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故里与游子，往往如同洪洞霍山上那与山体相连的山岩，不管光阴之波如何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掉。大槐移民已逾六百载，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第二、第三乃至更多更多的故乡。虽然大槐移民的哭声早已云散，眼泪也早已化作新的悲欢，但大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时间，在辽阔的空间里忽明忽灭地闪烁。
民国时，景大启募银建起的古槐遗址，因兵荒马乱烟火稀少。解放后，当地政府在这里建一烈士祠堂，与古槐碑亭望衡对宇。烈士为国捐躯，理应受到后人瞻仰。洪洞多锦山绣水，英灵应择一幽雅处安息。将祖槐魂魄与近代英灵同置一处，在长幼有序的国度里，祖槐和英灵会两不相安；让香火与花圈并存，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倒置和错乱。“文革”中，造反派虽慑于洪洞百姓对古槐的敬奉，未敢将古槐碑亭砸掉，但“认宗续谱”却被当做四旧，狂遭口诛笔伐。古槐遗址真正受到重视，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
王德贵、刘郁瑞两位“文化书记”，向我讲述了辟建大槐树公园的情景。
70年代末，王德贵赴无锡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当他自报家门来自临汾时，无锡人的表情如常；可当他说到自己是洪洞县委书记时，接待人员的眼睛里顿时透出热情神色，因他们多为古槐后裔，王德贵遂受到清末人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吏时的礼遇。入会者不少也是槐裔，纷纷叩门而进，共话桑梓之情。反右、四清、文革，人际关系曾像那时的社论一样，硬硬邦邦，冰冰凉凉。当社会顺乎历史走向，步入正常轨道时，囚禁多年的大槐情愫，必会重发新枝重绽新蕾……
回到洪洞，王德贵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刘郁瑞交流，两人一拍即合：建一大槐树公园，以慰天下槐裔拳拳之心。建槐园不能仅筑祖堂亭榭，应有深邃的文化内涵。80年代初，洪洞财政吃紧，政府囊中羞涩。刘郁瑞亲拟了三百言的征集古槐资料广告，刊于《参考消息》中缝，谁知仅过两月，便收到海内外槐裔寄来的族谱、牒文、碑拓、佚事珍闻凡四百余件，建园资金也很快筹措到位。在广济寺遗址上，大槐树公园卒底于成。槐园遂同丁村遗址、尧庙、舜祠、霍山之麓的广胜寺、羊獬村旁的娥皇女英姑姑庙一样，成为晋南的一大人文景观……
古槐是洪洞县的一张四海通行的“大名片”。
当韶山冲的平民借助伟人声望，办起毛家饭店、毛家酒楼、润之红烧肉菜馆时，洪洞的有识之士，也从古槐厚重的文化含量里，窥见商品经济的活跃因子。于是，在这洪洞古城里，出现了槐荫大街、槐都大厦、槐乡酒楼、槐家铺子、槐香发屋……国槐已遍栽街头巷尾，有人还动议，将全国各地槐种汇聚拢来，使这昔日的“水包座子莲花城”，变为真正的槐都。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字典里又增添了一个新词汇，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仅我的故乡山东，节日多得不可悉数：青岛有啤酒节，潍坊有风筝节，淄博有琉璃节，泰安有登山节，枣庄有石榴节，菏泽有牡丹节，肥城有桃花节，平度有葡萄节，乐陵有小枣节……鲁北某县因实难觅得与众不同处，终从历史的缝页里发现斯地出产的蛐蛐，向被京津沪的玩家们所青睐，于是便独标一帜地办起蛐蛐节，小虫儿竟也使四方看客光顾，八路玩家云集。《北京晚报》在《小蟋蟀咬活大经济》的特写中披露，1998年最贵的一只蛐蛐卖价高达9800元，该县不少农人因养蛐蛐而发家，盖起幢幢别墅……
洪洞自1991年始，年年于清明节前后举办祭祖节。应该说，这节日如同祭陕西黄帝陵一样，是庄重严肃的。它不仅使洪洞经济有望腾飞，对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也是一大贡献。
祭祖节期间，洪洞城里，披红挂彩，阖城祝颂，童稚折柳，翁妪献芹，笙乐喧天，锣鼓威风。十几万游子，来自祖国各地，来自港澳台，来自大洋彼岸。西服革履与红装绿裳摩肩接踵，八方土语与五洲洋音交汇撞合。最动人心弦的是祭祖节首日，在肃穆的气氛里，槐裔们款款走进大槐树公园，次第谒拜祭祖堂。祭祖堂里摆有姓氏牌位，共三百姓氏。从普通员司到各业大王，从巨贾豪翁到翰苑名流，在各自的姓氏牌位前，无不俯身屈膝，叩首展拜。人们的故土情愫，并不决定地理位置的远近，有时离故土愈远情丝愈长。故乡对于海外游子来说，虽然只是一种符号概念，但却又是一部用怀恋氛围酿造的常忆常新的朦胧诗卷。我看到，白发盈颠的海外槐裔携子领孙，长跪在“二代古槐”下，老泪纵横，涕泗滂沱……我不须询问置身槐园的台湾同胞，此刻他们一定会深深体味“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决不容任何人萁豆相煎……
明初大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令人痛惜的是，在图书馆里竟找不到一部有关这段移民史的专着。美国有个犹太学会，收藏我国家谱方志五千余种，用以研究我先民姓氏来源、迁徙发展及体质寿限，作为历史学、优生学的依据。走进我们的书店书摊，写帝王帝后、宫娥采女、阉人名妓、强梁坤伶的书林林总总，至于教人如何发财如何行骗如何占卜如何壮阳的垃圾文字，更是形形色色……
