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还有呼吸的尸体
当科莱考尔还未能从寻找安迪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时，哈钦森组织了一个由4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小队，去寻找贝克和南比的尸体。当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将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马德森护送回营地时，他俩被留在了山口最边缘的地方。
哈钦森因为极度疲惫和神志不清，在离开帐篷时竟然忘记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轻又滑的袜子。当吉里给他指出这个错误后，他才返回帐篷穿上靴子。
这时，夏尔巴人搜寻队已经由吉里领队先于哈钦森出发了。他们沿着布克瑞夫所指的方向，很快就在江顺附近的一个被灰色冰雪覆盖着，上面散落着一些大圆石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尸体。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由于对死人的迷信，他们在距尺体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等待着哈钦森。
哈钦森赶到时看到两具尸体的脸上和上半身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边，他们的背包在距他们大概100英尺的山坡上。风呼啸着吹过山口。
他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后来证明是南比，但哈钦森一开始无法看清楚她是谁，直到他跪下去从她的脸上凿下3英寸厚的冰壳后，才吃惊地发现她仍在呼吸。南比的两只眼睛鼓胀出来，面色犹如白色瓷器一般，她的手套不见了，裸露的双手被冻得很坚硬。
哈钦森被吓呆了，太可怕了，南比离死亡如此之近，他不知所措。
他随后来到20英尺远的贝克身边。贝克的头部被一层厚厚的冰壳盖着。他的头发和眼皮上挂着葡萄般大小的冰球。哈钦森把贝克脸上冻结的碎石清除以后，发现这位德克萨斯州人也还活着。贝克嘴里还嘟囔着，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右手上的手套没有了，冻伤也很严重。哈钦森努力想要扶他坐起来，但怎么了做不到。贝克已经和死人差不多了，只是仍在呼吸。
极其震惊的哈钦森走到夏尔巴人身边，他向吉里请教文该如何处理这两个人。吉里是位经验丰富的珠穆朗玛峰攀登者，深受夏尔巴人的尊崇。
他建议哈钦森把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为即使能把他们俩活着拖回4号营地，也肯定会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进行这种救援将对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威胁，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自己能否安全下山也还是个问题。
哈钦森认为吉里的话是正确的——只有一种选择——一种非常困难的选择——让南比九贝克听天由命，将搜寻队的力量保存下来，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这如同对伤员的鉴别分类。
在紧要关头，一定要注意保存实力，最好不要为希望渺茫的事消耗能量，要把力量用在把握更大的事情上。
哈钦森眼里含着泪花回到营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他的要求下，塔斯基和格鲁姆被唤醒，然后挤进他们的帐篷，讨论如何处理南比和贝克的事情。
讨论是犹豫不决的，更是痛苦的。他们尽量避开彼此的眼睛。但是，5分钟后，他们几个人达成一致意见：哈钦森将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处的决定是正确的。
9.神慌意乱
原来他们还以为下午还有希望下降到2号营地，但现在看来，他们是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的。塔斯基坚定地表示，他们决对不能当霍尔处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下山；还有一个原因是，卡西希克和格鲁姆的身体非常虚弱。
哈钦森想起了1986年攀登乔戈里峰时的一件事。那年的7月4日，在7位喜马拉雅老登山者中有6人到达了顶峰，当他们下到海拔26，250英尺的营地时，遭遇了持续5天的强烈的暴风雪，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等到风暴停息时，只有戴姆伯格和另外一人活着下了山。此时哈钦森非常担心他们再重蹈1986年乔戈里峰的覆辙。
5月11日星期六上午，他们讨论着如何处置南比和韦瑟斯，讨论着如何下山。尼尔·贝德曼把费希尔的队员召集到帐篷外面，并且威胁他们必须开始由山口下山。这是因为他看到了，营救费希尔和霍尔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便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将队员带离山口，带到下面较低的营地。他知道，在26，000英尺高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就等于找死。而对于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变得神慌意乱，谁也不愿意走出帐篷，必须有人来催促。贝德曼坚持说，一定要立即动身。
正确的立场，一定要坚持，轻易被别人左右在很多时候是会带来灾祸的。
