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从“借调”到正式调动这条路非常漫长，可以是几年到十几年，还不一定能成功。
借调人员既是机关的栋梁，也是“弱势群体”。
说是“栋梁”，因为他们有能力，能干活儿。说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不能享受正式人员的同等待遇。借调人员没有提升的机会，因为他们的人事关系在原单位。如果有出国、学习或培训等机会得先尽着正式人员，没人去了或正式人员实在不能胜任才考虑到借调人员。机关论资排辈的现象严重，借调人员的人事关系在原单位，但人又不在原单位工作，一般有升迁、出国、学习或培训等机会，原单位也不会考虑借出去的人员。借调人员经常是两头都牺牲了。
借调人员有能力，在单位里承担的工作最多。为了能尽快正式调动，借调人员工作起来任劳任怨，从来不讨价还价，拼命地表现以求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一些正式人员就利用借调人员这种心理，将自己不想干的活儿或打杂跑腿的活儿交给借调人员干。
我一个从边远山区来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背景关系，凭借着“借调”这块跳板，不断地向上跳，虽然每一跳的过程都很长很艰难。
我刚“借调”到外事司的时候，能力上并不是很胜任。1987年10月我生了儿子郑撼后，在家里休了一年半的产假，加上怀胎十月，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用英语。能到外事司工作是我的最高追求，我多年的愿望终于有机会实现了，我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尽管我能预见前面的路有多难走。
事实上，前面的路比我预见的还要难。
到了外事司后，我特别努力地工作和学习。三十四岁的我仍然像一个学生那样刻苦，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上化工部部长的首席翻译。
然而在这里我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不情愿某种交易，我得罪了领导。我知道不能得罪他，如果得罪他，调到北京的希望就彻底毁灭了，前途也就毁灭了。如果去迎合领导，这超越了我的道德底线，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我进退两难。
外事司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痛苦，我不能对任何人讲，别人知道了只会对我不利。我的前途攥在领导的手心里，没有人能帮助我，我也不指望有人因为我一个借调人员得罪顶头上司。
我想放弃了。一想到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的心就非常沉重，像刀割一样痛。
我特别喜欢英语口语翻译，天天做口语翻译，每天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英语口语在进步，特别地享受这个过程。
外事司所有的同事都不知情，都认为我能凭实力调到外事司。我是业务骨干，又常常给部长做翻译，很多人认为我一定与部长的关系非常好。其实，我除了工作以外，与部长没有任何接触和个人关系。
我与外事司绝大多数的同事都相处得很好，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但调动工作的事情是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
我工作很出色，领导找不到赶我走的理由，只能暗地里给我小鞋穿，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领导终于找到碴儿了。圣诞节到了，领导给了我一大摞外宾给部长寄来的圣诞贺卡，让我回复。外事司的同事说：“大部分给部长发贺卡的人与部长身份相差太大，部长没有必要回复所有的贺卡。”我认为有道理，就选择性地回复了部分贺卡。
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后，想借机彻底地除掉我。
一位副司长找我谈话说：“你这次娄子捅大了。”我知道我在外事司待不下去了。
由于中国人口不能随便流动，任何一个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都不会接收没有本地户口的人。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化工部外事司待不下去了，我必须回到河北涿县。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大学的好朋友杨胜明——一位中国旅游界的知名人物介绍我到旅游行业工作。几经周折，我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大型旅游企业得到一份工作。
我拿到调令后告诉领导：“我不干了！”
我感到终于解脱了，终于自由了，太痛快啦！
我能被北京一个国有大型企业接收，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外事司的同事都感到十分惊讶。
在离开外事司的时候，我将领导的事情告诉了一个与我十分要好的同事。他非常感慨，不停地说：“太难为你了！太难为你了！”
我问他：“如果我早告诉你，你能帮助我吗？”
他说：“不能。”
他承认这件事情非常棘手，但没想到我将这件事憋在心里这么长时间。
在外事司工作期间，无数次我都想放弃了。如果我放弃了，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了。
1999年，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化工部撤销了。
给共和国部长做翻译
为化工部部长工作是我做口语翻译的巅峰。
一个从云贵高原大山沟里走出来的孩子，能为共和国部长当翻译，东北老家的人都说是祖坟冒烟了。
