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时有三个好朋友，除了吴菲和刘毓蓉，还有一个叫姚兰芝的。姚兰芝的父亲是南充一个大丝绸商，家里很有钱。她是家里的最小的女儿，父亲特别宠她。重庆解放前夕，学校一停课，父亲就派人来把她接回家去了，生怕她出什么事。而我们四个人中年龄最大也最懂事的，是刘毓蓉。那时她19岁，已经有未婚夫了。未婚夫是个银行职员，说好了等她中学一毕业他们就结婚。平时她少言寡语的，也没我们那么多梦想。
吴菲叹口气说，我们恐怕也只能是梦想了。
重庆解放后，我们回学校继续上课。姚兰芝听说学校复课了，也从家里赶了回来。我们人虽然坐在教室里，心里却总是慌慌的，有些静不下来。好像外面总有人在召唤我们，总有一股力量在拽拉我们。也许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无论它将怎样发展，在它诞生之初，都会有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对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我们渴望投入到这样的新天地去。
这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吴菲一阵风似地刮进来，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名字。她本来就嗓门大，我正看得入神，被她的叫声吓了一激灵。
我没好气地说，假小子，你说话能不能斯文点儿？
吴菲说，斯文？斯文你就别当兵了？
我一下从床上跳下来，说，当兵？你说什么？
吴菲顾不上和我多说，拉上我就往学校的布告栏那儿跑。只见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通知，解放军代表来我校招收军政大学学员。
我把那个通知看了一遍又一遍，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解放军也要我们女学生？真的要从我们女学生里招收女兵？而且是上大学，军政大学！吴菲说，当然是真的。招兵的解放军已经到校了，马上就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果然，在第二天的全校大会上，校长向我们宣布说，解放军到我们学校来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校长称他们为军代表。她说，现在就请军代表讲话。
军代表的讲话非常富有鼓动性，说得会场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坐不住了，我的心更是跳得山响。我想自己真是太有运气了，想当兵就真的有人来招兵了，而且还是军政大学。这样一来，自己不也就可以成为一名女军人了吗？自己不也就可以成为一名甩着胳膊昂首挺胸在行进中大声唱歌的歌唱家了吗？我为那样的念头激动着，心情无法平静。军代表还说了些什么我都没在意，我只听清了一句：一旦考上军政大学马上就发军装。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吴菲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许多同学都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连姚兰芝也报了名。
只有刘毓蓉在犹豫，她怕她男朋友反对。男朋友总是催她结婚。我们三个就去磨她缠她，非要她报名。我说干吗那么早结婚，先上大学有什么不好？吴菲说，我们四姐妹你可是大姐，你就忍心不管我们？姚兰芝说，就是嘛，要走一起走嘛。刘毓蓉终于被我们说动了，也去报了名。她说她先考考看，说不定还考不上呢。
我的音乐老师听说我报名参军后，似乎有些惋惜。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你不考音乐学院了？不当歌唱家了？我用军代表的话回答她说，部队是一所大学校，有着广阔的天地，所有的聪明才干在那里都能发挥出作用。我不是说大话，我是真的这么认为。而且我还想，到部队后肯定有很多机会唱歌的。没有看那些女兵，个个都会唱歌吗？军代表说了，部队尤其欢迎有艺术特长的同学。音乐老师听我这么说，叹口气，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就考试。考试内容简单得出乎我的意料，什么数理化外语一律不考，只考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今天和明天》。
今天和明天？这还不简单吗？今天我是一个女学生，明天我将成为一名女军人。
我一提笔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写的时候我握笔的手微微有些发抖，仿佛明天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已经在眼前展开，充满激情的话一句一句迫不及待地涌上笔端，真的叫下笔如流水，只恨自己的手写得不够快。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丝毫的怀疑。我仿佛看见了一个自己所向往的光明的新的祖国已经诞生。
“今天我把青春交给了祖国，明天我将为祖国贡献一生。”
那时候真容易激动啊，青春的热血，加上天翻地覆的景象，让我没法平静。有时我看见你们，对比年轻时候的我自己，总觉得差异很大。我很少看见你们激动。是你们更善于掩饰自己？还是你们比我更成熟？抑或是你们看不到新的希望？
那次考试写的作文，可能是我这辈子写得最好的文章了。可惜的是没能留下来。
许多应该留下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其实那一天，我不用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也能考上。后来我才知道，军代表让大家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看做文水平，而是为了看看大家的态度。凡是有革命热情的，凡是拥护解放军的，凡是愿意投身革命的，都会受到解放军的欢迎。
头天考试，第二天就公榜了，几乎所有参考的人都在榜上。我，吴菲，刘毓蓉，姚兰芝……许许多多的同学，都一一出现在上面。尽管如此，我一看见自己的名字，还是激动得一阵心跳。我看见我的名字在红榜上咧嘴笑着。吴菲的名字紧挨在我旁边。我一回头，就看见了吴菲通红的脸，还有姚兰芝惊喜的脸，还有刘毓蓉不安中又有些兴奋的脸。
