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不但革人家的命，也革自己家的命。菊林的母亲有一瓶“友谊牌”雪花膏，是父亲到北京出差时带回来的。菊林要求母亲将雪花膏扔掉，母亲舍不得，偷偷地藏在厨房的烟囱里。
磷矿从城市里招来一批青年女工，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曾经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见多识广，比磷矿的女孩子时髦现代得多，她们也成了红卫兵革命的对象。红卫兵冲进她们的宿舍，抄出她们的照片、日记、雪花膏、高跟鞋等。
有一个叫蒋婉婉的女孩儿，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她的照片被红卫兵抄出贴在大字报专栏上供全矿的职工家属批判。现在看来那些照片不过是照相馆拍得很普通的艺术照，我挤在人群里看大字报和照片，听着周围的人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蒋婉婉，心里有一种恐惧感。那些女孩子的宿舍就在我家对面楼里，我经常看到这些女孩儿进进出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臭小姐”？
“四旧”也包括学校的教科书、教师授课的内容，甚至说过的话。毛泽东认为建国十七年以来教育部门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学校有一个从郑州分来的大学生，叫冯启祥。他是政治老师，长得英俊潇洒，知识渊博，因此也比较自负，经常“口出狂言”，给学生讲课常常发表“人类的第一责任是繁衍后代”、“婚姻是人生大事”等非常“颓废”的言论。因此冯启祥也在“破四旧”的名单上。
红卫兵说：“革命才是人类的第一责任和终身大事，冯启祥竟然说繁衍后代和婚姻是终身大事，简直是反动透顶。”他被红卫兵批斗时，我们年龄小的孩子跟着看热闹。我记得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和非常好听的嗓音为自己辩解，红卫兵不听他的，不让他当老师了，让他接受劳动改造，打扫街道和厕所，校园里铺天盖地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冯启祥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罪行，就是流氓罪。我知道他是“反革命和流氓”，但不知道他因为什么成为流氓，一直到2010年我才了解让人啼笑皆非的真相。
冯启祥突发阑尾炎到磷矿的职工医院做手术，他躺在手术床上，赤裸着下身，一个年轻的护士为他备皮（“备皮”就是手术前给病人清理体毛，防止感染的一个程序）。备皮过程中，冯启祥产生了生理反应，生殖器勃起，女护士满脸通红，喊了一声“流氓”，痛哭着跑开了。医院换了男护士来操作。手术结束了，冯启祥也变成“流氓”了。
那段时间，冯启祥经常是在学校被学生批判完后，又被押到医院接受医生护士的批判。
红卫兵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家楼下邻居陆嘉川也是“牛鬼蛇神”。陆嘉川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他是开阳磷矿受迫害最严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陆嘉川的夫人曾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太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她的丈夫跑到了台湾，将怀孕的她留在了大陆。为了生计，她就去陆家当保姆。她长得十分美丽，又有文化，陆嘉川的父母很喜欢她，也非常同情他，就收留了她，还让她在陆家将孩子生了下来。
陆嘉川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爱上了保姆，与她成了婚，收养了她的儿子，视如己出。
娶了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当老婆，这是什么阶级立场？
陆嘉川被揪出来批斗，以后的好多年，他都是在扫马路和厕所，每个月十五元的工资，要养活夫人和三个孩子。陆嘉川的夫人是个家庭妇女，也被迫劳动改造，我经常见她在扫大街，总是低三下四的样子，昔日的美丽荡然无存。我们是邻居，但从来没有说过话。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夫妇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太平日子。日子太艰难了，陆嘉川将大儿子送到了农村老家由亲戚抚养，后来楼房也不让他家住了，一家人被赶到一间漏雨漏风的油毛毡房子。
我的班主任老师齐智华出身富农，还曾经是国民党党员，这是重大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批判。
在旧中国，国民党为了扩大影响，大力发展党员，一些国民党党员将自己亲戚朋友的名字写了一个名单交上去，说是自己发展的国民党党员，很多人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加入了国民党，齐老师就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齐老师曾经“报复”过我，但我不记恨她。我经常在大街上碰到被强制劳动改造的她，看到昔日人人尊重的老师忍辱负重地在扫大街，受人侮辱和谩骂，我很难过。她看到我时总露出微笑，目光躲躲闪闪的，欲言又止的样子。
后来齐老师和丈夫双双被遣送回四川老家农村去接受改造了。
对我们小孩而言，所谓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不难理解的，是每天可以看到的。
我们读的是毛主席的书，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喊的是“毛主席万岁”，扞卫的是毛泽东思想。
“破四旧”运动最疯狂的时候，也是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期间，全国上下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红旗、红宝书、红袖章、红标语，这些都是我们理解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新思想还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艰苦朴素，我们以艰苦朴素为荣，我穿的衣服都是黑色和蓝色的，记得在十一岁到十六岁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什么新衣服。