给化工部部长当翻译并没有做到我应该达到的最高水平。如果不是因为外事司领导的报复，我会继续在化工部待下去，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好的专业口语翻译之一。我太喜欢专业口语翻译的那种挑战了，做一个化学工业专业翻译，一辈子都学不完。
给部长当翻译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五岁了。这个年龄的人的业务水平应该比较稳定了，而我还在从山腰往山巅上攀登。我的起点低，英语基本上是自学的，基础薄，我不敢停止攀登的脚步，稍有松懈，就会向下滑，就会退步。
顾秀莲是化工部第一位女部长，她平易近人，口才好，表达非常清楚，给她做翻译感到很轻松，没有压力。与外宾会谈时，她谈得比较多的是国家和化学工业的宏观政策和形势。翻译只要是一个爱学习、注意时事发展的人，就比较容易掌握她的思路。给顾秀莲做翻译，我的英语水平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每次翻译都特别成功。记得第一次为顾部长翻译是在一次化工部和瑞士汽巴嘉基（Ciba-Geigy）英国公司的宴会上。宴会结束后，英国公司的华裔工程师给他的同事说，我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翻译。
在化工部做翻译期间，《中国日报》成了我的工具书，我几乎一天不落地阅读，在同事里我掌握的新单词是最多的。《中国日报》不一定是最好的英文报纸，但是最实用的。同事们有什么单词不会说，就会有人说刘平肯定知道。美国第一次打伊拉克期间，一天外事司的会议室有会见，翻译不是我。一个同事冲进我的办公室问：“刘平，飞毛腿导弹英语怎样讲？那边翻译还等着呢。”
顾部长平易近人，每次翻译完毕后，她都会和我聊一会儿天，夸奖一下我的装束什么的，她总是鼓励我追求时尚。如果我在化工部外事司继续工作下去，我相信会与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很可惜我为她工作的时间不够长。
我是化工部的首席翻译，顾秀莲的翻译任务都由我承担。后来调来一个新翻译担任外事司的副司长，他来后，顾秀莲的翻译渐渐都由他取代了，我见到顾秀莲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有两个原因，一是副司长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译，二是我的领导报复我，想撵走我，他不想我与顾秀莲再有接触。我离开外事司之前好长时间都没有见到顾秀莲。
为顾秀莲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向她学到的理念让我享用到现在。我为顾秀莲做翻译的时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比较保守的，外事纪律比较严格，我们通常不允许与工作中认识的外宾单独接触。顾秀莲说：“我们与西方人合作，首先要交朋友，建立友谊和信任，才能更好地合作。”虽然她的话在当时实践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对于我如同一缕春风从心头拂过。
拜耳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在一次会谈后想请我与他家人一起吃饭。这位首席代表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见面，他的邀请也是诚心诚意的。我请示了外事司蔡副司长，蔡副司长要求我婉拒首席代表的邀请，理由是他只邀请了我一个人。我感觉到这样做非常不礼貌，但还是婉拒了，我必须遵守外事纪律。所以听到顾秀莲部长说与西方人交朋友，我为化工部有这样开明的领导感到振奋。
而那位用外事纪律严格要求我的副司长，却在退休后不久，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
我也经常为潘连生副部长和林殷才副部长做翻译。
给潘连生副部长做翻译是最困难的，他本身是工程师，懂技术。他懂一点英语，给他做翻译的时候他总是插话，给你指出来这错了那错了。有时一段话翻译到一半，他突然插嘴纠正，一下子打断翻译的思路，不知道怎样接下去。
我陪同潘连生副部长出国到德国和英国考察，我对自己的翻译很不满意。我们专门考察医药公司、药厂、精细化工厂等，我翻译起来感到很吃力。那个曾经说我是中国最好的翻译的华裔工程师在英国接待并陪同我们考察，这次在他面前充分地暴露了我在翻译上的弱点，时不时要求他帮忙。
潘副部长是一个和蔼的长者。在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上，潘副部长见头等舱有很多空座位，就与机组人员商量，将全代表团升到头等舱。在头等舱我见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
说实话，做化工专业翻译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没有学过化学，没有一点化工常识，完全靠勤奋成为一名比较优秀的专业翻译。化工专业种类繁多，我无论怎样刻苦地学习，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我的翻译水平会随着专业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给林殷才副部长做翻译我比较得心应手，他主管化学矿山，化学矿山开采和深加工方面的翻译是我的强项。在业务谈判中，经常有人误认我是工程师。
给部长做翻译经常会遇到大场面，大场面一般不会谈到很深的专业问题，大部分情况下的发言也都是按稿念。如果是即兴发言，就需要翻译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十分考验人。我喜欢这种挑战！
一次陪同林副部长参加钓鱼台的一个欧洲跨国公司的宴会，一开始告诉我说林副部长今晚不发表讲话，不需要我翻译。那天有几百人参加宴会，来自不同的部委和研究院，我没有被安排在主桌，林副部长由外方的一个华人陪同坐在主桌。
我被安排负责一桌的翻译。那天有几十桌，每桌都有翻译，有我的同事，也有其他部委的翻译。我感到很轻松，翻译中营造了很好的气氛，宾主谈笑风生。