黄卷青灯的治史者历来清苦。但清苦里蕴含着高尚。维护高尚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们不能愧对祖槐。
在物质世界中跄踉蹒跚的人类，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哲学家以逻辑思维为人类设计了那么多的航灯路标，文学家用形象描绘为人类营造了那么多的诗化乐土；庙宇中的祭奠，教堂间的牧歌，禅房内的经声，道观里的诵诫……这些或高尚或有趣或无奈或乏味的精神建构和活动，都试图安顿人类那扯碎了的梦中惊魂，人们也想从中觅索一方精神的守望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悄悄兴起的“寻根热”，也是人们在冲破思想禁锢后的一种精神上的寻求。然而，寻根祭祖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也可打造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堡垒。寻根不能像某些文人那样，把压缩在泥土中的血腥历史爬剔出来，去极度舒展人的原始野性与蒙昧；祭祖，也不能像某些凡夫俗子那样，默念祷词，频频熏香，祈求祖宗保佑升官发财，一路福星；寻根祭祖更不能像某些农村那样，借大修家谱去扩张宗族势力，去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的围墙……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在临汾，在洪洞，当我潜心走进滥觞中华文明的尧文化中，顿感一股澄澈、晶莹的源头之水，洗濯着我蒙垢的心田。
临汾市东北五里处，有村曰康庄。村东有一古老的石碑，上书“击壤处”。地以人显，人以事彰。“鼓腹击壤”的典故就由此而得。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载：“帝尧之世，天下大治，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鼓腹”意即饱食，“击壤”乃古代一种投掷游戏。相传尧帝常到民间私访，一日来至康庄，见一银髯飘拂、孩子般天真的老叟，于道中击壤，观者发出“大哉帝之德也”的盛慨。而击壤的老叟却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便是自庄子以降，被诸多文人雅士所乐道和援引的“击壤歌”。
当尧的随臣将壤父所言报告了尧，尧非但未因壤父没有颂赞他的盛德而不悦，反以老叟能直言不讳而欣慰。为使自己能听到真话，尧当场拜壤父为师。这个简单的故事，说明古人是何等淳真，还不懂得溜须拍马。纵观尧舜以后的历史，阿谀奉承之辈不绝如缕，胁肩谄笑之徒子嗣难断，吮痈舐痔之流此消彼生。壤父的品格，更与当今某些对下如无尾恶狗般刁悍，对上如无势阉人般谦卑的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代的壤父，为越来越精明老滑的人类社会，呈示出一个永恒的童话。
尧舜禅让，向被视为亘古美谈。尧有九子，长子名丹朱。丹朱骄奢侈糜，为人暴虐。洪水泛滥时，百姓忧心如焚，丹朱无动于衷，甚至到水中泛舟取乐。洪水过后，他竟让黎庶堆沙推船，名曰“陆上行舟”。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写道：“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传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尧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开始了艰难地访贤跋涉。于是，又引出两位大隐士巢父、许由。他俩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在考察继位人时，十分注重接班人的群众基础。尧听说阳城即当今洪洞 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便前去拜访。初见巢父，巢父不受；继访许由，许由也不接受禅让，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紧追不舍，再次寻见许由时，恳求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觉得王位固且不受，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顿感蒙受大辱，遂奔至溪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自视高洁，然巢父更胜许由一筹：你许由不接受王位，隐遁起来不吭声则罢了，还大谈洗耳原由，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牛口？
