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老家只能待几个小时。去老家之前，我将家里所有的老照片扫描制作成影集分给老刘家的每个小家庭，这是最好的礼物了。
三婶、堂妹和堂弟媳妇们忙活了一上午准备好了午饭。按老家的习惯，全家老小二三十口子，男人两桌，女人孩子一桌。我和妹妹被安排在男人桌，贵宾待遇。
我和妹妹好不容易回老家一次，老家人高兴坏了。三叔说：比过年都高兴。
我和妹妹喝了好多酒，说了好多话。同辈的兄弟姐妹互相敬酒调侃，长辈和孩子们围着我们看热闹，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兴奋。我喜欢这样的场面。
汤姆的到来给全家带了很多快乐，汤姆和堂弟们称兄道弟，猜拳行令。大家问了汤姆很多关于美国的事情，美国对刘家河的人来说太遥远了，今天居然有一个美国人坐在老家的土炕上与他们一起喝酒聊天，太神奇了！
汤姆要上厕所，全家人一下子担心起来。大家可以猜想出东北农村的厕所是什么样子的。我对汤姆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一个堂弟领着笑嘻嘻的汤姆上厕所去了。
我说：“明年刘家河一定是大丰收，农家肥里添加了美国进口原料。”
汤姆又笑嘻嘻地回来了。大家问他感受如何，他说：“It is OK（还好）。”
临走时，我塞给三叔一千元钱，三叔欣然接受了，我心里感到安慰。如果三叔推辞，我会非常难过，三叔脸上的表情分明是一种满足和自豪。
从刘家河出来，车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抽泣声。汤姆泪流满面，我和妹妹也流泪不止。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心情，我们相互也不问。我想汤姆是因为朴实真诚的老刘家待他如亲人一般，同时老家依然贫穷的生活也让他感慨万分。
我和妹妹的感情就复杂得多。
我想得最多的是：老刘家将来谁来守望祖坟？
刘家河只剩下三叔和堂弟刘栓一家，晚辈长大成人后都上大学或外出打工，离开了养育他们的小山村。刘栓应该是最后一个留在老家生活的，以后不会再有了。
随着父母年岁的增加，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将来的归宿问题。老刘家的墓地给他们留有位置。母亲坚决不愿意回老家，担心以后没有人去看望他们，给他们扫墓，而父亲坚决要回老家……
我将来要学习伟人，将骨灰撒向大自然。
我们这代人的组织情结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很多人都有组织情结。我与我们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我申请入党一直没有被接受，每当想到25岁后就要退团了，如果共产党还不要我，我就没有组织了，心里会特别的不好受。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3日缔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并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少先队。最新的章程规定：凡是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都可以自愿参加少先队。我们小时候可不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只有优秀的学生才能入队。加入少先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第一次佩戴上红领巾的时候，我们由衷地骄傲。老师告诉我们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有一段时间我以为红领巾真的是用鲜血染成红色的。虽然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入队，的确也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到了14岁都没有入队。总是不能入队的孩子是被歧视的，红领巾是好孩子的标志。少先队的章程对少先队组织的定义是：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小时候我坚信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总认为等自己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问军代表共产主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军代表说他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我这一辈子也可能看得到，也可能看不到。想到自己有可能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就会死去，心里就特别难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少先队和“红小兵”组织共存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脖子上戴着红领巾，胳膊上带着“红小兵”袖章，感觉很神气。不久，少先队就被“红小兵”取代了。1978年10月，党恢复了少先队组织。
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被“红卫兵”组织替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我参加工作后不久，就申请加入共青团。我从小到大干活儿都不惜力，那时干的是修路工或装卸工的体力活，群众对我的评价特别高，但第一批入团没有我。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大爷当过国民党坐过牢，在“文革”中这件事情对我一直有影响；二是从小到大我给别人的印象就是骄傲。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第一批没有入团对我打击特别大，但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积极性，依然情绪高涨地干着高强度的体力活。在接受共青团组织考验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工友工作变得特别积极，比平时表现好多了，争着抢着干活儿，每天提前到车间打扫卫生打开水。而在入团宣誓的第二天，他们又变成原来那样消极怠工了。
我儿子上中学后写了入团申请书。对儿子入团我很在乎，我们年轻的时候将入团入党当作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人生目标。我们那个年代，团员或党员身份是政治可靠的标志，人们对团员或党员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人们会说：“你是什么党（团）员？”团员或党员比普通群众拥有更多的特权，比如优先上大学、提干、参军、进修、出国工作或学习等机会。现在已经今非昔比，除特殊岗位要求外，如果不从政，是否是团员或党员不会对个人的前途产生任何影响，入团入党的门槛已经降低了很多，人们却没有了那种热情。儿子上大学后，回家对我说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儿子已经成人了，我对儿子的要求也就更加苛刻一些。我问他是否信仰共产主义。儿子说：“现在有几个人入党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我告诉儿子说我当初申请入党的时候就信仰共产主义，并发誓要为其奋斗终生。我要求儿子想清楚自己的入党动机是什么，再申请入党也不迟。儿子认为我过于认真。
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我对儿子说如果他能保证履行入党誓言，我支持他入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绝不是戏言，我不想让儿子当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当今社会那些贪官，想当初他们也是站在党旗前面信誓旦旦，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在给共产党抹黑。我不希望儿子成为这样的人。
《党章》中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有人做到了，他们成了时代的英雄。我希望儿子在入党前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儿子后来承认他入党的动机不太纯，他认为入党对他将来就业有好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三年了，在《新京报》工作，至今没有入党，并没有影响的他的发展。如果有一天儿子说他做好了准备，入党是他的真实意愿，我一定尊重他的选择。
我公司有很多年轻的党员，大学毕业后就加入我们这个民营企业。中国的国营企业都有党组织，而民营企业没有，或者不健全。无论当初他们的入党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功利思想，我都不希望这些年轻人在加入共产党不久就进入无组织状态。在我的建议下，公司成立了党支部，公司总经理刘延祥是党支部书记。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我应该是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我觉得这样挺好，党员们受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法律约束外，同时还被要求履行党员的义务并接受党的纪律的监督，对企业不是一件坏事。
民主党派人士
