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长存少年时
1932年，李乐民出生于浙江南浔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归国的留学博士，曾担任东吴大学物理学教授。5岁时，李乐民来到上海，6岁上了小学。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没有迷住他的眼睛，反而让他更坚定了努力学习、不断拼搏的进取之心。小学五年级时，李乐民参加了中学的入学考试，以优异成绩被上海一中录取，提前一年结束了小学学业。至今，李乐民的中学同学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全班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男生，“他是班里记性最好的同学，能把字典里的解释都背出来”，在2000年的同学会上，李乐民当年的聪颖仍然让大家万分佩服。
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面临专业的选择。李乐民一直心仪的专业是物理与数学。一度想北上清华攻读物理专业的李乐民记挂着日渐老去的父母，放弃了北上求学的念头，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从此，与电讯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回忆起当初的选择，李乐民院士仍然笑意盈然：“当时是懵懵懂懂的选择，现在看来是选对了，通信成了国家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大学毕业后，李乐民留校任教。在担任助教的四年里，带学生、学俄语、进修，生活简单而充实，李乐民也迅速成长起来。1956年，刚刚结束北京邮电学院进修学习的李乐民接到了交大电讯系整体搬迁到成都筹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命令。他连夜赶回苏州，承欢父母膝前仅仅一天便返回上海登上了万里长江西上入川的轮船，而他的行李，则直接从火车上了船，连上海交大的大门都没有进。
从此，李乐民由上海人变成了成都人，从“交大人”变成了“成电人”，开始了“成电”悠悠五十载的春华秋实。
万里西行赴巴蜀
从繁华的大上海的老牌大学来到白手起家的成电，放弃了许多，也成就了许多。回忆当年，李乐民院士仍然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虽然远离父母，但是服从了国家需要；虽然离开了交通大学，但是到了新中国以电子工业为背景的新型大学，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是的，建设新中国自己的电子工业、生产自己的电子设备，开启祖国的通信事业，的确对李乐民有太大的诱惑。
李乐民的妻子彭老师当时任职于上海另一所学院，当他们去找院长商量工作调动问题时，院长力劝彭老师留在上海：“成都太艰苦，你会不习惯的！”大上海的繁华、院长的挽留，依然没有阻止彭老师西去的步伐：到成都，与丈夫一起，支持丈夫的事业、支持国家的建设，50年如一日。
投入新学校建设的李乐民，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校、投入到学生中。有一次，彭老师高烧需要上医院，正忙于带学生的李乐民将所有的学生都安排妥当了才抽出时间带妻子上医院。说起往事，彭老师只是淡然一笑，并没有太多的抱怨。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无私奉献的女人。”的确，站在李院士的背后，彭老师做出的牺牲确实太多太多。李乐民全身心投入工作与学习中，家庭琐事都是彭老师操心。
百折千方成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全面停课。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学校的科研工作仍然没有停滞。1968年至1969年间，一系（现通信学院）接到了彩电攻关的任务，当时世界各国都已研制出了完善的彩电制式和技术设备，而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彩电，研制、生产、使用自己制式的彩电，任务很艰巨。在顾德仁教授的带领下，包括李乐民在内的几十名老师克服种种困难，几经辛苦研发出了样机。最终在多方面的原因影响下，国家决定采用原有的PAL制式，但我校的科研实力由此得以展露锋芒。
50年风雨沧桑，李院士印象最深的科研项目还要数1969年以开工日期9月30日命名的“930工程”，这是一项艰巨的科研任务，其中我校要求完成载波话路用9600比特/秒数传机的研制。当时有五六十名老师参与了数传机的研发，这么多人的研发阵容在今天看来都是相当庞大的队伍，工程难度可见一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说：“那时候只记得从早上起来，就到学校里面去搞研究，一直在实验室里，本来每个人每天只有三顿饭的，但是我们要工作到很晚，学校就专门为我们加了一餐，馒头！那时候能够吃上馒头多不容易啊，一到晚上十二点，大师傅就带着一大蒸笼热腾腾的馒头来到实验室，老师们吃完馒头后继续工作，一直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回到家里。睡了几小时觉后，起来又要上班了，想起那时我们的生活真的很简单，一点也不怕累。”
这个工程持续了近两年，而李院士正是这个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之一。想起那两年，李院士的妻子彭老师说：“那时候他每天回来，我都感觉到他压力很大，尤其是在解决关键技术的那几个月，一直都是那样紧张的状态。”工作如此艰巨，但是李院士总是说并不怕累，因为这是国家的任务，只怕做得不够好。“930工程”最终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930工程”本来是从另一个研究所接过来的攻坚任务，我们的老师，不仅将原本没能达到的目标实现了，还做得非常好！此后，老师们还完成了北京地铁通信系统的研制，这些项目使我校老师在同行中获得了肯定。由此，“成电”在全国的知名度大大上升。
紧接着在为期多年的“1125”工程中，李乐民的课题组承担了其中的关键通信设备——微波信道用数据转接终端机的研制。在众多单位的共同努力下，“1125”工程最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十年的“文革”浩劫，不仅没能消磨“成电人”的锐气，反而打磨出了他们的坚韧与顽强！
师“夷”长技以报国
1980年，李乐民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作访问学者，指导他的都是国际知名的通信技术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师资和设备为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插上了翅膀。在两年的访学时间里，周末和节假日他也常常泡在实验室里，专心工作，因为他知道：在美国的访学，机遇来之不易；学成归国，祖国的通信事业正等着他效力。两年内，他完成了多篇论文，在《IEEE通信学报》发表的3篇论文被国际学者多次引用，并在通信系统中抗窄带干扰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为数字信息传输做出了新的成绩。
出国前，李乐民在通信专业领域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积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两年内目的明确、针对性强的学习，使他掌握了数字通信领域的新知识，也学到了新的思维与方法。