我常常在家里翻箱倒柜，将父母十几年的旧衣服翻出来，到商店去买一包染料，在家里煤炉子上热一盆水，将染料倒进去，将衣服放在里面煮染。
那时候的人都节俭，父母从参加工作后的衣服都留着，“文化大革命”中都让我给穿完了。父亲的男式衣服，不经过任何修改，大大垮垮地穿在我的身上，还经常受到别人的称赞。1973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穿父亲的衣服，背父亲在磷矿地质队发的帆布挎包。
我在磷矿有艰苦朴素的好名声，一个朋友揭穿我，说：“别看和平成天穿她父母的旧衣服，因为她穿着好看，如果不好看，她才不会穿呢，她的骨子里还是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
朋友说的是事实，我穿的旧衣服经常有女孩儿要用自己的衣服与我换。
我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一次在舞台上演出，我穿着一条旧裤子，两个裤腿膝盖部位各有一个大补丁，有观众看不过去了，对母亲说：“给你女儿做条新裤子吧。”
我的大学好朋友杨胜明经常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在大学校园里招摇过市。尽管那时穿补丁衣服的人已经少了，但穿破衣服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以此为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女孩子都留短发、扎小辫子或小刷子，“英姿飒爽”是对女孩子的最高赞赏。
我们要见毛主席！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这一天，毛泽东一身戎装，军帽上镶着红五星，领子上佩着红领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
最让红卫兵羡慕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距离毛主席最近。宋彬彬冲到毛主席面前，将一个红卫兵袖章给毛主席戴上。
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宋彬彬：是。
毛主席：要武嘛！
宋彬彬立刻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刚满十一岁，太小了，不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们在新闻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即便是在荧幕上见到毛主席，我们也是同样激动，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是宋彬彬。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起了一个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里，我心中一直不平静，耳边总是回想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毛主席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来北京参观学习首都的红卫兵是如何造反的，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火车、免费吃住，所有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实际上后来蔓延到全国范围的大串联也基本上是免费的。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1300多万人。毛主席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引发和推动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
开阳磷矿的红卫兵也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消息传开，全矿的职工家属都激动万分，羡慕不已。出发那天，开阳磷矿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开阳磷矿中学经过精心的挑选，对学生的家庭政治背景做了详细的调查，将不合格的全部剔了出去，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队伍赴北京见毛主席。
磷矿位于距离北京约两千公里的群山中，生活节奏比起北京来要慢很多。首都红卫兵的很多自发行动，在磷矿还是由学校组织的。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队伍也是学校组织的，还安排了一位老师随同。菊林和菊华姊妹两个都被挑选上了，我认为她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据菊华回忆，见毛主席的头一天半夜，他们就起来集合，徒步了几小时从驻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到广场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三点钟左右。菊华岁数小，个子矮，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坐下，姐姐菊林就在她身后。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红卫兵。
红卫兵从凌晨三点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很多红卫兵都昏昏欲睡。菊华坐在最前面，一直瞪着眼睛盯着长安街东面，毛主席的敞篷车将从那个方向驶来。
十点钟左右，菊华远远地看到一排敞篷车驶过来了，头一辆上站着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她尖叫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啦！”
此刻，《东方红》的音乐在广场上空响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越来越近。队伍立刻混乱起来，红卫兵都站了起来，一个劲地往前拥。睡梦中的红卫兵被惊醒了，挣扎着站起来，有的动作慢一点，被压在地上起不来。
菊林开始被压在地上，她拼命挣扎站了起来，毛主席的车正好从她面前驶过，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侧脸。