宴会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听着主人发表讲话，“挑剔”着翻译的水平，享受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突然，我看见外事司司长急匆匆地向我走来，说：“刘平，林副部长临时决定发言，需要你翻译。”
按惯例，正式场合中国的高级官员只用自己的翻译。
站在话筒前面，看着会场上的几百位中外宾客，我感到自己好了不得。
这可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做翻译！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因为尼克松访华激起了我学英语的兴趣，将近二十年之后我站在这里为共和国的部长做翻译，这是何等的荣誉！
林副部长开始即兴发言。我翻译得非常好，将他的言辞、口气和幽默都完美无瑕地翻译出来，全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
看到林副部长用赞赏的目光看着我，我感到非常幸福。
回到我的座位上，同桌全体起立为我鼓掌。
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面对挑战的同时，陶醉在进步与成功的喜悦中，享受着领导、同事和外宾的尊重和敬佩，那种感觉太诱惑了。
如果不是不得已，我不会离开化工部外事司，我做翻译没有做够。
离开化工部后，我的英语词汇量大幅度地下降。很多词汇都是现学现用的，不用了就忘记了。这算得上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我在与领导接触方面有心理障碍，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上司建立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更不要说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了。很多朋友说我浪费了资源。
我经常会想起化工部的老部长们，会在网上跟踪他们的消息。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林副部长于2012年4月去世了。
我曾经给后来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顾秀莲写过一封信，向她汇报了我的工作。顾秀莲亲自给我回了电话。她说：“刘平呀，你怎么不来看我呀。”我很感动。
顾秀莲现在已经快进入耄耋之年了。
我在电视上无数次见到她。三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晚会，远远地看到她。我心里有一种冲动，想上去与她打招呼，我已经二十年没有与她面对面地说话了。我忍住了，那天的场面太大了，来了很多各界领导，她忙着与他们寒暄，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没有眼力见儿。
为共和国部长做翻译的那段经历是我可以回味一生的财富。
走进旅游行业
三十六岁的我在胜明的介绍下走进了旅游行业，被分到欧洲一部意大利处，开始就是打杂。我对旅游一点都不懂，心甘情愿地为大家服务。
欧洲一部下设游船处、英语处、法语处、意大利处和计调处。我在1992年春节后上班，意大利处忙极了。我因为不能帮上忙而感到内疚和不安。我不理解旅行社为什么会这样忙，办公室里这样混乱。我尽其所能干一切我能干的事情，包括打扫卫生、打开水等等一切杂活儿。
处里员工大多数是学意大利语的。处长是学英语的，叫龙南方。这个人在我的事业发展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欧洲一部的人都在传说我是开“后门”进来的。我从一部分人的眼光中看到了“歧视”和“不屑”，但我埋头干我的活儿。
计调处就是为外联做后勤工作的，负责订餐、订火车票、机票等。每个外联部门有一个计调人员负责，负责意大利处的计调叫蝴蝶花。我经常到计调处去将一些杂七杂八的资料放在档案里。当时没有实行电脑管理，计调处满屋子都是档案，有时要花很长时间找到需要的档案。我刚来，人生地不熟，免不了要问蝴蝶花，蝴蝶花对我很不耐烦。计调处的人经常在一起闲聊，开玩笑，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不耐烦，她又没有在忙工作。我什么都不说，还是干我的活儿。
不久，部长洪常青找我谈话，让我分管荷兰市场。当时已经有了一个负责荷兰市场的男孩儿，叫红军，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欧洲一部工作两年了。他当时正在等荷兰签证，到一家荷兰旅行社实习。两年的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可能也是给别人打杂，真正负责荷兰市场的是龙南方处长。龙南方被提拔到美大部当部长，需要一个人接手他的荷兰市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挑我，我当时对旅游一无所知。
龙南方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交代了工作，然后把所有档案一股脑儿地交给了我。从此以后，我就掉进了“苦难的深渊”。我从来没有做过旅游，对怎样操作团队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来告诉应该怎样做。我的老师是红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两年了，但对旅行社团队操作了解甚少。后来我了解到，在中国的旅行社工作，有客户就有了一切，而有客户又和自己的经济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手里握着客户的人，想方设法不让其他人介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让别人分担他的工作，哪怕是累死。中国的旅行社没有团队合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