我们四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击掌相庆，心里塞满了幸福的感觉。真的是幸福，你得到的，正是你所盼望的。
而且，我觉得还超出了我所盼望的，那就是我们四个好朋友仍可以在一起。
不过我们顾不上庆祝，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分头回家告别。
姚兰芝说她不能回家，她一回家肯定就别想再出来了。她父亲绝不会让她当兵的。她说她留在学校等我们。刘毓蓉的最大障碍不是父母，而是未婚夫。但她的决心似乎比报名之前大了，她说我一定要和你们一起走，我要上军政大学。他要是坚决反对，我就跟他分手。我们都支持她。吴菲则开玩笑说，别那么悲观，没准儿你一穿上军装，他更爱你了呢。
我心里惦记的是母亲。我不知道母亲会怎么想。但我打定主意，一定要说服母亲。
其实报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但我想得很简单，我听军代表说，等我们从军政大学毕业，就是解放军的干部了。我想那样的话，我不就可以照顾母亲了吗？既能上大学，又能当女兵，将来还可以有一份工作。这么好的事情，母亲肯定会支持我的。
你们的父亲正像歌里唱的：向着最后的胜利，向着全国的解放。重庆解放后，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打响了成都战役。成都战役告捷后，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上算是告一段落了。或者说，燃烧了几十年战火的中国大地，终于安宁下来。
你们的父亲那横贯中国大地的匆匆步履，也终于停在了川西平原上。
当时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十八军将驻防四川，不再走了。
但你们的父亲却为没仗打而感到了寂寞。10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枪炮声的震动，习惯了马不停蹄地奔波，对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安宁的日子很不适应。
没事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就趴在地图上仔细地研究琢磨，好像生怕还有什么地方被遗漏了没有解放。他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将自己征战过的地方一一画出，这才发现自己的足迹竟然踩过了大半个中国。当时他就下了个决心，后半辈子要跑遍全中国。当然，他没料到自己的后半辈子主要呆在了西藏，那个地方让他一踩踩了30年。
你们的父亲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地图了。最初是因为打仗需要，后来是因为喜欢到处跑，他的许多地方，是退休以后去的。他对地图、尤其是中国地图的熟悉程度，我相信就连地理老师也不一定能赶上，所以直到老了，他的房间里还挂着那么大一张地图。他熟悉上面的每一寸土地，热爱上面的每一寸土地。
当时他从地图上清楚地看到还有三个地方尚未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他想，解放台湾和海南岛，肯定轮不着他们二野。只有西藏属于他们考虑的范畴。但他也知道，解放西藏可没那么简单，除了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严峻的气候外，还有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
1949年7月，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之时，西藏地方当局预感到了国民党政府已来日无多，便公开驱逐代表中央政府常驻西藏的国民党官员，想借此机会脱离中央政府。这就是西藏历史上着名的“驱汉事件”。即将占领全国的中国共产党对此很快作出了反应，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
此态一表，解放军进军西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访苏途中给西南局的三位书记，也就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贺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要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所以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收到此信后，立即电报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同时决定，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以十八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势。
这些背景，你们的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当时他们已接到前往川南某小城驻防的命令，正准备出发。
但他还是有一种预感，解放西藏的事不会拖延太久，并且和自己有关。他趴在地图上，用红笔把拉萨那个地方重重地画了一圈。
后来你们的父亲对我说，当他在地图上画上那个圈时，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浪，好像自己的一股血脉随着笔尖涌到了地图上。我听了心里默默地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多么得相象啊，仿佛与那块神奇的土地前世有缘。
不过，当你们的父亲在地图上划下那个红圈时，我与西藏，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地理上，都还相距很远很远。
军政大学张出红榜后，我连夜回家向母亲告别。
从重庆到我们老家那个小镇，有几十里的路。我坐不起长途车，就用身上仅有的一元钱租了一匹小马，连夜赶回了家。
