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洛呼呼地吃完了东西，在玩一个绳子捆着的木制玩具，把它抛掷到天空，又努力去接住。我留下来想和安妮再聊一聊。幸运的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主动提供了信息，她来自美国的康涅狄格州，打算搬到西班牙来，把这作为她40岁的生日礼物。
听她说她有40岁了，我感到惊讶，只比苔丝大一岁——如果苔丝还活着的话。她看起来要成熟得多，笑起来眼角至少有十条皱纹，而苔丝只有四条，她红红的胸脯上有很多环状的条纹，像树的年轮。
她问我用笔记本电脑干什么，我告诉她我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麦洛就叽叽喳喳地说开了，我假装听他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因为我不想说什么。
这就是我的一天。现在外面黑了下来，很安静，我坐在帐篷里，下面是一些正式的记录。
艾德里安让我在汉普特斯德公园南端的植物园和他见面，极其巧合的是，那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在皇家自由医院隐蔽处的一个小广场里。皇家自由医院曾经是我妈妈定点治疗的医院，我喜欢从医院上面的窗户往下看。我曾经花好几个小时从医院楼上的窗户看下面的广场。妈妈要去做检查，她就坐在附近的星巴克里，那个店早已成为病人亲属的休息室。这个“休息室”里到处都是脸色惨白的人，他们谁也没有喝咖啡。
我提前十三分钟到达这里，坐在一张长条凳上，缓解一下脚上的压力。我穿的高跟鞋是妈妈的，码数太小了。天气很温暖，其他椅子都被占满了，有些是流浪汉，有些是从医院里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病人。尽管这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鲜空气，因为广场的周围都是公交车。有些病人是自己来的，还有一些有陪护或者护士陪伴。我记得有一个男人，身后拖着一个输液架，皮肤黄得像人造黄油；还有一个耄耋老太太，坐在轮椅里被推着到处走，脑袋耷拉着，好像脖子没骨头。
一个流浪汉同我坐在同一条长凳上，他在大口地吃罐头。我汗涔涔地坐在那里，又一个男人坐下来，他很年轻，但是脸看起来灰蒙蒙的，眼窝凹陷。他点了一根烟，抽得很快，抽的时候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面。过一会儿，他站起来，把烟蒂丢在地上走开了，烟盒留在扶手上，我弯腰捡起它，冲他的背影喊：“你把这个忘了！”他没有回头。我拿着烟盒站起来跟在他身后，以为他没听见。跟上之后，他转过头来给了我一个“你很好笑”的表情。
“它是空的。”他说。
他继续走。
我把烟盒丢在垃圾桶里回到长椅上坐下，背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雷拉，你真是个好人。”
我转过身去，他站在那里冲着我笑。
当然，我以前看过艾德里安的照片，是通过网站上的视频，我甚至认出了他正穿着的那件衬衣，那是我最喜爱的一件之一—蓝色的灯芯绒，颜色和他的眼睛一样蓝，领口处露出了里面新月形的白色T恤。记得当时看见他的时候我这么想，他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广场上看起来很突兀，因为他粉红饱满的脸颊太健康，笑容太爽朗了。
看到他时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继续说：“我刚才看到你跟着那个家伙来着。”“家伙”这个词用他温暖的美国腔说出来很奇怪，“你知道大部分人不会那么做。”
“他们不会这么做吗？”我问。
“不会。”他说。
为了靠近我，他绕着长椅走过来。他看着我的眼睛，伸出手。我握住了他的手，他说：“见到你特别高兴，雷拉。”
坐在我们旁边的流浪汉发出了一声悲叹，没来由地把罐头猛地扔到地上。艾德里安皱了皱眉头，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清爽的地方，你愿意走一走吗？”又说：“好可爱的鞋子，不会伤了你的脚吧。”
艾德里安带路，从马路上的公交车中穿过去，走到人行道上，我们默默无语地走了几分钟，经过一排商店，径直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上。
“啊，汉普斯特德公园，”艾德里安说，“它是伦敦的肺。”
我们沿着草坪走，经过蹲在地上的狗和拿着三明治在那儿吃的公司职员的身旁。他们都微微抬起头，脸向着太阳。艾德里安问我是不是走了很远的路，作为回应我问他是不是住在这附近。
“哈，要是这样就好了，你知道布里斯顿区吗？”
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想那个地方肯定有点儿远，而且我在想为什么他会建议我们在这里见面，这个地方离我们两个人的家都远。我正要问他，但是他用另外一个问题避开了。他问我对即将到来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有什么看法，“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之前真的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没有拿出个什么观点来，所以很放松。接着他又问：“当然，到那时这个世界得依然存在才行。你对2012年世界末日的看法如何，你相信人类的气数已尽吗？”
对这个领域我会更加自信一些。论坛里有很多热衷于讨论世界末日的狂热分子，我知道他们那些无聊的辩论，也相当确定艾德里安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毕竟他们的那些观念很难被描述成理性的。所以我抓住一个机会，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
“我想他们是疯了。”
