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在园林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平地楼台，偏宜高柳映人空；名山寺观，雅称奇杉衬楼阁”（《山水诀》）。这虽是论画，却也适用于园林。“湖山之有花木，如人之有衣裳锦绣。…
…山具岩泉洞壑自然之胜，而亦赖有花卉森林，为之点缀；否则童山濯濯，虽有冈陵起伏，奇石清流，未足为美也”（《西湖游记选》）。可见，花木与湖山之胜，关系极为密切，所谓“山藉树为衣，树藉山为骨”，二者互为凭藉，相得益彰。
园林中的植物有乔木、灌木、藤本、竹类、草本、花卉等五种基本类型。从观赏和配置的角度来分，一般可分为观花、观果、观叶、藤蔓、竹类、水生植物等数种类型。文震亨于《长物志》中将园林中的植物分为花木和蔬果两大类，花木类共列出四十余种，蔬果类列出三十二种，二类之中略有交叉，如梅杏桃李既是花木又属蔬果。
古时候人们对花木的欣赏一在姿态，二在韵味。姿态主要是指花木的外部形态，如树形、花果、枝叶、根干等。而树形是决定花木姿态的主要因素。最早，人们是以外形高大的树木为美的，如《山海经》中记昆仑山，“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淮南子·地形训》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不死树在其西。……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其中提到不死树，这是从时间、生命的角度来审视树木的。《庄子·逍遥游》中提到“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神木“冥灵”，这是因其时间久远而认为其神、其美的。《离骚》中大量言及芳香植物，如申椒、菌桂、留夷、揭车、杜衡、芳芷、蕙、等。芳草植物能散发出一种刺激性很强的气味，这种气味具有杀菌、防虫、清香之属性，故人们常在身上佩戴，或于居室中置放，以其芳香为美。至汉代上林苑则以“名果异树”众多为美。据《西京杂记》载，上林苑中有二千多种“名果异树”。袁广汉筑园“奇树异草，靡不具植”。隋炀帝建显仁宫，广采“嘉禾异草”；唐李德裕的山庄“木之奇香”，“水物之美者”，“嘉树芳草”数量众多。宋徽宗为造“艮岳”，则“奇竹异花”、“佳果异木”，皆越海渡江，凿城郭而至。这种对奇花异卉、佳果名木的欣赏与爱好一直沿续到近代。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索，即对植物外部形态的欣赏主要在高大、古老、芳香、奇异等几个方面，从数量上看，则以多美。这是对植物姿态的总体把握。从树种选择上来看，比较重视果树和花木。
对果树的喜爱和重视在上林苑中就已见出。《西京杂记》中所列的上林苑果木就有几十种，如梨有十种、枣有七种、栗有四种、桃有十种，还有枇杷、橙、林檎等。文震亨于《长物志》中专列蔬果一类，于每个品种详加介绍，可见，古人对果木之重视。至于花木，主要欣赏其色彩，即花色和叶色。宋代文人洪适在波阳建有宅园“盘洲”，他在《盘洲记》中曾记载了园中各色的花木：“白有海桐、玉茗、素馨、文官、大笑、末莉、水栀、山樊、聚仙、安榴、绣之球；红有佛桑、杜鹃、赤贞桐、丹桂、木槿、山茶、看棠、月秀……；黄有木犀、棣棠、蔷薇、踯躅、儿莺、迎春、蜀葵、秋菊；紫有含笑、玫瑰、木兰、凤薇、瑞香为之魁。”园中荟萃了如此众多的花木真可以说是群芳争艳、百花竞妍了。叶色一般以秋季叶色变红或变黄的花木较具观赏性。李斗于《扬州画舫录·桥东录》中记叙了净香园中木解叶的变色之美。“涵虚阁之北，……半山木解叶当窗槛间，碎影动摇，斜晖静照，野色连山，古木色变。春初时青，未几白，白者苍、绿者碧、碧者黄、黄变赤、赤变紫，皆异艳奇采，不可殚记。”因叶色之美而“颜其室曰‘珊瑚林’，联云：‘艳采芬姿相点缀，珊瑚玉树交枝柯’。”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更是点出了秋季枫叶流丹、层林如染的山林景象。长沙岳麓山的爱晚亭就是以杜牧的这句诗意而命名的。
对花木韵味的欣赏其渊源可追朔到先秦美学的“比德”说。汉民族在先秦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经常是“把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联系，着重于把握自然美所具有的人的、精神的意义”（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这种思想导演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孔子曾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荀子·宥坐》）这种把自然物的自然属性来比附和象征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的思维方法和创作方法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文学中的比、兴，即是通过宏观外物的景象来抒发、寄托、传达人的情感与观念（“情”、“志”）。屈原在《离骚》中就曾写到众多的植物，如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并由春秋之代序，草木之零落而发出“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的感叹，并以椒、桂、蕙、等香草来比喻群贤，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表示自己不为世俗所折服的决心。在唐代，自然比德的诗风已吹进了园林，王维在《春过贺遂员外药园》中说：“香草为君子，名花是长卿”，从中可以看到从孔子到屈原《离骚》的影响。宋代是中国花鸟画成熟和极盛的时期，随着绘画文学化进程的加深，花木的“比德”之风也日益兴盛。水墨四君子画，墨竹、墨梅、墨兰、墨菊亦兴起，发达于两宋，文人画家尤为喜爱。绘画上的这种审美趣味也影响到园林中花木的栽植与配置。苏舜钦在苏州所建的沧浪亭，“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