带着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到的经验与技术，带着从美国导师那里学到的新思维方法，带着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回国以后，李乐民仍然从事着通信工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五十余年来，他攻克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辉煌业绩：共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四部，获国家部、省级科技奖20项。李乐民院士首次提出采用双边横向滤波、判决反馈滤波等结构抑制窄带干扰的方法，在理论分析上有新的突破，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还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载波话路用9600比特/秒高速数传机”，解决自适应均衡的关键技术；研制出“数据转接终端机”，解决计算机信息不经数模变换直接上微波信道的关键技术；取得了“140兆比特/秒数字彩色电视光纤传输系统”、“抗毁光纤以太局域网”和“电视与数据综合光纤传输网”等成果，对数字通信传输和通信工程作出了贡献。近年来，他对宽带通信网技术进行研究，作了新的理论分析并研制成有关设备，带领研究生在该方向发表论文数十篇。
除此以外，李乐民院士还是第六至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被批准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9年5月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1989年9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余年了，成绩斐然，但今天，李乐民院士仍然重复着家—办公室的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每天到实验室工作仍然是他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对生活索取很少的李院士，对工作的要求却很高，他总说：“我是在新中国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工作做不好，对不起国家的培养。”
俯首甘为孺子牛
国家培养了李乐民，而培养和指导学生则成了他最关注的事情、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之一。李院士指导研究生100余名，其中已经完成学业的博士生56名。说起学生，李院士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这56个博士，都能刻苦钻研，现在看来，个个都还有些成绩！”56名博士里，有的已经成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有的成为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我校等大学的教授；有的成为著名的企业家。学生的成绩斐然，而老师李乐民院士则将成绩归于学生和协助指导的老师，他说：“这些同学来读博士之前都有扎实的基础，他们都很勤奋，我只不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地方而已。”
其实，李乐民院士在学生身上花的心血很多，从选题的确定到第一篇论文的撰写，从方向的指导到困难问题的解决，李院士在学生身上投入了很多。李院士交给学生们做的课题多是来自自然科学基金，这些题目本来就具有相当的创新思维。当学生们在研究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李院士也总是和他们一起讨论，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学生的第一篇有创新的论文很重要，是他们奠定学术能力的第一步。”李院士如是说，的确，这也是他花心思指导最多的地方。学生们的第一篇论文，他都要与学生反复讨论，并针对论文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1986年，李乐民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他繁重的工作中又增加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来，虽然工作压力大、时间紧，但他仍然将履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责看做自己分内之责。他征求学校师生及各界群众的意见及建议，及时将群众的呼声传递给上级有关部门。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院士关心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建议中，关于增加教育经费、改善青年教师待遇、解决离退休同志工资等都反映了群众关心的问题，都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从建校走到今天，从年青的助教到成为一名院士，李乐民院士承载着五十载悠悠成电情，用他的执著抒写着“成电人”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
曾经暴风骤雨，而今和风细雨；曾经灿若星辰，而今月圆清辉；曾经酸甜苦辣，而今处之淡然，追求真理的信念却始终如一。
（黎藜刘媛）
75年人生如白驹过隙，当年同济大学的风华少年如今已是我国半导体器件及微电子学专家，在科研领域硕果累累：他负责过“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国防科工委及各种省、部级项目近20项；获得美国发明专利两项、中国发明专利三项；获国家发明奖及科技进步奖两项，国家教委及省部级奖13项。他是中国电子学会会士、美国IEEE高级会员、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员。
求学少年正风华
陈星弼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青塘镇，祖父曾为清朝武举人。父亲陈德徽在贫寒的家境中艰苦学习，后求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杭州之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新教各派在中国大陆所设立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19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江大学结束。）母亲徐呵梅小时就聪明过人，外祖父不仅特许她不缠小脚，还允许她读书，直至进入上海大学读文学。
陈星弼三岁时入小学，三年后，日寇侵华烽火蔓延至上海，他随父母辗转于余姚、浦江、重庆，后又因躲避日机轰炸迁到合川。陈星弼少小离家，幼时就已养成了吃苦耐劳和独立自主的习惯。抗战时期，生活十分艰苦，他虽成绩优异，也想过辍学谋生。但父亲以宦海沉浮的经历，坚持要求他继续读书，直至学到科学技术能为国家做实事为止。
中学时，物理老师居小石先生对陈星弼影响颇大。陈星弼回忆说：“我从小做习题，不管是否会做，我都自己做，不去问别人。这一点在高中三年级时得到了教物理的居小石老师的表扬。”那时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陈星弼从内地转读上海敬业中学时，许多功课不容易赶上。有一天，居先生突然对全班同学说：“你们都应该向陈星弼学习。他的习题明显都是自己一个人做的。不管做得错与对，都有他特别的做法，而且愈做愈好。”这位老师还鼓励陈星弼一辈子要做傻瓜（老实人），意思是不要投机取巧。在漫长的求学、研究生涯中，陈星弼对这些话记忆犹新，他动情地说：“这位老师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很崇拜他。”
一年后，陈星弼通过考试被同济大学录取为奖学金学生。先学一年德语，然后就读于工学院电机系。他的学习不拘一格，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他还旁听物理系及机械系的课，这位16岁就入高等学府的少年，对一切他认为伟大的东西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曾为听海森堡弟子的课步行很远，他也曾常常去听一位数学教授讲课，这位老师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学生。有趣的是，自称喜欢“搞点旁门别类”的陈星弼，学习工程力学及画法几何比本专业的主要课程还学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