。
好了,下面该说说正事了。
我刚能下床时便偷偷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公司职员何美丽,告诉她我遇到一个特大主顾,现在人在外地谈事,近两天返回。
何美丽并没有我预想中的大呼小叫,她冷静地告诉我物业经理来催管理费了,再不补齐他们就会把公司大门封了,让我看着办。我让她去找柳飞云解决。何美丽说他人间蒸发了。说完这件事她就把电话挂上了,整个过程干脆利落,没有一句废话。我举着嘟嘟响的话筒,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另一个电话我打给了柳飞云。
警察找过我,他们每天都来,非常准时,我的单人病房成了他们办案的办公室。
领头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公安,总是夹着一个小黑包,里面大概有把手枪。他有些驼背,额头上经常出现一层层皱纹,像梯田似的。他的笑容亲切,态度和蔼,仿佛是住在隔壁的大叔,但他眼睛里却不时闪着逼人的寒光,因此,我的每句话都十分小心,生怕让对方抓到破绽。
另一名警官倒是很年轻,四方脸,寸头,个头很高,运动员的身材,像是刚从警校毕业的。他的胡须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让我一度怀疑这小子到底有没有胡子。他穿着一套便装,脚蹬白色的旅行鞋,大概没几个小偷能跑过他。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对小眼睛,似乎永远聚焦在我的鼻尖之上,他以为这样就能逼我说出实情,到底还是嫩呀。
今天下午,他们又来了。我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表,相当准时,这一点我很佩服。
我照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嘛。
我请辛澜打了一壶开水,沏上些特级龙井茶,然后翻箱倒柜取出巧克力饼干,放在几个一次性盘子里摆在茶几上,让他们品尝。另外我还亲自切了两个大橙子,那种特殊的果香让我流出了口水,我赶紧用袖子抹去。
“别客气,尽情地吃吧,就当是自己家。”我的嗓音有些哑,但还是能表述清楚,比起刚醒来的时候要强上百倍。
“你别忙乎了,我们是不会吃的。”年轻的警官不耐烦地说。
“人民警察为人民,老百姓感激你们,所以不吃可不行。”我固执地说。
“那就吃一瓣吧。”老公安乐呵呵地说,“谢谢你了。”
“不客气。”我心满意足地再次擦了擦嘴角。
“瞧,你都流口水了。”老公安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和颜悦色地说,“我们一起吃吧。”
“我也能吃?”我诧异地问。
老公安哈哈笑起来,说:“当然了,你是主人,我们是客嘛。”
“这倒也是。”我拿起一瓣橙子,端到嘴边,没有吃,眼睛盯着老公安的黑包。
“吃吧,小伙子,我的黑包有什么可看的?”老公安问。
“里面有枪吧。”我挑着眉毛说。
“这……”我的问题让老公安一时语塞。
“你哪儿这么多话呀,赶快吃,吃完了我们还要办正事呢。”年轻的警官催促道。
我立马合上爱惹麻烦的嘴,老老实实吃起橙子,吃完我把橙子皮小心翼翼地叠放在一起,像搭积木似的。
老公安耐心地看着我,一点都不着急。
老公安等我忙完后,客气地问道:“你昨晚想起了什么线索?”
“请问您贵姓?”我所答非所问。
“免贵姓邵。”老公安郑重其事地取出警官证,在我面前停留了几秒钟。
“他贵姓?”我指着那个喘粗气的人说。
“他也姓邵。”老公安把警官证收回。
“你们是爷俩?”
“不是,我们碰巧分在一组。”老公安满面春风说,“为了方便区分,你可以叫我老邵,叫他小邵。”
“这不太礼貌吧。”
老邵摆摆手,说:“没关系,我不在乎称呼。”
小邵忽然说:“我们的姓名你早就问过了。”
“是吗?”我指了指脑袋,说,“抱歉啊,肯定是我忘了。”
“你快回答问题吧,我们可没时间陪你聊天。”小邵终于沉不住气了。
我赶紧用床单擦了擦黏糊糊的手,满脸歉意地说道:“真对不起了,警察同志,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老邵耐心地说:“你再好好想想。”
“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晚上了。”我把手插进头发里,用力按了按头皮,无可奈何地说,“那段时间我的记忆完全是一片空白。”
小邵冷冷地说:“难道你一丁点记忆都没有吗?”
“我说过两遍了。”我的声调也提高了,“我下车方便时被人打昏了,我恍恍惚惚地被两个人拖上车,之后的事我就没印象了。”
“你的脑袋上可没有足以让你失去记忆的外伤。”小邵说。
“非得破个大窟窿,流出脑浆才算伤吗?”我抬杠道。
老邵插了一句:“你有没有交恶的人?”
“我没有得罪过人。”我说,“一个也没有。”
小邵上半身稍稍前倾,说:“你想起自己的名字了?”
“嗯,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想起来。”
两个警官看着我,我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或许我是个拙劣的演员吧。
老邵拉开手包的拉锁,我伸长脖子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枪。
“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他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塑料袋,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小刀,一个是断掉的锯条。
我接过来,拧开台灯假装看起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说:“好像是我的东西,奇怪,怎么跑到你手里?”
“我们是在木屋外发现的。”小邵说。
“原来是这样呀。”我把塑料袋递回去。
老邵接着问:“木屋被锯开一个口子,是你干的吧?”
“应该是我吧。”我困惑地挠了挠脑袋,说,“我把锯条都弄断了,怪可惜的。”
“你小臂上的伤口是怎么弄的?”