当布克瑞夫留在4号营地等候费希尔时，贝德曼已带领他的队伍缓慢地从山口往下走了。在25，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又给皮特曼注射了一支地塞米松，然后所有人在3号营地休息了很长时间，补充了水。当贝德曼的队员到达时3号营地时，所有的人看起来都被吓得不轻。他们像是经历了5个月的战争。桑迪放声大哭起来：“太可怕了！我想放弃，躺在地上死去！”
在天黑前，当贝德曼登山队的最后一人由陡峭的“霍泽之脸”向下走时，在距固定绳索的末端还差500英尺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支尼泊尔登山队里的几名夏尔巴人正要上山帮助他们。于是，他们一块继续下山，在继续下山时，一阵葡萄般大小的石头遥遥地从山顶飞下来。一块石头刚好砸在了一名夏尔巴人的后脑勺上，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被棒球棍击中一样。巨大的力量削去了这个夏尔巴人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把他打昏了。他的心脏也暂时停止了跳动。当他开始身体翻转顺山坡下滑时，舍恩宁一个箭步跳到他前面，将他挡住。过了一会儿，就在舍恩宁双臂搂着这位夏尔巴人时，第二块石头砸了下来，又击中了夏尔巴人，这次石头还是砸在了他的后脑壳上。
过了几分钟，这名夏尔巴人开始急促地喘息，而后又开始呼吸了。贝德曼把他带至较低的霍泽冰面的底部，在那里碰到了这位受伤的夏尔巴人的队友。他们把这位受伤的夏尔巴人抬到了2号营地。当时，他们真不知道，怎样得罪了这座山，而使它发了这么大的火。
可以说，从4月初到5月初这段时间里，罗布·霍尔一直都在担心他们的队员会因为救援一些能力略差的登山队而破坏了登顶计度。现在，却是恰恰相反，霍尔自己的探险队却需要其他的登山队来救助。
在事情还未开展之前，不要做任何评论，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出乎意料的事时有发生。
当时，由托德·伯尔利森带队的阿尔卑斯国际攀登探险队、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MAX探险队、以及默尔·道夫率领的一支商业登山队，都推迟了各自的攀登顶峰的行动，无私地向受伤的登山者伸出了援助之手。
5月10日星期五那天，当霍尔和费希尔的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顶峰挺进时，由伯尔利森和彼特·阿萨斯率领的高山国际攀登探险队刚刚抵达3号营地。5月11日上午，当刚一得知山上正在发生的灾难时，急忙向南峰顶攀登以提供帮助。当时他们让第3位向导吉姆·威廉姆斯照管着停留在海拔24，000英尺地方的队员。
那时，布里歇尔斯、埃德·维斯特斯以及IMAX登山队的其他成员正好在2号营地。布里歇尔斯当即中止了拍摄活动，把他们所有的登山设备投入到救援工作中。是布里歇尔斯传来消息告诉科莱考尔IMAX探险队在山口的一个帐篷下面还藏有备用电池。科莱考尔就是利用这些电池，使得霍尔的队伍和下面的营地重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
布里歇尔斯所有的氧气共有55个氧气瓶，他又费尽力气将氧气瓶运到海拔26，000英尺的地方。又把它们分送给那些生病的登山者以及在山口上将要展开营救工作的人员。他献出重要的氧气，就可能使耗资550万美元的拍摄计划遭受失败，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至关重要的氧气。
我们无法用功利性的眼光去审视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脊梁，是那些陷入绝境之中的人们的真正救星。
10.一具活木乃伊蹒跚地走进营地
一到达4号营地，阿萨斯和伯尔利森立刻把IMAX登山队的氧气瓶分发给那些急需氧气的人。然后他们等候夏尔巴人营救霍尔、费希尔和“马卡鲁”的结果。下午4时35分，站在帐篷外边的伯尔利森看见有人缓慢地向营地走来，步伐很特别，膝盖发僵。“过来，彼特！”他冲阿萨斯喊道，“你过来看看！有人向营地过来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风中毫无遮挡，满是冻疮。他的手以一种古怪而僵硬的敬礼姿态伸在外边。那人的样子让阿萨斯想起了一部低制作成本的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当这具活木乃伊蹒跚地走进营地时，伯尔利森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死里逃生的贝克·韦瑟斯。
贝克对前一天晚上的经历只能回忆一部分，他只能记得当他和格鲁姆、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队员挤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丢了。脸被冻伤了，双手也冻伤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难以集中精力。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几乎全天时间里，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他被酷寒折磨得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已经记不起有关布克瑞夫帮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马德森的情节，也记不起哈钦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从他脸上剥下来的情节。他至少昏迷了24个小时。后来，星期六傍晚时分，一丝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进贝克一片沉寂的大脑。接着，他的生命重新浮现，恢复了知觉。
