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1896～1925）名尚德，字锡三。山西静乐人。
高君宇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前夜。他从小就受到爱国和革命思想的熏陶。1909年，他和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读书。1912年升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15年，他在太原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的斗争。1916年，他毅然奔赴北京，考入了新思潮狂澜翻卷的北京大学。在北京，他于1918年秋结识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1912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学生会负责人。1919年5月，他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并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5月1日，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即在同学中奔走呐喊，号召采取“直接行动”。5月3日晚，他又参加了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大游行，并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天晚上，高君宇和其他爱国青年一起为第二天的游行示威规划路线、起草宣言，作了充分的准备。5月4日，他奋勇当先参加了示威游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革命行动。5月中旬，他担任了北大出席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积极领导学生继续坚持斗争，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和邓中夏、朱务善、何孟雄等进步学生，秘密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经常深入工厂（场）演讲，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谈心交朋友，进行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工作。1920年10月，高君宇和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又和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推选为北京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
1921年底，他和张国焘、瞿秋白、王尽美等20余人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回到北京。1922年7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和蔡和森一起为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做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工作。9月《向导》周刊正式创刊后，他担任了《向导》的编辑工作，并在《向导》上发表了大量的战斗檄文，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1923年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到1925年初期间，高君宇多次奔波在北京、广州之间，为促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后，高君宇受党的委托，和毛泽东、林伯渠等一起留在广州，从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君宇又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直接参与大会的组织工作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会后，高君宇和李大钊返回北京，以国民党为旗帜展开工作。不久，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成立，高君宇任总务主任，和李大钊、于树德等一起领导了北方的国共合作。 1924年 5月，张国焘被捕叛变，出卖了李大钊、高君宇等北方党的负责人。北洋军阀密令各地“严速查拿”。高君宇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到达山西太原，并在太原进行建党活动。此间，他先后介绍了侯士敏、李毓堂等人入党，建立了山西第一个党小组；不久，付懋恭（彭真）等同志由团转党，太原党支部正式成立，从而使山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不久，因阎锡山不断追捕，他转赴上海，而后又由上海到达广州。到达广州后，高君宇马上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1924年10月，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商团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政权。高君宇坚决赞同两广区委书记周恩来关于解除商团武装的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平叛斗争。
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准备应邀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事。高君宇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著名的《北上宣言》，并随孙中山由广州北上回京。当孙中山得知段祺瑞要“外崇国信”且准备召开“善后会议”，完全同他的反帝爱国主张背道而驰时，极为愤慨。为了反对“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都坚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高君宇在党的领导下，又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而积极地工作。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高君宇被推为这次大会的代表。但大会开始不久，他却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过度，肺病复发，咯血不止。加之突患盲肠炎，医治无效，于3月5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时年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