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津门的寓公遗老在参加蟋局时，常乘坐四人抬的雕花镶玉的太师椅，由家丁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他们装蟋罐蟀盆用的红木大圆盒也满身珠光宝气。主人进得斗局，在斗厅两侧的华室内，朝烟榻上一躺，就云里雾里，并不把斗厅里的胜负放在心上，赢了算是意外小钱，输千把两银子也不在乎，要的是这种派头……至于斯时京都中的巨卿军棍、财阀寡头在坐庄斗蟋以及拜祭虫王时的摆阔程度，更胜津门一筹。
当今的文学作品，比起万花筒般的社会现实，总显得黯然失色。诚如歌德所言：“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
一位真正的虫迷，向我讲述了一则当代大款斗蟋摆阔的轶闻，惊得我口舌打结，半晌无语。
上海一资产逾亿的民营老板，与外地一资产相当的豪富，相约在一黄道吉日，于杭州某大宾馆举行两虫相斗，并言定只重友谊，不下赌注，一局分胜负。
这沪上老板从宁阳买得一只“红头金翅”虫王，已试斗六场，连战皆捷。从沪上出发那天，民营老板偕其女秘、操芡手及扈从等一行十数人，分乘六辆顶级豪华轿车，护送“红头金翅”赴杭。这老板知雄蟋喜“一夫多妾”，早已让手下人在雌蟋中，精择了５位“美媛丽姝”，让红头金翅在决斗前随时“采阴补阳”。老板焉能亲自上阵，他的操芡手，乃月薪３万元雇得，并许诺赢后再付重金。此操芡者乃“蟋林”高手，操芡时“诱、提、掺、抹、挽、挑、换、带、上锋牵、下锋牵”等十八般芡法，莫不心手相应，神乎其技……
为一只小虫，如此兴师动众，大摆派头，这与当年“蟋蟀皇帝”宣德为得胜之虫“披花游宫”可堪伯仲，异曲同工，也可足令民国时期京都津门的阔佬权贵斗蟋摆阔的场面相形见绌。当今绿茵场上最负盛名的罗纳尔多，拳击场上头号拳王泰森，出场比赛时，也决没有这种阔气，这种派头……
如今体育比赛项目中的举重、拳击，均按运动员的体重，分为轻、重量级多个级别。斗蟋比赛，自明清以来，也是按雄蟋的体重来进行竞争的。因小精灵体重太轻，只得用“毫戥秤”来称其重量。斗蟋是以“厘”作为最大计重单位的（100厘等于按16两计斤的老秤的一钱），八厘蟋即称得上重量级选手了。
赌博的精义，就是人瘠我肥。有的赌徒为在那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博局上追逐运气，常在小精灵的体重上用尽残忍。为减轻小虫体重所采取的种种手段，行话统称为“笼形”。在开斗前一天，有的虫主仅让斗虫食半饱并绝水，可使虫重下降一厘。斗蟋在饥不择食时有时会吞食同类，赌徒这样做的目的，既可减轻小虫重量，又使小虫在交斗时如饿虎扑食。有的虫主，还把斗虫从老盆换入干燥的新盆中，投进干燥剂，并用纸张裹严投入木箱，一囚禁便是半天，使喜欢潮湿的小虫体重锐减。还有些赌徒，在赌斗前，把虫罐放进80度高温的热容器中，进行热处理，使虫体脱水而减重。这时虫罐内的温度，比当今的桑那浴室还要高出许多，人在这种温度里会身热如焚，怕冷怕热的小天使哪堪受得了这种折磨，它们辄是从“热囚”里放出搏斗一场，即魂归西天……
任何伪装都抵不过真实。赌徒们往日那种百般豢养、千般呵护、万般珍爱小虫的面纱，此时已被金钱的欲火烧得一丝不挂！
还有的赌徒在两虫交斗时施尽了阴险。有的在芡草上抹上蝇血，以血腥味儿刺激小虫的斗性；更有甚者，有人竟将当今体育比赛中厉禁的兴奋剂也使用到小虫身上；最不可忍者，是将毒药抹在小虫牙上，让小虫在毒咬敌手制胜后，自身也很快消亡……
古谱中有“小不斗大，嫩不斗老，长不斗阔，薄不斗厚，有病不斗寻常”等十二不斗的戒律，古人还从斗蟋身上发现了“鸣不失时是其信，败则不鸣知耻辱”等虫之“五德”，可当今某些看似道貌岸然的赌徒，竟变得那般凶残如狼，狡黠似狐。这不能不使人发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那样的哀叹：“当人是兽时，他比兽更坏。”