许由洗耳的另一说是在河南颍水，但洪洞九箕山下有许由洗耳泉和巢父弃瓢地遗址。这故事发生在哪道溪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是何等明澈、洁净！正是这清的文明之波，溉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巢父、许由这两位洪洞的隐君子，虽未登帝位没有作为，但却以六根除净的仙风道骨惊天地泣鬼神，被历代高人吉士、贤达俊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巢父、许由身上氤氲着一种至美至洁的文化气韵，这两面远年的标帜，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当今，在人们把权力当做美酒疯狂啜饮时，在一片后庭花与卡拉OK的谑浪笑敖中，是无法置身许由洗耳故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们没有那份心境和教养走近巢父、许由了。
唐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虞舜，舜于20岁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躬耕垄亩的舜，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由。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策，但牛拉犁已经够辛苦，再鞭抽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不管哪个牛走得慢了，就敲敲簸箕，这样黄牛误认为打黑牛，黑牛错觉是抽黄牛，两个牛都走快了，何必鞭打呢。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如此爱怜体恤，让其承以帝业，定会爱民如子。然而，唐尧深悉，一国之君，身系天下，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舜的才德。于是，尧将娥皇、女英两女嫁舜，以观察舜的治家本领；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验舜的教化才能。
舜此时年逾三十，娶尧帝两女为妻，方结束了独身生活。但舜并没有因为成了尧帝的女婿而孤高骄矜，仍谦挹虚己，不露圭角，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仍不记旧怨，恪守孝悌。娥皇、女英也不因身份高贵怠慢公婆，尧的九个儿子也变得通情达理。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这样记述了舜的人格力量：“……舜……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女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互让地界）；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互让居所）；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一年后舜住的地方成了村庄），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代尧行使政事后，勤政爱民，一秉大公，注重教化，仁爱为本。经常置身民间的舜，仍担心自己见闻有限，决策失误，便在自己门前设立了“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所谓敢谏之鼓，就是于门前设一大鼓，无论何人，想荐贤士能臣，欲献治国良策，均可击鼓进言；所谓诽谤之木，即是在门前立一木柱，不管是谁，发现舜有过失，皆可立在木前，对舜月旦臧否，品藻评说，有书记员记录下来后，再转告给舜……
喜听顺歌是人类的一大“爱好”。颂歌盈耳，神仙听了也乐不可支；忠言逆听，圣哲闻多了也会腻歪。君不见古今中外，唱颂歌者，常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灌逆言者，辄会蛟龙失水，虎落平阳。而远古时的舜，竟如此广开言路，闻过则喜，因此他方能继“尧天”之后，创造出“舜日”的辉煌。
通过“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舜得知颛顼和帝喾的子孙们，世代贤德，山高水长，恩施百姓，便一一委以重任；舜又得知帝鸿氏、少皋氏、缙云氏的后代们或怙恶不悛，包庇奸邪，或利欲熏心，搜刮民膏，或行若狐鼠，散播恶语，便将这些簪缨之族的贵胄子弟，一一发配边荒之地。舜知人善任，见鲧治水无方，便将之革职，启用鲧之子禹，最终又将帝位禅让给禹……
“尧天舜日”的远古盛世告诉人们，古代国家初创之时，权力机构简单，官少，事简，赋轻，国无暴敛之征，民无苛政之忧，帝王顺天自然 而治，百姓其乐融融。有学者总结尧文化时，曾概括出六点：一“俭”，崇尚俭朴；二“让”，蔑视争权夺利；三“谋”，提倡深谋远虑，谨防决策失误；四“和”，主张和睦相处；五“戒”，防范人为的灾难；六“安”，融入大自然，生活安闲愉快。我以为尧文化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唐尧禅让虞舜，虞舜让位夏禹，不像嗣后史不绝书的那样：为争得最高权力，播野种而移花木者有之，假狸猫而换太子者有之，弑父兄而动刀戟者有之，除心患而赐鸩酒者亦有之……为戴上那顶皇冠，人类灵魂中那最丑恶的一隅，袒露得淋漓尽致。无论以哪个角度评说，“尧天舜日”里的禅让，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洁净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