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中国诗歌传统的起点和源头，反映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积淀，显示了古代诗歌最初的巨大成就。
《诗经》概说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与《书》《礼》《乐》《易》和《春秋》并为儒家六经。《诗经》存目311篇，除了有目而无辞的六篇“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外，实为305篇，主要是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最后成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
《诗经》中诗篇的作者多不可考。仅少数篇目提及作者，如《小雅·节南山》的“家父作诵”、《小雅·巷伯》的“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和《烝民》的“吉甫作诵”，以及《鲁颂·閟宫》的“奚斯所作”等，又《左传·闵公二年》载《鄘风·载驰》是许穆夫人所赋。此外作者都难确考，故司马迁只笼统地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毛诗序》虽注明某诗作者为某王、某公、某大夫或某夫人，实不足信。《诗经》主要来源于公卿列士献诗，部分采自民间，再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而成；还有部分是周王朝乐官保存的宗教和宴飨活动中的乐歌等；这些作品流传既久，经手亦多，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
依据音乐特点，可将《诗经》的诗篇划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共160篇。“雅”分大、小，《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个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在“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雅”指朝廷正乐，是西周王畿的乐调。王畿是政治、文化中心，其言称“正声”或“雅言”，即标准音。宫廷和贵族所享乐歌为正声、正乐，“雅”是相对于“土乐”而言的“正乐”，这反映了尊王的观念。《大雅》中的大部分作品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中有少数篇目可能产生于东周，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祭神祭祖的诗篇，是用诗、乐、舞合一的形式祈祷神明、赞颂王侯功德。“颂”诗多简短，音调缓慢，韵律不规则，不分章，不叠句，以表达对神祖的虔诚崇拜，是奴隶社会王权至上的反映。“颂”在当时最受尊崇，但文学价值远不如“风”、“雅”。
《诗》三百篇皆可入乐，供演奏、歌唱，又可用来言志、美刺、观俗，在春秋时期被广泛用于各类祭祀、朝聘、婚礼、宾宴等典礼上，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公卿大夫往往“赋诗言志”，就是借用现成的诗句断章取义，暗示自己的情志，后来发展为战国时期的“著述引诗”，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在现实生活中也有重要价值，孔子很重视《诗》，曾用来教授弟子，《论语·季氏》记载他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事实上，孔子对《诗》的功用还有更为全面的阐释。《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成为儒家诗教的重要内容。“兴”，指《诗》能调动情感，引起欣赏者精神的感动奋发；“观”，指《诗》有认识作用，可借以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群”，指《诗》有团结教育功能，可以引发人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保持社会和谐；“怨”，指《诗》有批评功能，可以对不良政治的表达否定性的情感态度。总体上，是为维护封建礼教服务的。秦统一后，为禁锢思想，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禁学。但《诗经》因口耳相传、易于记诵而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用今文书写的鲁（鲁人申培）、齐（齐人辕固）、韩（燕人韩婴）“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官学，兴盛一时。另外，由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传的古文《诗经》称为“毛诗”，因其晚出，只在民间广泛传授，但最终压倒“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传《诗经》就是“毛诗”。
《诗经》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意义
《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周族史诗、祭祖颂歌、农事、燕飨、怨刺、战争徭役和婚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幅巨大的图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世态人情、风俗习惯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体现。
一、周族的史诗和祭祖颂歌
《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五篇作品，分别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和武王的业绩，系统地反映了周民族发展壮大，以至建国的历史，被认为是周族的史诗。
《生民》记述了周人始祖后稷的神异诞生和对农业的贡献。《公刘》则叙述公刘率领周人由邰（今陕西武功）迁至豳（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开始定居生活的经过，这一迁徒在周族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绵》写古公亶父率领周族再次由豳迁到岐（今陕西岐山）之周原，进行划定土地疆界，开沟筑垄，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这一系列创业立国的过程，并叙及文王的事迹。《皇矣》先写太王、王季的德业，然后提到文王伐崇伐密，取得胜利的经过。《大明》先叙王季娶大任生文王，文王娶大姒生武王，至武王与纣王在牧野大战，灭商建周的历史功绩。这组诗完整呈现了周族逐步强大并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既反映了周族征服大自然和推翻商人统治的伟大业绩，也记录了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转化的历史。《生民》这样记叙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履上帝脚印而生子的神话，是对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现象的折射，这使后稷的诞生充满了神话色彩和人类童年的纯真气质。后稷感天而生，刚出世就历经了各种磨难。后五章写后稷熟稔耕作，栽培五谷，教人耕种，又创立了祀典，功德比天，确立了“农神”的崇高形象。中国传自上古的史诗极少，这组诗就显得格外珍贵。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上古时期的许多民族都有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或祭祀与歌颂祖先，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王的德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敬天祭祖的宗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
二、农事诗农事诗是以反映农业生产及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周人以农立国，农业是经济的命脉，《诗经》中就有不少描写农事的作品。当春天到来，一年的农事活动将要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予丰收。那时，天子要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藉田中进行象征性地耕作。秋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
《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反映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的农事之歌。如《周颂·丰年》是秋收后祭祀祖先时所唱的乐歌，诗中描写农业大丰收的情景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载芟》《噫嘻》则写出“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盛大劳动场面。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周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农业经济的繁荣景象，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最杰出的农事诗是《豳风·七月》，全诗8章88句，380字，是《国风》中最长的一篇。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不但反映了当时的民情风俗，也全面深刻、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农人在一年间的辛苦劳作和生活状况。农夫们种田、养蚕、纺织、染缯、酿酒、打猎、凿冰、修筑宫室，而劳动成果却为贵族占有，自己无衣无褐，吃苦菜，烧烂木，住陋房；到了严冬时节，还要填洞熏鼠，塞窗涂门，以御寒风。这首诗客观反映出农夫与贵族生活的悬殊，让千百年后的读者，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还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幸和痛苦。此诗在艺术上极受称誉，被誉为“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洵天下之至文”，“真是无上神品”。清人崔述说：“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
三、宴飨诗与怨刺诗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宴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生活的欢乐与和谐。如《小雅·鹿鸣》是天子宴请嘉宾时演奏的诗篇，后来也在贵族宴会中使用。诗中写道：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诗篇再现了君臣欢聚宴饮、热闹祥和的场面，也是颂歌的一支。周代是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的友爱关系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统治者重视利用血缘亲族关系加强统治。因此，燕飨活动不单纯是为了享乐，而是要通过宴饮发挥亲亲之道、宗法之义。《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等作品也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
宴饮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规定了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宴飨诗则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是否定的，如《鄘风·相鼠》抨击失德违礼之辈不如禽兽：“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宴飨诗是以文学的形式，对周代礼乐文化的反映。
宴飨诗多产生于西周初期，是社会繁荣和谐的反映。西周中叶以后，特别在西周末期，因周王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出现了大量反映社会丧乱、针砭时政的诗歌。这就是收录在《雅》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怨刺诗，前人称为“变风”、“变雅”之作。《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所谓“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则指明了怨刺诗的主旨。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反映了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赋税沉重，政治腐朽黑暗，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等，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在辛辣的讽刺中寄寓了强烈的愤慨和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