“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贝克回忆说，“我感觉自己正躺在床上，感觉不到寒冷或者不舒服。后来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发现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着，我看清它被冻得非常可怕，这一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中。后来，我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雪里，救兵没来，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么。”
尽管贝克的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左眼只能看清半径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顶风向前走，正确地推断出营地的方向。如果他当时推断错误的话，他会突然跌到江顺冰面下面去，因为江顺冰面的边缘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约30英尺的地方。大约几十分钟后，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蓝色岩石”，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四号营地的帐篷。
不要一味地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孤立无助的时候，最可靠的其实就是自己。
伯尔利森冲进帐篷，“大夫！我们需要你！”他在门外就冲哈钦森喊起来，“快拿上家伙！贝克回来了！他的状况很糟！”得知贝克奇迹般地生还了，哈钦森深感意外。他不顾疲惫，应声冲出门外。
哈钦森和阿萨斯、伯尔利森立即把贝克安置在一间空帐篷里，并把他装进塞满数个热水瓶子的两个睡袋中，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那个时候，”哈钦森坦白地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贝克能挺过那个晚上。我连他的颈动脉都模不着，而这是人临死时最后消失的脉跳。他病得非常厉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此时，“马卡鲁”被3位上山救助费希尔、费希尔和“马卡鲁”的夏尔巴人抬回了营地；费希尔被认为已无生还的希望，就被留在了海拔28，200英尺处的一个岩石架上。但是，当大家看到被遗弃等死的贝克走进营地后，安那托利·布克瑞夫不想就此承认费希尔的死亡命运。下午5点钟，风暴又猛烈了些，这位俄罗斯人只身上山，准备营救费希尔。
布克瑞夫在7点多钟找到了费希尔，他发现他的氧气罩仍然挂在脸上，氧气瓶却是空的。他没有戴手套，双手完全露在外面。羽绒服解开着，从肩膀上脱落了下来，一支胳膊露在衣服外面。我已无力回天，费希尔死了。”怀着沉重的心情，布克瑞夫把费希尔的背包盖在他的脸上，像盖裹尸布一样将它紧紧扎牢，然后让他呆在原来的地方。他把费希尔背的相机、冰镐和他心爱的小刀塞进背包里——然后转身消失在风雪之中。后来，贝德曼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了住在西雅图的费希尔的九岁的儿子。
我们不得不承认，费希尔所在的探险队的组织方法存在重大问题，这使得他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体力，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作为领导者，我们必须对自己决策的组织方法负责，为整个团队的安全和利益负责。
11.凶猛的风暴
5月11日傍晚时，风暴比起前一天晚上横扫山口的那一场还要凶猛得多。当布克瑞夫回到4号营地时，能见度已下降到几码，他险些没找到帐篷。
科莱考尔30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吸上瓶装氧气（这要感谢IMAX登山队）后，在风拍打帐篷发出的呼啸声中陷入了时断时续的、痛苦的梦境中。刚过午夜，科莱考尔做了一个恶梦——安迪正从“霍泽之脸”上顺着绳子掉了下来，要求科莱考尔回答为什么不抓紧绳子的另一端。
这时哈钦森叫醒了他。“乔恩，”斯徒尔特·哈钦森用力压过风暴的咆哮，喊道：“我担心这个帐篷。你觉得它不会出事吧。”
科莱考尔摇摇晃晃地从可怕的恶梦中挣脱出来，他的样子像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挣扎着浮出了水面。然后，用了好几分钟才弄清哈钦森在为什么担忧——狂风把他们一半的帐篷吹塌了。塌陷的部分随着阵阵狂风剧烈地摇晃起来。几个支撑的柱子已经被吹弯了。
科莱考尔借着头灯的亮光，看到有两个大裂缝濒临被风扯成碎片的巨大危险。整个帐篷弥漫在随风吹进来的细微雪粒这中，给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了一层冰霜。科莱考尔从没遇到过这样猛烈的风，假如这顶帐篷在第二天早晨之前被吹散的话，他们就身临绝境了。
科莱考尔和哈钦森穿上所有的衣服和皮靴子，然后抵靠在顶风方向的帐篷一侧。他们用肩膀和后背用力抵住受损的支柱。接下来的3个小时，他们逆着狂风，不顾精疲力竭，全力支撑着变形的尼龙圆顶，因为它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当时乔恩·科莱考尔木然地想到霍尔正在海拔28700英尺的山上，暴露在这肆虐的风暴之中，没有任何遮挡，也没有氧气……现在他想这些事情都是无济于事的，但不去想这些事情，他就会感到更加不安。
不要为无能为力的事情，分散更多的精力，只需做好自己当时应该做好的事。
5月12日黎明前，哈钦森的氧气用完了。没有了氧气，他感到非常冷，体温不断下降，他的手脚渐渐失去了知觉。他害怕自己会滑向悬崖边，再也不能从山口下到山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