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庄人不欺生，在那吃穿紧缺、自顾不暇的年月，对我们下乡“知青”无处不好。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唯有对我们的玲玲另眼相待。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些不愉快。
玲玲那年虚岁十九，人们都说她是个俊姑娘。究竟怎么俊，我也说不出，也许真的不丑。那年秋天，我们一进村，她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村里的姑娘媳妇们，纷纷走近她，拉她的手，摸她的辫梢，看她胸前的“光荣花”；村里的小伙子们，抢着给她扛行李，拿东西。住下了，不仅姑娘、媳妇、小伙子们喜欢她，就连那些不懂事的娃娃们也喜欢她。谁家的娃娃淘气，哭了，大人哄不下，便去找她。她一哄，便不哭了，叫吃就吃，叫喝就喝，叫尿就尿，然后朝她怀里一偎，“姐姐、姐姐”地叫个不停。
于是，玲玲的名字，在村里传开了：城里来了个俊姑娘，身上的俊气，能治淘气。
还有一件事，更奇。梦庄有个疯子，整天在街上乱嚷乱跳，马车过来也不躲，汽车过来也不躲。可是，玲玲过来了，那疯子就像中了“定身法”，啪的一个立正，给她敬礼，像是士兵接受首长的检阅。
于是，玲玲的名字，在外村也传开了：梦庄有个俊姑娘，身上的俊气，能降疯魔。
我记得，村里的老人们，常常这么夸她：
“玲玲这姑娘，就是不一般。她不光脸蛋儿俊，眉眼儿俊，手指甲尖儿上都透着一股俊气。她从街上一走，朝街上一站，就像是大年三十那天，家家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红对子，满街里都显得新鲜、瑞气！”
我们有玲玲，感到很骄傲。
可是，过了不久，她便得了一个外号：“小白鞋”——平时，她总爱穿一双白力士鞋。
听到这个外号，她哭了一次。
又过了不久，她又得了一个外号：“水蛇腰”——她走路时，腰身总是微微地扭动着。
听到这个外号，她又哭了一次。
后来，“小白鞋”“水蛇腰”叫俗了，人们又叫她“哆咪索”——休息时，她不“恋群”，总爱拿个歌片儿，哼着学识谱。
三个外号，损坏了她的形象，确定了人们对她的认识。春天队里评工时，那些年龄和她相仿的姑娘们，有的评了八分，有的评了七分，她呢，六分半！
她又哭了，哭得很悲痛。我知道，她并不计较那半个工分，而是有一种羞辱感。我劝了她几句，决定去找队长反映意见。
找到队长，我说：
“队长，玲玲的工分，是不是评得太低了？”
“不低！”队长说，“评工是凭劳动，不是凭模样儿。”
“玲玲劳动也不错呀。”我说，玲玲下乡以来，很少回城，有“扎根”思想；又说，玲玲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从不偷懒；我又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玲玲“爱国家，爱集体”。队长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头，末了却是这么一个结论：
“你谈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评工不是凭模样儿。”
于是，在姑娘们当中，玲玲又多了一个外号：“六分半”。
玲玲到底是个孩子，事情过去，也就忘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上工，她也上工；我们休息，她也休息。我们写了入团申请书，她也写了入团申请书。但是我们被批了，唯独没有她！
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刻去找团支书打听落实。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团支书家院里积着很深的水。我蹚着水走到屋里，团支书正和几个姑娘在炕上打扑克牌。我明知故问地说：
“团支书，我们的入团申请批下来了没有？”
“批下来了，有你！”她对我笑了笑，继续打牌。
“玲玲呢？”我又问。
她脸色一沉，不吭声了。出过几张牌，才说：
“入团是凭表现，不是凭模样儿。”
我一惊，她的回答竟和队长的结论完全相同。我问：
“玲玲表现怎么了？”
“她净写信！”一个黄头发姑娘说，“上月，我给她统计了一下，她一共寄了四封信！一个姑娘家，给谁写信呀？她是下乡锻炼来啦，她是下乡写信来啦？”