斗场上发生的种种丑恶现象，引起全国各地“蟋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蟋蟀会斗时，“蟋协”将各代表队的斗蟋集中起来，统一喂养五至七日再进行比赛。发现有问题者，除禁赛外，并当即除消其会员资格。
中国是个向以“食文化”着称于世界的国度。但近些年的“食文化”里，却被某些人掺杂了暴殄天物的血腥味儿。在泛及全国的吃喝风中，有人以吃过豹肉、金雕、山龟、穿山甲、蓝、绿孔雀等，作为向他人炫耀的一种资本。在南方某些号称“野味”的餐馆旁，有的甚至还辟有专让食客吃的“动物园”。那顽皮可爱的猴子，被人塞进有圆洞的餐桌，露出当场被剃光的猴头，铁锤一敲，猴头洞开，食客用匙勺舀着热乎乎、白花花的猴脑放进酒杯悠悠品尝；那花纹斑斓的鹿麂，被人用抽血管刺进动脉，红殷殷一时不会凝固的鹿血倒进杯盏，供酒徒滋阴壮阳；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那憨态可掬的小熊，被人用利斧砍掉一前掌时，便吱哇乱叫着把另一前掌紧紧藏匿于背后……所谓“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的天性，此时已被人的原罪大大玷污了。
遍野鸣叫满坡腾跃的小蟋蟀，不属稀有保护动物。但当人们得知蟋蟀是治疗癌症、肝硬化等病的良药时，南方某些宾馆里又以炸炒蟋蟀，作为一种“食尚”。再加上玩虫之风席卷全国，致使京、沪许多老字号的中药房里，那曾货源充足的“中华蟋蟀”，已陷入断档……
2001年仲秋，在宁阳举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华蟋蟀友谊大赛”开幕前夕，我第三次踏上了这片乐土福地。
捕虫、养虫、卖虫、买虫，是斗虫的“序幕”。近些年，这序幕一拉开，全国各地的十万弄虫大军便涌进宁阳，整个宁阳早已是轮毂相接，肩臂相摩，丝竹管弦，风雷鼓板，热闹得“舞袖飘金谷”，“游鱼亦翻荡”。如今的三秋，也早已成了宁阳人比春节还要红火还要长久的“秋节”。而这全国性的斗蟋大赛一启幕，便将这秋节推向了高潮。
大赛开幕这天，装扮一新的古城宁阳，街街花团锦簇，巷巷披红挂彩。
多年来，宁阳一直注重自然环境保护。县境西部的神童山，早就被定为省级森林公园；山下那20万亩百年大枣林盛产的大枣，也被国家卫生部定为“保健食品”；宁阳农作物制种业十分发达，仅其黄瓜种的销售量已占全国的大半壁江山。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几十家媒体，聪明的宁阳人自然不会错过在全国蟋蟀大赛中，宣传其经济优势的机会。于是，“宁阳种子种天下，宁阳大枣誉四方，宁阳蟋蟀霸五洲”的巨幅标语，横街垂楼，举目皆是。
盛大的斗蟋开幕式，在县城中心的人民剧院前的广场上举行。四面直径长达四米的擂鼓，各有６名鼓手敲击，三十八面鼙鼓，同时擂动，丝桐唢呐，间或吹弹，共奏一曲由县文化局组织创作的《蟋都雄风》。伴随着撼天酥地的鼓声，旱船、腰鼓、狮子队，有光有声有色，耍舞得酣畅淋漓。
最令人动情的是孩童们表演的《蛐蛐舞》了。广场上，百名身着长袖彩衣的少男少女，组成了金谷起伏，玉茭叠浪的秋野。百对男女稚童扮作蛐蛐，他们头顶上那金灿灿的蟋须，摇动着幼童的烂熳，脊背上那亮晶晶的蟀翅，驮载着稚童的天真。在这黄绿错综、红蓝相间的“秋野”里，百对“蛐蛐”，时而腾跃，时而追逐，时而戏耍，时而搏斗……
随着百对孩童这惟妙惟肖的仿蟋表演，会场不时歆动，观者心中似有一条欢乐的小河在流淌……
来自全国的32支蟋队，经３天90局的激烈角逐，在冠亚军争夺时，已成为宁阳虫对宁阳虫的表演。
宁阳虫的战绩再次证明，它们不仅是山东“蟋蟀王国”里的“御林军”，更是中国浩浩蟋族中的“常胜将军”。
