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区域矛盾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国区域发展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30年代，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用一条简单的线条描述了中国人口地理和经济地理分布的不平衡特点：从东北黑龙江省瑷珲县到西南云南省腾冲县之间，用一条近似的直线连接起来分为东西两部，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7％；东部面积占全国的50.78％，人口占全国的96.3％。1949年以前，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7省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集中了全国75％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占全国总面积60％以上的西部仅拥有3.8％的全国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宁夏相比为292倍。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内在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区域发展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宣言书，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区域发展实践上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成就，建立了结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布局较为合理的生产地域体系。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国家在世纪之交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现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矛盾发展的历史分期做一个基本的勾勒，并对此进行简要的评述。
（一）中国区域矛盾发展的历史分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宏观区域格局的划分有过四次大的变动，即沿海和内地、一二三线地区、沿海和内地、东中西三大地带。根据区域矛盾的历史脉络，把区域矛盾的发展情况归纳为区域矛盾趋于缓和时期、区域矛盾趋于尖锐时期以及缓和区域矛盾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三个时期是正反合的演化关系。
1.区域矛盾趋于缓和时期（1949-1979年）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和保障国家安全。区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制约。从1952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分布不平衡状况，实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内地倾斜，在1964年前后，这个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一个微调，即把区域发展的战略重点进一步缩小在“三线”地区。
在“一五”（1952-1957年）计划的工业基本建设项目中，内地占全部项目的4/5，致使内地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7.8％，高于沿海14.4％和全国平均15.5％的经济增长速度。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沿海与内地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区域发展目标和方针的总结，区域发展指导思想在他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说明。之后，基本上仍然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制订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在1964年，由于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做了错误的估计，国家采取了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决策，即进行“三线”（重点是四川、贵州和“三西”地区——豫西、鄂西和湘西）建设，建立区域性独立的工业体系。“三五”(1966-1970年)时期，国家在西南西北的投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16.9％上升为35.1％，整个内地基本建设投资比重达到66.8％。1970年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四五”(1971-1975年)期间要将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1952-1975年，国家在内地基本建设投资占投资总额的55％，其中“三线”地区占40％，与沿海居有相同的份额。经过20多年对内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使得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渐趋平衡，区域矛盾趋于缓和。但是，由于发展基础和历史积淀以及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加强对内地的发展投入和工业建设，并未完全改变整个内地的落后状态。
2.区域矛盾趋于尖锐时期（1980-1999年）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把基本建设投资向沿海倾斜。在4个经济特区建设全面展开的基础上，“六五”(1981-1985年)计划提出，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基础，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优势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七五”（1986-1990年）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的梯度转移理论，强调区域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七五”以及整个1990年代都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88年，邓小平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思想，第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第二个大局是指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那时候沿海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是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新思路的延续和对近10年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成为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时期，国家资金的重点投入开始由内陆转向“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的东部沿海区域，而且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甚至在其区位条件、政策优惠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多种形式流到了东部区域，整个资源流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别，经济发展基础和起点的不同，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沿海本身的区域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加快了东部沿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1987年底，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以及三角洲和半岛等经济开放区组成了中国沿海开放地带和工业城市群，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具有工业、交通、贸易、信息、科技和教育方面的优势。东部与中西部不仅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差距不断扩大。从1990年代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变异来看，1990-1999年，东部区域GDP实际年均增长速度高于中部2.5个百分点，高于西部4个百分点；1990年中西部GDP合计占全国的46％，而1999年下降到41.3％；1990年，东部人均GDP是中部的1.57倍，西部的1.84倍，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1.86倍和2.38倍。如果以省市为单位，1998年上海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425美元，贵州省为284美元，二者相差11倍。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126美元以上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785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那么以此类比，上海居于上中等收入，而贵州居于低收入行列。如果以县为单位，差距就更为惊人，可能达到几十倍。在这段时期，内地与沿海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区域矛盾趋于尖锐。
3.缓和区域矛盾时期（2000年之后）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与此同时，各地发展状态和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发展到了可能并发多种区域问题的阶段，诸如西部的落后，东北的衰退，东部的膨胀，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另外，多年高速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突出。种种情况表明，国家需要调整和完善社会政策来缓和区域发展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指出，“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沿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这标志着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有了一些调整。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将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按照经济联系和地理特点，将全国划分为7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指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缓和区域矛盾的协调发展战略付诸实施。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继续强调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央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并采取措施遏制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和谐发展。
（二）对区域矛盾发展历史的简要评述
从区域矛盾发展史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和得到两个明确的结论，即国家在区域发展及其矛盾演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国家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与时俱进地宏观调控的必然结果，是尊重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1.国家在区域发展及其矛盾演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加大了对内地的资金投入和工业建设，既是出于改变旧中国生产力落后和生产力布局不均衡的主观愿望，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内地经济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低于沿海地区，区域矛盾趋于缓和时期的政策和做法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沿海区域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对经济效率和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客观上对于缩小区域差距、缓和区域矛盾和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个时期的区域发展实际情况来看，中央集权的政治运作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国家在区域发展中既是导演又是主角，因而就区域矛盾的发展来说，其主体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与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所推动的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从地理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角度看，体现改革开放发展方针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区域发展政策成为各省市政府工作决策的重要部分，决策的科学化直接关系到区域发展的大局。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影响区域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国家区域决策和区域政策是影响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区域差异是“南北问题”，1980年代后才逐渐转化为“东西问题”。1952年，东北3省、京津2市、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区市人均国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5％以上，而南方只有上海如此。“一五”和“二五”期间，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58％和46％，远远高于其人口比重（25％和27％），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国民收入的南北差异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初，1962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以上的9个省区市除了上海外都在北方。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南部地带基本建设投资一直只占全国的11％左右。东西差异在1970年代末逐渐显露，在1980年代末开始成为中国区域差异的主要特点，到1990年代东中西三个地带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东西差异就变得较为突出。这与国家对东部区域的政策密切关联。在区域布局上，以沿海地区的区域性开放为主，建设经济特区，逐步形成了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放新格局。1978-2000年，全国外资投资近90％集中在东部区域。与区域布局政策相对应，国家区域投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六五”期间，东、中、西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分别占全国的47.7％、29.3％、17.2％；“七五”期间，东、中、西部投资的比重则为53.1％、25.04％、16.1％。1978-2000年，东部固定资产累计投资额占全部总投资额的60％。同时，调整产业结构政策，鼓励东部沿海将重化工及一般加工性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集中力量从事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1992年，上海将原来经济发展的产业顺序从“二、三、一”调整为“三、二、一”，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显然，东西差异既是由中国自然基础的重大差异所决定，也与国家“六五”实施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和“七五”实施的“三个地带发展战略”的不无关联。区域差距和区域矛盾比较突出，是上述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由北方到中西部的“三线”地区再到沿海东南部，在版图上画出了一个近似的“C”字形轨迹，伴随这个轨迹的移动，区域差异由“南北问题”转换为“东西问题”。在“东西问题”的形成上，市场的力量以及大量外资的进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及时地顺应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而迅速调整区域发展战略，是赢得发展机遇的基本前提，同时国家区域优惠政策和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也是外资区域集结的重要诱因和驱动力。
2.国家的重要作用是尊重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