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他夫人刘佥泰竟是刘伯承元帅的亲侄女，一直在刘帅身边长大，刘帅视为亲生。这样的家庭背景，长期以来一丝不露，对我一直是一个“秘密”。这也恰恰是蒋部长的可敬之处。他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它拿来作资本、搞特殊化，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秘密”一直到我与蒋部长认识近20年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才被揭开。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蒋部长要我为他夫人的弟弟（姓刘名太行的军人）在学校介绍一位对锁相技术有研究的老师（当时请的是张有正教授）。办完事后，留他在家吃饭时，偶然得知其老家在四川开县（刘帅的老家在开县），又见他个子高大，面目很像刘伯承元帅，联想到刘帅曾在太行山坚持抗击日寇，这才觉察出他可能是刘帅的儿子。这之后，经过与太行多次交往，这一“秘密”才终于破解。
注：蒋崇璟，1938年参加工作，曾任晋绥边区军工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业部副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兵工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局长，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及三线建设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电子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1月—1960年7月，曾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作者：漆再钦，曾任学校办公室副主任，档案馆馆长，校志办公室主任）
大概在1974～1976年间，经周正欧同志介绍，我获得了为重庆煤炭研究所研制矿井地质雷达的宝贵机会。
为吸引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肖黄绍、叶长海所在的班）参加研制工作，我除负责总体设计和发射机设计制作之外，还开出了有关课程。
晚饭后，我习惯在校园内散步。当时经常一起散步的有张志浩、黄香馥、唐忠杰、魏世轩等几位老先生。有一天甲纲院长参加了我们的散步队伍，我们像往常一样，边走边聊。甲纲院长很少说话。当有人问甲纲院长是否认识在那个队伍中资历最浅的我时，甲纲院长表示他认识我，并毫不费力地说出了我研制矿井地质雷达使用的大功率晶体管的型号2G711。
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像矿井地质雷达这样民间协商决定的科研项目，谁在干，干得怎样，特别是谁使用什么型号的晶体管之类的小细节，像甲纲院长那样的高层领导，几乎肯定是不会过问的。真不知甲纲院长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和掌握的情况，竟然对一个无名小卒的工作了解得如此准确、细致，令人称奇！老实说，在此以前，我只能说我认识甲纲院长，但从未狂想过甲纲院长认识我。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当谈到我的教学工作时，甲纲院长说数学推导很多。这时我才知道甲纲院长很可能是通过学生了解情况的。从甲纲院长当时的语气来判断，说数学推导多并无丝毫责备之意，就像在做实况报道一样。我估计面对大量的数学推导，工农兵学员们的感受肯定不会轻松。因此，反映到甲纲院长那里的意见一定不会少。
而他在向教师作当面表述时却只有寥寥数字的实况报道，不仅没有丝毫责备，甚至还可以说多少有几分赞许呢。
在我担任教学、行政工作期间，每当遇到类似问题，就很自然地回想起这一往事。无数事实证明，作为教育领导干部不能只简单地因学生意见而批评教师。
1981年春，我从当时的联邦德国归来后不久，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到院小会议室开会。在那里，甲纲院长要我说说在德国访问一年的体会。我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通之后，顾院长示意我尽快结束，但甲纲院长却命我说下去。于是，我又说了好多话，总共占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过了好久之后，偶然地从谢院长处得知，我奉命参加的那次会议是一次党委常委会，惶恐之心油然而生。我作为一名非党员教师，有何资格到党委常委会上去占用宝贵的一个半小时？在此以前，因工作需要，我应邀列席党支部委员会，已有受宠若惊之感。现在居然到党委常委会上去滔滔不绝，真令人后怕。
在我进入领导干部行列之后，每当回忆起这不算小的往事，总要去设想甲纲院长当初做如此安排所要冒的种种巨大风险。做太平官的人断然不会去冒这种风险的。
甲纲院长逝世好几年了，但甲纲院长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却始终清晰如初。
注：王甲纲，1916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央邮电部人事司、干部司司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建立后，1956年至1978年任学院副院长，1962年至1965年任中共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委员会代理书记，1966年至1983年任副书记，1978年至1983年任院长。
（作者：冯世常，曾任北京信息学院副院长）
羊君度同志1965年进校，1971年逝世，期间正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工作的时间不足4年，他是我们的导师，又是朋友，我想把我对他的了解写出来，和校友们共同缅怀他。
受命于危难之时开创成电工作新局面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但成电师生的生活仍旧很困难，80%的成电人都患有水肿病，虽饿着肚子，仍坚守岗位。老师认真地教，学生勤奋地学，工作人员认真地干。为了国家，为了国防，学生星期天也舍不得休息。
1965年，国防科工委从武汉部队抽调宣传部的羊君度同志到学校担任党委书记。君度同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到任之前，他已对学校的问题进行了明察暗访，做到心中有数，并得到国防科委领导的支持，至今有几件深得人心的大事，是每个成电人都永远不会忘怀的。第一件事，是把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当作头等大事，带着一支建筑部队进校，以作战的姿态改造三、五系危房；在短时间内，带领后勤部门员工大搞植树绿化，修筑道路。组织学生劳动，铲平山头坟包，填平水坑。没有几个月，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极大地鼓舞了师生的积极性；第二件深得人心的大事是关心师生健康，狠抓食堂管理，努力提高师生的伙食质量。羊书记到任后，从国防科委基地要来了大豆、猪肉等。学生每天早餐都有牛奶、馒头、花生米，正餐都有几个荤菜，与前些年一星期打一次“牙祭”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羊书记的关心下，学生身体素质得到极大的改善。至今，凡是遇到62级至65级的学生，提起这段往事，都念念不忘羊书记。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不摆架子、平易近人