我坐在马上兴奋不已──那时我完全不会骑马，靠别人牵着。牵马的是个大爷。我忍不住对老大爷说，我要当解放军了！大爷说，你这么小一点年纪，解放军也要？我那时长得非常瘦小，身高不到一米五，又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个小姑娘。我说我都17岁了，翻了年就18岁了。大爷就说，好啊，当解放军好啊，光荣。
到家已是夜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困和乏。一进门，看见母亲正坐在微弱的灯光下批改作业。我兴奋地说，妈，我考上军政大学了，我参加革命了。我想我终于有值得母亲高兴的事情了。我多么希望看到母亲眼里能流露出喜悦的光芒……
但是没有。母亲停下手上的笔，忧伤地望着我。她说，你能不能不去？
我知道身为基督徒的母亲，对“革命”这样的字眼儿有着本能的拒绝。但我怎么能不去？我尽可能顺着母亲的心思说，妈，革命不是坏事，是为了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建立一个合理的、平等的、博爱的新社会，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母亲不再说反对的话，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也许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她用那种我非常熟悉的忧伤望着我说，这么说，你要永远离开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吗？
我被母亲问住了。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我答非所问地说，我要走了。吴菲也和我一起去。我母亲知道吴菲，知道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说我们要去上大学了。上大学不好吗？军政大学，一毕业就是女军官。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养活你了，你不要再去教书了，你的眼睛已经不行了。
母亲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马上就走，我是回来和你告别的。
母亲就站起身说，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吧。我拦住母亲说，不用，到了部队，什么都会发的。母亲还是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想找点什么给我。可家里实在是太清贫了，除了最简单的生活用具，什么也没有。
母亲打开惟一的一个箱子，拿出一快新布说，本来这块新布我是想等你工作以后给你做件旗袍的，既然你要走，现在就做吧。
原来我一直很想要一件旗袍的，我还没穿过旗袍呢。可现在我没心思了，我连连摆手说，妈你留着吧，别给我做了。哪有女兵穿旗袍的？我们都穿军装，扎腰带。等我穿上军装，就照一张相寄给你。
母亲没有说话，把桌上的作业本收了，将那块新布摊开。那是一块簇新的阴丹蓝布。母亲的手是非常巧的，针线活儿一流。
母亲做着做着，就流泪了。那深潭一样的泉水终于流了出来。凭着做母亲的敏感和直觉，她知道她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我绝不会悲观。一辈子长着呢，我想我以后会有机会孝敬妈妈的。
我爱我的母亲。可惜她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照片。就我的记忆来说，母亲是个美丽的女人，在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母亲。你们几个孩子，最像我母亲的是木鑫。母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那双忧伤的眼睛。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用那样的眼神望我，以至我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的。直至有一天，我在一个同学家里看见她的母亲嘎嘎大笑，并且用力地拍我的脸蛋，还声音响亮地说我比她家孩子文气，我才知道做母亲的是可以这样说话这样大笑的。但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她的眼里好像蓄着一汪很深的泉水，总有不尽的忧伤从里面流出来。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不知为何母亲一直没有再嫁，也许是因为做了教徒？母亲找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十几年来，我们母女一直相依为命。可我却那样绝情地离开了她，我几乎没有想过我走了之后母亲靠什么活下去，她在这个世界上是那样的孤单。但我还是走了。我太年轻，因为年轻而自私，一门心思只想照自己的愿望去做。还有，我丝毫没想到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陪伴母亲了。我以为我去去就回。最多不过几年的事。我渴望走出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
我坐在母亲身边安慰她说，妈你别难过，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来看你。
母亲看着我说，出门在外，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点头。
母亲又说，与人相处，要谦让，要宽容。
我又点点头。
后来母亲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骑了几个小时的马，太疲倦了，我就那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睡在床上了。桌上放着做好的旗袍，旗袍里包着一本《圣经》。母亲一直要我读它，可我读不进去。看来母亲是要我带上它。母亲不在房间。我想她一定是出去买早点去了。我最喜欢吃我们那个镇上的米糕了，特别是刚蒸出来的时候，又香又软。我每次回家，母亲都要买上几个。那米糕也便宜，2分钱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