艾德里安放声大笑。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事实上—”他压低声音说，“我一直想推出我的反动理论，只是想证明这些蠢货想吞噬一切的企图，我现在就得弄出一个来，也就是说奥巴马制造了金融危机。给我一个早上建一个网站，弄一个拼凑视频或顺手拿一些维基百科资料，到下午5点之前，我敢说我的腰带上就会拴着一千个追随者。”
我对奥巴马或者银行一点儿都不了解，所以出于礼貌，只需一个微笑就足够了。然后艾德里安很自然就转换了话题，问我是不是爱好体育，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可能更像一个书虫，像他一样—“我认为从你的大脑的质量来看应该属于后者。从你的那些跟帖来看，我给出的每一个回复，你都会引出另一个话题，而且还能咬住上一个话题。”
我们这样聊了大概一刻钟，话题涉及了大量内容，艾德里安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了，当然除了妈妈以外。但是和妈妈在一起不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大部分都和实际问题相关，在这里和艾德里安的对话却是全新的，要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有这些观点。我们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感觉有点儿像初中时与同学玩跳房子游戏，在最短的时间里从一个格跳到另一个格，把每一个格子都跳遍。
尽管速度很快，这次对话好像也不感觉费力，或者这种感觉是单方面的，就像艾德里安并不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好像他真的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没有时间回过头去考虑我说的那些是不是对的。从他的反应来看，似乎是对的，他应该是赞同我的，而且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经验，或者是他自己的想法。他并没有对这种快速谈话的经历而感到激动，我自己倒是感到相当兴奋。
我们大约又走了二十分钟，在穿过一片幽暗的树林时，他说了一件相当令人吃惊的事，忽然掀起了波澜，打断了我们平静的交流。我们当时正讨论素食主义，他提到了汉普斯特德公园旁边有一家很棒的饭店。
“你没去过吗？”他问，“噢，你得去，我曾经带我的妻子桑德拉去过那里，那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连她的轮椅都照顾得很周到。”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有妻子，更别说他妻子还是个残疾人。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他又补充说：“多发性硬化症。”
他说完以后，在问我是否喜欢动物之前，又评论起附近蹦蹦跳跳的可爱的狗了。接着他带着我又进入另一个话题，坐轮椅的妻子的话题就这样被抛在脑后了。
后来，在我有时间回顾整理时，这次互动的全部内在意义变得非常清晰，艾德里安有过一个妻子，他是用过去时态描述的，他的妻子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第二个巧合使我们的这次见面看起来更加特别—这是我们之间又一个相似处。在不做解释的情况下他使用缩略语描述多发性硬化症让我印象深刻，好像他早就知道我会懂其中的意思。尽管我之前没有提到过我妈妈患的就是这个病，不管是在我们的对话中还是在论坛上我都没有提过。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我的脚跟被这双小鞋磨得非常痛，我放慢了脚步，艾德里安马上注意到我的不舒服。
“唉，可怜呢，”他说，“你们这些女人为了漂亮都遭了什么罪啊！我们坐一下好不好？”
他指了指附近的一把长椅，椅子前面是一个池子。我们坐了下来，他坐在我旁边，我们之间隔着一个角度，他的一条手臂搭在椅子的靠背上，他冲着我笑，笑容很明朗。
报纸上尽是一些关于艾德里安的外形是如何普通的描述。有一个记者说，他看起来就像迪克森氏的一个副经理。这种说法完全不合情理：这个迪克森氏的副经理又该长成什么样呢。他不是很高，大概只有一米六八，而且很壮，但是不胖。饱满的粉红色脸颊，大鼻子，小小的深陷的蓝眼睛，他的脸部特征不是特别吸引人。最值得提到的是他的头发，几乎是黑的，从前额往后梳的大背头。在实际生活中这个样子确实有点儿奇怪，不过在论坛视频上，这种头发的弹性和质地不是很明显。
他的自信，还有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的方式，会使得你关注，而且着迷，我习惯了视频上他的这种形象。在视频上他会盯着摄像头，好像他是一个老朋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
“所以，雷拉，”他说，“毫无疑问，你在想为什么我会要求这次见面，那我就直说了，就像我在留言里说的那样，我一直在论坛上关注你的行动，你真的让我印象深刻。所以现在告诉我，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当我告诉他有关我的测试工作时，他微笑起来，用一种阴谋者的方式，身体向我倾斜过来。
“不要告诉任何人，尽管事实上我确实经营着一个网站，但是我很讨厌电脑，很讽刺，嗯哼？”他笑着说，“你应该给我上上课，你给父母上课吗？”
我跟他说我妈妈去世了，我从没见过爸爸，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
“那兄弟姐妹呢？”
“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他微笑着说：“这样的话，那我希望你把我们网站上的所有人当成你的家庭成员。”
“哦，是的，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说。我记得当时我的声音不像自己的，倒像是电视上的一个女孩，很嗲。