站在最前排的菊华将毛主席的脸看得清清楚楚，那颗被亿万人民熟悉的痦子也真真切切地映入她的眼睛。她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泪流满面，蹦着跳着，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好些被压在地上的红卫兵爬起来时，毛主席的车已经开过去了。
没有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久久不肯离去，要求一定要再见毛主席一次。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侧脸，也不肯走，边哭边嚷嚷还要见毛主席。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聚集在金水桥下，面对天安门城楼泣不成声，声嘶力竭且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办公。红卫兵以为他们就这样坚持不懈地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就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出现在城楼上。
周恩来总理出现在城楼上，动员红卫兵回去，用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喊：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回去吧！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回去吧！
红卫兵们坚持了几个小时，天黑了才绝望地离开。
磷矿的红卫兵从北京回来后，经常聚在一起津津乐道地回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几乎长期在菊林家里，不厌其烦地听他们讲着重复的故事。
菊林和菊华这批红卫兵是磷矿这个偏僻山沟唯一见到毛主席的，他们到处受到欢迎。大人小孩见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见到毛主席的各种细节，永远听不够。
我大学时期的好朋友胜明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浪漫色彩。
1966年她只有十五岁，与几个同学一起到北京串联，去看毛主席。
胜明揣着25元人民币，背着背包，手捧红宝书，与同伴们挤上了火车。车厢里挤满到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过道和厕所都挤满了人。胜明在贵阳始发站上车，有位子坐，中途上来一群年纪更小的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刚从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串联回来。胜明将自己的位子让给了他们，此后的几天几夜就再也没有坐过。
火车经站必停，红卫兵要下车上厕所，火车上的厕所里挤满了人，不能使用，火车也无法提供食品和水。站台就像战场一样，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抢厕所、抢食品、抢水。每到一站就有当地的红卫兵上车，车厢里越来越挤。
胜明生病了，实在站不住了，就躺在肮脏的座椅下面闻着臭脚丫子味儿昏昏欲睡，一睁开眼看到的是穿着脏兮兮的绿色解放鞋、白色球鞋或布鞋的密密麻麻的脚。
火车驶到广西柳州停下来，一个素不相识的男红卫兵看到胜明病饿交加的样子，从窗户跳下火车，到站台上抢了一碗米粉，送到胜明面前看着她吃了下去。四十多年过去了，胜明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红卫兵英俊的脸庞。大串联中发生过很多这样纯洁浪漫的事，红卫兵们一辈子都在回味。
一碗米粉下肚，胜明的病明显好了很多，从此后承担起给同伴买食品的任务。火车减速进站时，胜明就爬出窗外，双手反吊在窗户上沿，屁股冲着窗外，火车一停，立刻跳下去，以冲刺的速度跑到食品摊上。胜明是贵州省少年游泳队的蛙泳冠军，身体素质很好，每次都能抢到食物。
火车驶到北京郊区房山停了下来，所有的红卫兵都在这里下车，等待中央的指令。北京城里已经挤满了红卫兵，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
一天半夜，中央的指令来了，毛主席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几十辆部队的大卡车将红卫兵送到了天安门。胜明和同伴们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一侧，从凌晨三点钟等到上午十点。
这次接见红卫兵是采取游行的方式，一部分红卫兵列队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走，另一部分红卫兵席地坐在广场南北两侧。胜明坐在广场的北侧。
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所有的红卫兵都拼命往前拥，队伍顿时混乱起来。红卫兵泪流满面，挥动着红宝书，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下时，都不动了，谁都想多看毛主席一眼，城楼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秩序大乱。
这时胜明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请大家顾全大局，请往前走。
周总理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谁都不听，混乱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接见结束。
接见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遗留下成千上万只鞋子、袜子、书包，用了几辆卡车运走。
胜明见到了毛主席，觉得不够，还想见一次，就留了下来，等待下一次的接见。在等待期间，她几乎访问了北京所有的大学，去看大字报，摘抄大字报内容，参加红卫兵辩论，与那里的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
胜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66年10月15日，这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天开阳磷矿的红卫兵也在被接见的队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