“她不光爱写信，还爱打电话！”一个胖胖的、脸上有雀斑的姑娘说，“最近，她往大队办公室跑了三趟，打了三个电话！一个姑娘家，给谁打电话呀？她是下乡锻炼来啦，她是下乡打电话来啦？”
“不光这些，她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一个长得很白净的姑娘说。
“什么问题？”我问。
“你等着！”白净姑娘跳下炕，冒着雨走了。不一会儿，拿来一件东西，猛地放到桌上：
“你看，劳动人民谁吃这个？”
我一看，是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空的。白净姑娘说，这个罐头瓶子，是从玲玲屋后捡到的。
新团员公布了。我担心玲玲还得哭一场。
这一回，她没有哭。不但没有哭，反而拿起一个歌片儿，放声地唱起来了。我想和她谈谈心，她说不用了，我已经锻炼出来了。
从此，玲玲的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她变得高傲了，冷淡疏远一切人；她变得懒惰了，三天两头地旷工。人们干活的时候，她故意打扮得十分妖艳，呵呵地笑着、唱着，到沙岗上采野花，在田野里扑蝴蝶，尽情地放荡着自己，同时也丑化着自己！
她不只变得高傲了、懒惰了，而且变得很任性。那年秋天，大队决定拆掉村里那座关帝庙，让我们参加两天义务劳动。她听说了，梳洗打扮了一番，非要回城不可。我急忙拦住她，苦苦劝告，她才答应参加这次集体活动。
谁知，我的劝告害苦了玲玲。拆庙时，西山墙突然倒塌了，一片烟尘冲天而起，仿佛扔下一颗炸弹！烟尘散去，玲玲不见了。找了半天，在一堆坯块瓦砾下面，看见一条辫子，一张惨白的、流血的脸。
她的伤势很重，尤其是左腿，属于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这种骨折很难医治，弄不好，要变拐。
乡亲们被惊呆了。
梦庄的空气凝固了。
沉默了几天，才听到人们的叹息声、埋怨声：
“唉，多好一个姑娘呀，拐了！”
“拆庙，拆庙，那庙拆得么？”
“关老爷也是不长眼，偏偏砸坏个人尖子！”
队长到医院看望了玲玲。
指导员也到医院看望了玲玲。
团支书和姑娘们看望玲玲时，还买了几个水果罐头。
俊姑娘要变拐姑娘了，所有的人们慷慨地拿出了自己珍藏着的同情和怜爱之心。
年终的一天晚上，队里评选“五好社员”时，黄头发姑娘率先发言：
“我提一个——玲玲！”
“同意！”
“赞成！”
“差不多！”
大家一齐附和着。有人说。玲玲下乡以来，很少回城，有“扎根”思想；有人说，玲玲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从不偷懒；还有人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玲玲“爱国家，爱集体”。我听着他们的发言，忍不住说：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谈谈理由！”人们一齐望着我，似乎对我很不满意。
我说，她有三个外号啊！
“扯淡！”一个小伙子，正颜正色地说，“人家爱穿白鞋，碍你什么？穿白鞋卫生！”
“就是，就是。”人们说，“至于走路爱扭腰……”
“人家扭得好看！”胖胖的、脸上有些雀斑的姑娘说，“叫我扭，我还扭不成哩！”
“就是，就是。”人们又说，“至于爱唱‘哆咪索’……”
“那不是毛病，而是才能！”白净姑娘很激动，站起来说，“整个梦庄，谁会识谱呀？我早说，让玲玲下地劳动有些屈才，该让人家当个民办教员，教唱歌！”
我又说，她还有个令人怀疑的毛病：爱写信。话音刚落，立刻遭到姑娘们的攻击：
“爱写信也算毛病？”
“一个姑娘家，给谁写信呀？”我说。
“给爸爸！”
“给妈妈！”
“给姑姑！”
“给姨姨！”
“人家给谁写信，难道还要向你报告吗？”
姑娘们尖着嗓子，一齐冲我嚷起来，黄头发姑娘嚷得最欢。她说我“人气”不好，玲玲眼看要变拐了，还要吹毛求疵。
争论了一会儿，队长站起来说：
“今年的‘五好社员’，玲玲算一个，同意不？”
“同意！”大家齐声说。
“同意的举手！”
正要表决，“等等。”一个黑胡子老头站起来说，“玲玲还没出院，她，肯定得变拐么？”
“得变拐，医生说的。”几个姑娘说。
突然，一个白胡子老头，从灯影里站起来了。他紧眯着眼睛，几乎把每一个人都看了一遍，才说：
“那么，她要拐不了呢？”
人们肃然地望着他，静默了十几秒钟，一齐举起手来。
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在那静静的十几秒钟里，富于同情心的乡亲们都想了一些什么？
（梦庄记事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