君度同志深得人心和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同学经常可以在食堂就餐时见到他，同学的要求和意见都可以面对面地向他反映，凡能办到的，都可以及时得到解决。尽管他讲一口难懂的扬州话，但不长时间就能相互沟通，与学生建立起亲切感和亲近感。他大力提倡开展体育运动，学校呈现出了勃勃生机，甚至建立起当时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游泳池，不到一年时间，学校一切都变了，环境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
胸怀宽广，与人为善
在羊书记来校之前，我校师生因在各种学习、讲座会上发言或写思想总结或给领导提意见说错话，被划成右派、反动学生者绝不是个别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都要捕风捉影，大力开展排查活动，搞阶级斗争，无限上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无知，在“火烧百分之百”的年代，没有写任何人的大字报，却写了一封“致羊书记的公开信”，由于羊书记威望如此之高，理所当然受到大字报的围攻。羊书记不仅不计较，反而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对我提的意见表示欢迎，要大家不要围攻我。人们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初学校被打成大、小“三家村”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保护。
危难中不忘关心学校和学生
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任何领导都有可能被打倒，在1966年“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和“炮打司令部”出台后，羊书记这个老革命才感到遇到了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学生要求到北京上访（当时还提大串联）。羊书记也只好陪学生上京看看，因为我是校党委委员和学生班指导员，理所当然被指定随学生前往，照顾学生的住宿和安全。到北京后我们住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两所兄弟国防院校，羊书记每天都来看我们，了解一下生活和学生健康状况。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67年夏，武斗开始了，我校一派把主楼三楼以上用钢材全部封死，一天中午，外校一些人在四川棉纺厂打完“老产”后，乘着大车，开着高音喇叭，冲到我校，要攻战主楼，一场流血冲突即将开始。羊书记不顾个人安危，为了学校的财产，他亲自出面派人制止了这场冲突，避免了一场灾难，保住了我校80%以上的实验设备和几百人的生命。
今天，栀子已经开花，银杏已经结果，香樟和楠木已形成一排排林荫大道，每当我从校园走过，我都会想起我们敬爱的羊君度书记。
（作者：杨元良）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年头。10年来，高等教育遭受“四人帮”破坏，成为“重灾区”，正值百废待兴。这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不白之冤刚获“解放”不久的谢立惠院长，决定亲赴电子工业集中、成电毕业生众多、还有多个专业的学生正在那里进行毕业设计（实习）的华东地区进行教学调研，这无疑对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探索教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决定由我随谢院长前往，参加调研的还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财务处的，另一位是工宣队的。当年谢院长已70岁高龄，临行前教务部丁宵明部长特别指示我，既要搞好调研，更要保证谢院长安全。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我们先后在华东三市——南京、无锡、上海进行调研。在各地分别召开了校友座谈会，毕业班带队老师汇报会，深入车间、研究室，会见校友和实习学生，拜访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走访工厂、研究所及教育科领导，就培养目标、专业方向、课程设置、思想政治要求、动手能力、产学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回院后写出了调研报告，经谢院长审定后在全院分管教学的系主任会上作了汇报。报告的具体内容早已记不清了，但谢院长在调研过程中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尤其是艰苦奋斗，勤俭办学，节约每一分钱的精神，虽时过30年，仍深深留在脑海里，至今难忘。
上世纪70～80年代，全国各大城市“吃住行”都紧张，特别是北京、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吃住行”往往成为出差人员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这次调研，单位多，流动性大，“吃住行”都靠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谢院长还要求吃要简单，住要节约，而且尽量不打扰要去调研的单位，这更增加了难度。然而，就在“吃住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很简单的一件件小事上，反映出谢院长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
调研的第一站是南京。这里有多个著名的电子工厂和研究所，若事先通知其中一个单位，肯定会接待我们。但谢院长不许打扰，不让我通知，到南京自己找吃找住。我十分为难，火车到南京是凌晨，在车上折腾了两天两夜后，总不能让谢院长在车站由凌晨等至天亮。为了谢院长健康，我只能瞒着他，找一个“变通”的办法，预先把吃、住安排好。于是，我想到一个人，原任我院军宣队政委、后调任南京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政委的郭坚化，他虽不认识我，但一定认识谢院长。抱着一线希望，给他发了一个电报。电报果然起了作用，到南京站，我们一下车就看见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站台上，从车内下来一名军人，问明情况后就将我们四人接到南京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安排了住处。他们安排谢院长住小招待所，谢院长不同意，结果和我住进了一个可容纳十几个人住的大“统铺”。这里几乎是床靠床，十分拥挤，我怕影响谢院长休息，再次要求谢院长住小招待所，遭他拒绝。他说只要住得下，能节约就节约。就这样在这里住了三四天。在南京，我们要去调研的几个单位，有的离市中心较远，本来可以向南京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要车去，但谢院长不同意，我们只得乘公共汽车，有的还要转车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