“那个呀……我想不起来了。”
“袭击你的人到底是谁?”小邵突然问。
“我还想知道呢。”我软绵绵地回应。
嘿嘿,别想吓唬我,我可不吃这一套。
“脑部CT的结果你知道了吧,主治医生说你不会有记忆残缺和意识障碍。”小邵使出了杀手锏。
“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脑袋总是昏昏沉沉的。”我打算继续顽抗到底,而且现在我已经不可能改口了。
“你不打算配合调查找到凶手了?”小邵严肃地说。
“我当然想,可干着急也没用呀。”我心平气和地回答,“也许过两天就全想起来了。”
“害你的人肯定还会找上门来。”
“这个我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经验丰富的老邵一直在静静地观察我,我猜他一个字也不信。
“我看你已经痊愈了,”小邵继续和我交锋,“这两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医院可不会放我走,我欠了他们一屁股账。”我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能恢复记忆,我下半辈子大概就得给医院刷厕所了。”
老邵被逗笑了,他说:“医疗费你不必担心,社会救助基金会替你解决相关的账务问题。”
“是真的吗?”我激动万分,哐当一声从床上跳了下来。
“当然是真的。”老邵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
“社会主义就是好。”我现在才想起来前两天辛澜让我在一堆表格上签字。
“那当然喽。”
“我再多住几天吧。”我爬上床,心安理得地说。
小邵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那可不行,救助是有严格的流程和标准的,人家可不是慈善机构。”
“好吧,我明天出院。”
“你打算住在哪里?”小邵见缝插针地说。
“再说吧。”我含糊地说,“到时候可能我会想起家的位置。”
老邵说:“我给你买了两件衣服,也不知是否合适。”
话音刚落,小邵把一个购物袋放在床上,看外包装还是个名牌哩。“谢谢了。”这次是真话。
“别客气,不是什么值钱的牌子,”老邵笑眯眯地说,“你出院的事我会和医院协调,你要定期回来复查,另外你出院之前必须通告我们你的住处。”
“是不是也像贪官那样限制出境?”说完后我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果然,小邵冷笑道:“你连身份证都没有,拿什么买机票?”
“对呀。”我一拍额头,也跟着傻笑起来,我一笑,小邵就不笑了。
“好,先这样吧,祝你早日康复,”老邵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应该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嗯,我每天临睡觉前都会背一遍。”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
“那就好,如果想起什么的话……”
“马上给你打电话,你二十四小时开机。”我知道老邵会说这句话。
老邵满意地点点头,说了几句祝福和叮嘱的话,拉开门走了。我想送他俩,却被小邵拦住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友好地瞪了我一眼。
我返回病房,把购物袋里的衣服倒出来,比了比,尺寸还算合适。我脱掉病号服,换上新衣服,走到穿衣镜前,转了两圈,嚯,小伙子真够帅呀。
病房门被推开了,辛澜刚进来便愣住了,她睁大眼睛上下打量我,大概她把我当成哈利·波特了。
“你看怎么样?”我把手插进兜里,摆了一个酷酷的造型。
“哪来的新衣服?”
“老邵警官送我的。”我一边说一边收拾茶几上的东西。
“你告诉他们了吗?”
“告诉什么?”我继续装糊涂说。
“当然是你的事喽,是谁把你弄到荒郊野岭的。”
“我都说过一百遍了,我不知道,一点印象都没有。”
“撒谎!”辛澜的声音像一根针,“你心里什么都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
“你撒谎。”辛澜的脸上红扑扑的,看样子是有点生气,她显然被我激怒了,“他们很快就能查到你的真实身份,你信不信?”
“那我就谢谢他们了。”我乐呵呵地说。
“你真不像个成年人。”辛澜气鼓鼓地说。
“我觉得也是。”我嬉皮笑脸地说。
小护士辛澜越来越有趣了,她简直像个卧底刑警。
“我没时间跟你斗嘴,老邵批准我出院了。”我把病号服规规整整地叠起来,放在枕头上,“借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上,这件事我可不会忘。”
“你的手还没好呢。”
“小意思,不碍事的。”我绕过她走到门口,说,“快去办出院手续,我想明天就走。”
“出去你住哪里?”辛澜追着我问。
“再说吧,那是明天的事。”我拉开门,潇洒地走出去。
患病的人可以任意耍性子,这是我刚刚领悟到的。
像往常一样,我在湖边慢步走了两圈,然后坐在湖边的红亭子里,叼着一根毛毛草闭目养神。两个老爷子抱着棋盘杀气腾腾地走进来,非要和我来一局,我礼貌地回绝了,站起来溜溜达达走出了医院。
我在路边的橱窗里看报纸,一辆公共汽车慢悠悠地进站,等快要关车门的时候,我猛地转身跑过去,两侧的车门夹住我,还好不是很疼。公交司机嘟囔着打开车门,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人。
透过车窗我看到橱窗那边有个人举起了手机,他与我四目相对,脸上挂着失落的表情。我朝他笑了笑,然后找个座位坐下来。
我一直坐到总站,下了车重新排队,又坐回到医院门口。谁也不会料到我会马上回来,所以我大摇大摆地进了一家咖啡厅。
咖啡厅里播放着舒缓的钢琴曲,客人并不多,我觉得选择在医院旁边开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身穿黑马甲的服务员迎过来,眼睛瞪得溜圆,样子很滑稽。我没理他,熟门熟路地走到最里面,敲了敲一号单间门,我听到里面的人说:“请进。”
我关好门,坐在沙发上,随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菊花茶,闭上眼睛品了品,香喷喷的。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柳飞云把香烟掐灭。烟灰缸里堆着七八个烟头,看样子他已经等了很久了。前两天我给他打过电话,让他每天下午在咖啡厅等我,一直坐到下午五点才能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