“你知道的，雷拉，每天你或者是论坛上的某一个成员说一些很精彩的话，真的让我很开心。”他放低声音，“我打算向你坦白一件事，我想，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但是时不时我会发现自己有一点儿沮丧，就因为这个世界的这种状态。因为人们以平庸为标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你有过那样的感觉吗？”
我急切地点点头，“是的，当然是这样啦。”
“不过有时确实是那样，”他继续说，“我就不得不去论坛上注意一些聪明的充满热情的寻求真理的人，例如你就是其中一个。投入到这个世界真正有意思的事情当中去，而且我知道那些事情应该是有意思的。”
他冲着我微笑，我记得当时阳光照在他脸上，让他的脸熠熠发光。我想，那个时候，这个场景的真实性真的打动了我。这个聪明的男人，在红药丸网站上每个人都呼喊着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么一个男人，此时完全把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我能够看到他脸颊上的毛孔，闻到他呼吸当中的薄荷味。我低头看他的脚，可以看到他休闲鞋里面袜子的一丝纱条。我完全是个焦点人物，而且是被全面访问。兰德梵肯定羡慕得要死，上个星期他在论坛上炫耀，他得到了艾德里安最喜欢的一句格言—享受过程，目的不重要。他把这句话文在了他的小腿上。
尽管我们周围有好几个人，但他们似乎都隐身了，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有关这次面试的焦虑也消失了。我记得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变成论坛的主持人了，在那一刻我感觉相当开心，我用最好的方式描述它就是，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
“那么，雷拉，”他身体又靠回去，“你对这个网站有什么看法，请直说，我真的很在乎你的看法。”
我期待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认为红药丸网站就是一片理性的绿洲，一个探索知识的平台，等等。就像之前一样，艾德里安看起来被我的观点所吸引，“真的吗？”他问，“天呢，听你这么说真的很爽啊。”他又告诉我一些网站背景，大部分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他如何在美国创建了这个网站，在这里自由意志在意义上就有一点点不同了，美国人对经济方面的内容更感兴趣，而在英国，人们对哲学层面的东西更感兴趣。
他的身体向前倾。
“这些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不过我自己倒是有点儿倾向于事情的道德层面，当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让生活的汁液流动起来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说。
“例如，有一个星期我们讨论关于死的权利，”艾德里安说，“你对那个话题相当有感觉吧。可不可以这么认为，那是你感兴趣的话题呢？”
“是的。”我说，当时我的心情很平静，“我确信，确定一个人的死亡地点和时间是人权的终极表达，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任何人只要声称信仰个人自由，就不能反对自杀，自由地选择如何去死、什么时候去死，那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有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呢？例如道义上的？”艾德里安问，“在我们赦免他们的行为之前，一个申请者非得得了绝症才行吗？”
我摇摇头：“生命讲究的是质量而不是时间长短，他们的日子值不值得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判断。”
我们正说着话，一个初学走路的幼儿晃晃悠悠走了过来，她戴着太阳帽，快活地咯咯笑着，又回过头看着她爸爸，她爸爸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在离我们的椅子只有几尺远的地方，她被绊倒了，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碰到了脸，过一会儿她抬起头来，脸颊上粘着沙子，号啕大哭起来。
听到吵闹声，艾德里安显然畏缩了一下。
“我们还是走走吧，怎么样？”
还不等我回答他就站起来往前走，绕过哭泣的小孩儿，我跟了上去。我们沿着两个水池之间的路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水池里满是游泳的人。笑声和喧闹声漂浮在深色的水池里，艾德里安朝他们望过去，微笑起来。这个话题被打断之后，我的乐观情绪又恢复了。
“告诉我，雷拉小姐，你对生命权这个话题熟悉吗？”他问。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正式面试，我想。不幸的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如果给我一分钟的话，我会把它弄清楚。但是艾德里安似乎对此没反应，好像不在意，继续说。
“它是指我们不仅没有权利阻止那些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的行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义务帮助他们，如果我们被请求的话。”
“就像安乐死吗？”我问。
“是的，确实，”艾德里安说，“但是包含的内容比安乐死更多，这也许不会和自杀本身的实际行动相关联，这么说吧—假设有这么一种情形，你判断某人，他脑子是正常的，请求你帮他用某种方法结束他的生命，这就叫生命权。这是你的义务。”
“好的，”我说，“我懂了。”我没有马上理解所谓的生命权的含义，但是当时，我还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