每当外国朋友听说我是中国民主党派的一个成员，都感到很惊讶。大部分的外国朋友不知道中国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
200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研究生课程，一个同学是九三学社社员，她介绍我加入了九三学社。她带我与一些九三社员和领导见面，将我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几个刚认识我的社员说：“赶紧将刘平吸纳进九三学社，否者像她这样的优秀分子会被其他党派抢走了。”虽然带有调侃性质，但我心里还是感觉挺温暖的。
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而我从事旅游事业。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旅游业，没有一个党派适合我这个人群。我被编进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直属第五综合支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民主党派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七十二小时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很多民主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中国民主党派组织与活动在1978年以后逐渐恢复。
儿子常常说他的同学听说我是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敬佩我。这种情况在中国还比较普遍，即便不是敬佩，人们对民主党派人士也是比较尊重的。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数很少，加入民主党派相对门槛比较高；二是，民主党派是中级以上知识分子或特定人群的组织，成员相对比较“德高望重”。我加入九三学社的时候职称是副译审，相当于副教授，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中级知识分子大都三十岁将近四十岁，高级知识分子年龄就更大了，因此民主党派人士的年龄都偏大。我第一次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很年轻。现在情况有所改变，改革开放给予年轻知识分子很多的机遇，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很快地做出了成就，进入中级或高级知识分子队伍，民主党派的队伍里出现越来越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我为什么要加入民主党派？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虽然不是走仕途的人，但我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大事。加入民主党派可以获得一个平台，去与同党派的人士交流，更多地去了解中国每天发生的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少先队到共青团，从小就有组织，已经习惯了有组织的生活。我在退团后就没有了组织，又没有其他信仰，加入一个民主党派，使自己融入一个组织，在精神上寻求一个归宿。
寻求组织的保护。自己作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活跃分子，与传统势力一定有冲突的地方，在遇到困难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倾诉，可以得到指点和帮助。
学习知识。九三学社主要由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我希望与业外人士交流，了解更多的信息，开阔眼界，能够更加全面地看问题，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
参政议政。加入民主党派，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野心的目的。
这些动机当然是我主观上的一厢情愿。
而实际上，我加入九三学社九年多来，由于工作繁忙，组织有活动的时候，我经常都在国内外出差，很少参与。即便参加组织活动，我发现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论这个体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保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民主和自由”，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因为无论这个体制有多少利与弊，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做任何改变。我只考虑现实的问题，在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下，民主党派人士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做个好人
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我是那种逢庙就烧香逢教堂就祈祷的人。有朋友让我不要乱拜，说都拜乱了，没有神保佑我了。有时进一个庙，朋友说每个神仙都得拜到，遗漏了谁就得罪了谁，就要受到惩罚。我不信。宗教的共同点就是博爱和宽容，各种宗教或各路神仙相互之间都不能宽容和接纳，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他们身上寄托我们的信仰？
有人说我虽然没有明确信仰一种宗教，但有慧根，与佛有缘。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但我相信做人要有信仰才有目标，有信仰还能解决很多心理问题。
我曾经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好转了，但时不时会犯一下。多年以前，心里有事实在无法解脱，会到雍和宫去烧香，求得心灵的平静。有人问我，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信佛。不是不信，而是对佛了解太少。我暂时没有时间去阅读有关佛教的书，没有时间去了解佛教的真谛。信仰宗教不是赶时髦，我只有真正地了解了，才可能去信。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但有一点我相信，一个人无论是否有宗教信仰，首先要做一个好人。能够治愈我心理疾病的良方妙药是行善积德。
中国的宗教问题非常复杂。
一方面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而另一方面宗教问题又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因为宗教最容易与政治问题混淆，最容易被利用。
中国官方公布的宗教信仰人数是一亿人，而一些学者认为是三亿人。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
中国有很多特别的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政府官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公开场合谈论宗教信仰的人不多，因为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中国大大小小的寺庙香火很旺，朝拜者很多，烧香拜佛的也有少数是共产党员。
政府官员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上，对国家的宗教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方面，显现出参差不齐的水平。一些政府官员为了不惹麻烦，对待宗教事务采取消极和防备的态度。
贵州省长脚村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长脚村有村民不到1000人，绝大部分的村民是布依族，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村子里，却有一个天主教堂，村民绝大部分信奉天主教。村民破旧昏暗的卧室的墙上贴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让我很感动。布依族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但崇拜祖先，相信灵魂不灭。
我在贵州长大，总是想给第二故乡有所回报。我游说“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安排美国专业代表团到贵州旅游和交流，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选择了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两个村庄的小学进行长期的资助，长脚村小学是其中之一。欣欣翼翔和“美国人民对人民大使项目”联合资助长脚村小学修建了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捐赠了图书、书架、电视和体育用品等。
每次随美国代表团到长脚村访问都让我特别感动。老百姓是感恩的，见到美国客人特别热情，拉着手问长问短，虽然谁也听不懂谁说什么。美国客人经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长脚村的老百姓见到西方人不能用语言交流，会用手在胸前画十字，或将脖子上的十字架项链掏出来给客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