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人称“水包座子莲花城”。汾河两岸，曾是花的原野。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柳枝儿便谢黄抽绿。蒲公英、车前子、苜蓿、牵牛次第绽蕾，杏、桃、梨、榴树、海棠、秋菊应时开放，从桃花红到芦花白，从孟春到暮秋，五彩纷呈，花事不败。洪洞人尤爱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沟洫毛渠里，遍植莲花。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水包城座”组成了莲花的长廊。盛夏时节，芙蓉出水，肥叶硕花，攒攒挤挤，比肩争头。白荷如雪如玉，纤尘不染，红莲似火似焰，舞姿蹁跹，鸭戏清波，鹅鸣花丛，人至河畔，衣薄风香，新凉涤暑……
在洪洞，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舌挢不下。由于鱼多虾丰，长于洪洞，齿为铲形的“丁村人”的后裔们，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汾河曾盛产鲶鱼，大者十余斤，小者三五两。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腾贵佳肴，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洪洞人嫌其不洁。汾水多甲鱼，夏日里小伙们嬉水河中，只要用脚踩踩，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餔啜。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且眼小如秤星，五官局促，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直到8０年代初，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天网》的主人公刘郁瑞，５０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这天是星期日，他因备课未归家，时及中午，正愁无菜佐饭，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半小时许，便携六尾金鲤而归。又半小时，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师生两人遂尽兴饕餮。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村妇到瓜棚摘豆，可俯拾仰取，任割任摘。年近七旬的“文化书记”王德贵，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1970年盛夏，一场豪雨过后，汾河陡涨，水中氧稀，金鲤、白鲢、青鱼，纷纷探出水面，密密匝匝，脊脊济济。德贵之子，荡一小舟，轻驶河汊，手举十万年前“丁村人”就会使用的木棒，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仅一小时，便猎鱼百余斤……看来，元人郭氏“鱼美鲜求尝”句绝非张大其词。
远在秦汉隋唐，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建国后，晋南一带种起水稻，水如碧罗带，稻若绿绒毯，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曾主编过《临汾农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贵告知我，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从不吃粗粮。王德贵系一介寒子，1946年他读高小时，按校方规定，月供白面45斤，豆油１斤半，菜金２５元，他的下中农成分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也显得有些奢侈。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那时节，晋南百姓穰穰满家，笑鼓柴扉。王德贵最难忘1956，那年大有，年谷顺成。夏麦登场，千村百屯，麦垛连云，农家囤溢缸满，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竟分不下去；秋棉绽桃，金铃吊挂，白絮如雪，收购站里，棉满为患。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动用三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车轮飞转，不舍昼夜，运了整整一个冬天……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50年代，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曾以一曲《汾水长流》，唱沸了神州。此刻，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声动梁尘的神韵。
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稼穑里曾有群鸟呷呷，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使得曩时洪洞的山水草木，分外清润迷人。
我终于从王、刘那醉人的回忆里，觅到了鹳的踪迹。
两位“文化书记”都是鹳的目击者。50年代初，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水草丛中，举目可见成群的白鹳。至60年代末，还偶有三三两两的鹳鸟沿河鼓翼而飞……
现为山西省作协会员的刘郁瑞，儿时为写一篇“观鹳”的作文，在盛夏曾数度匿身芦苇荡中，细观过鹳的形貌举止。鹳是百鸟中的荦荦大者，更是娇娇美者。鹳颈纤而修，身高而挺，足癯而节高，那洁白的翎毛，素之一丝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那流线型的身体结构，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厘则嫌短；鹳擎头举喙漫步浅滩时，更显风姿绰约，仙韵飘逸。郁瑞观鹳如瞧美姝丽媛，那白色的精灵美得令人心颤。一次，郁瑞见一老鹳携两只幼鹳在浅滩戏耍，老鹳一改平时那高亢悠长的鸣叫，喁喁同幼鹳低语。幼鹳振翮扑水，老鹳用喙尖为幼鹳轻轻梳理羽毛。时见老鹳的长喙在水中捣动，不时有青蛙、小鱼跃出水草，老鹳迅捷用喙接住后，再送进幼鹳口中。鹳鸟这般母子之爱，宛如人间舐犊之情……
黑老鸹以啄谷吞虫维系生存，这与端庄高雅的鹳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我蓦地想起唐人王之涣那二十字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鹳雀楼”就在运城的黄河边，那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处。运城曾为临汾所辖。倘若无鹳可观，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楼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鸹楼”，“乌鸦楼”，王之涣定会兴味索然，失却了咏吟的雅兴。
谜团终于解开，祖槐上的鸟巢，定是鹳窝无疑。
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汾河大堤就在眼前。
据文献记载，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汉朝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汉槐唐寺，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皆毁于汾河大水。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院落轩敞宽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阁纷华丽靡，寺内僧众举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汉槐旁就建有驿站，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马蹄声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桨声欸乃。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我直奔古槐遗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飞檐斗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将多少代人的心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汉槐之根孽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飓风击倒，人们将她扶直后，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早已执着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
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着，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关于胡大海的传说，版本多种。诸如他是其父与黑猩猩在山洞里野合杂交而生之云云，则更荒诞不经。“雁带箭而飞”，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胡勇武过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人，不抢掠妇女，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
在旧中国，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人们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来慰藉呻吟的灵魂。
这些民间传说，虽诡谲乖张，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
战乱频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言。“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言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略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倾时而注。从至正元年至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据传，明初有一官员不相信冀鲁豫三省交界的一带，人丁全无，便将两箱元宝摆在某一城邑的十字路口上，过了三天三夜再去看时，元宝竟一锭未失……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人石木心，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１万，河北人口为189３万，而山西却达403４万，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进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