大赛结束后，我造访了昔年宁阳惟一的捕虫世家“王氏”第三代传人王学谦。
在近十年宁阳兴起的捕虫、卖虫热中，身有辨虫捕虫绝技的王学谦，竟金盆洗手，没捕卖过一只蛐蛐。这位年近花甲，已退休的电气焊工，仍体健步捷，在家专事养兔。其祖传辨蟋秘诀，既不传儿孙，亦不示外人。我问他目下蟋情逐年见长、为何不重操旧业时，他憨厚地一笑道，其爷爷临终前留下遗言，说蛐蛐与人一样，也是有灵性的。只要温饱有着，就不要再去捕捉……
这位老捕蟋者还说，玩蛐蛐只观其斗而不赌不失其雅，听蛐蛐鸣唱，才是玩蟋人的至高境界。
王学谦的这番话语，引起我绵绵的思绪。
由于农药已成了各种鸣虫的“催命符”，“除草剂”也成了蛐蛐的“断肠砂”，再加上人们对蟋蟀的狂捕乱捉，已使“欢乐小天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古谱上记载的德州名虫墨牙黄、保定名虫竹节须等，皆已绝迹多年。北京的老玩虫人无不知晓，昔年北京西北郊的苏家坨、东北郊的回龙观，所出的蛐蛐又大又好，所产蝈蝈的鸣声既响且脆。然而眼下，苏家坨的田野里，已无蟋跳蝈唱，而商楼林立的回龙观一带，水泥木板组成的楼房里，只能生传播疾病的蟑螂而不生小精灵蛐蛐了。
蟋蟀在西方某些国家的神话中是一种吉祥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蟋蟀”词条中这样写道：“有蟋蟀存在就等于好运和智慧，伤害蟋蟀便带来不幸。”宁阳的父老兄弟们，蟋蟀既是你们的“小财神”，也是你们芬芳土地的“保护神”，千万要百倍地珍爱它们--
因为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春天和秋天，都有它独特的生存价值。上苍即使创造一朵小花，也得需要千万载之功……
作者附记
吾孤陋寡闻，只知世界上有市花、国花，而未尝得悉哪市哪国有市虫、国虫。拙作篇名“国虫”，乃笔者一人之谵语耳。
我所以将蟋蟀称作“国虫”，一是蟋蟀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二乃自然界之昆虫凡几百万种，却未见何种虫豸似蛐蛐，与国人情缘竟那般深广，将其称作“神州第一虫”，想不为过。
冠以市花、国花之花卉，须经市民、国民郑重公推。而不若时下遴选名模，经泳装、日装、晚装等诸项表演后，仅有十数评委打分计票，便可产生。
世人常将所在单位之漂亮女子，谓之校花、厂花，此并非其所在单位票选，只是人们窃语而定。我将蟋蟀称作“国虫”，连“窃语程序”也未走，更显荒唐也。
孩提时，我曾捕蝉于响杨亮柳，烧豆于旷野山坞，偶作斗蛩之戏，梦回常蟋唱聒耳。然投身军旅后，再未做此等游戏。今我五十又五，每忆儿时，辄嗟童梦难追。我将蟋蟀称作“国虫”，无非觉得它之鸣唱，委实怡人动听。
写此文时，我小住故宫后某部招待所，笔耕疲惫，常沿街彳亍。一日午饭后，刚至北海东门，耳畔有虫鸣之声不息，乃喜难自禁。趋前观之，虫鸣之声，却是从货摊之玩具内传出。玩具状若花生果，长三寸许，壳乃树脂做成。壳中或装蛐蛐，或盛蝈蝈，鸣虫皆为铜片所制，虫鸣之声采用感光技术、由蜂鸣器发出，壳盖开之虫则鸣，闭之声则哑。我购得几只，放诸床头，然此人工技巧之物，鸣声板滞单调，绝无秋野月夜虫鸣的天籁之音。
大自然的鸟鸣虫唱，能将人类生命中的一些痛苦的音符清除。明代袁宏道笔下之京都“家家皆养促织”的鸣声早已不再，岂不悲哉！
我想，即使从保护蟋蟀这“天才歌手”的角度而言，称其“国虫”，尚不会引起读者诸君之非议。
古人云“王顾左右而言他”，又曰“横看成岭侧成峰”。相信有读者看罢拙作，或许还能为我列出几条称蟋蟀为“国虫”的缘由来。
2001年11月26日于北京
注：“平章”乃南宋奸相贾似道的官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