园林中植物的配置大约从宋代起已开始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此后，遂发展成为园林植物特有的一种“姿韵”而为世人赞赏并在园林中广泛采用。
苏州留园“五峰仙馆”，有清代状元陆润痒所撰书的对联：“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上联写读书，下联喻人品，把花品与人品连在了一起，构思可谓精巧。
“与菊同野”。“编篱种菊，因之陶令当年”（《园冶·立基》），“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红楼梦》林黛玉《咏菊》）对菊的欣赏，千百年来承继着陶渊明的诗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之野与人之悠是人们爱菊、赏菊的主要原因。唐宋以后人工栽植菊花，随后品种日繁。宋人刘蒙《菊谱》记洛阳刘家菊有三十六种。史正志《菊谱》录吴门菊花有二十七种。而范成大《范村菊谱》所记仅范村一地就有三十五种之多。虽是人工种植，但对菊花的审美趣味并未改变。故周敦颐说“菊花，隐逸者也”（《爱莲说》），于是文人种菊花便以隐逸而自居。菊也是花鸟画常用的题材，明代画家沈周的《菊》写道：“老我爱种菊，自然宜野心。秋风吹破屋，贫亦有黄金。”明人王象晋作《群芳谱》，著录菊花二百七十五种，其中黄色九十二种，白色七十三种，红色三十五种，紫色三十一种，粉红花二十二种，杂色二十二种。《群芳谱》中还对陶渊明所赏菊之品种作了介绍，“九华菊乃渊明所赏，今越俗多呼为‘大笑’，瓣两层者曰‘九华’……九月半方开，昔渊明尝言‘秋菊盈园’，其诗集中仅存‘九华’一种。”清康熙时御敕编撰的《广群芳谱》，菊花品种又有增加，为三百一十六种。文人的情趣，促进了园艺与园林的发展。《燕京岁时记》云：“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夏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华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华塔。”
这就有点像现在公园中所举办的菊展了。菊花从诗人、画家的笔下走向了平民大众，以其品性陶冶市民之性情，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文人赏菊，常觅异种，“用古盆盎植一株两株，茎挺而秀，叶密而肥，至花发时，置几榻间，坐卧把玩”（《长物志》），或于篱落间栽植野菊，仿陶渊明之诗意。
“与梅同疏”，梅花在《诗经》中就有记载。《秦风》有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梅花与众不同，在气候还很寒冷的时候，它最先开放，斗雪迎春，颇有傲骨，尤其是古梅，枝干盘曲，有苍劲之态。梅花被人重视、赏玩，是在唐、宋之后。范成大《梅谱》云：“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它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可见梅花于众花之中的地位。把梅花与“疏”联系在一起的是因梅妻鹤子而著名的宋人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以说是曲尽梅之体态。自此以后，人们品梅，有“横斜、疏瘦、老枝奇怪”的“三贵”之说和“贵疏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合不贵开”的“四贵”之说。杭州西湖孤山，是林和靖隐居之处，踏雪探梅，寻踪记幽，曾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赵善庆《忆王孙·寻梅》写道：“寻香曾到葛仙台，踏雪今临和靖宅。横斜数枝僧寺侧。动吟怀，一半儿衔春一半儿开。”赏梅、植梅都是借梅暗喻人的道德情操。王心一在《归田园居记》中说得好：“老梅数十树，偃蹇屈曲，独傲冰霜，如见高士之态焉。”“如见高士之态”，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文人赏梅的心态。园林中梅花之栽植与配置，文震亨于《长物志》中曾写道：“幽人花伴，梅实专房，取苔护藓封，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际，最古。另种数亩，花时坐卧其中，令神骨俱清。绿萼更胜，红梅差俗；更有虬枝屈曲，置盆盎中者，极奇。”孤植取其古，片植取其清，盆植取其奇，“古、清、奇”三个字概括了梅的栽植配置要点。
“与莲同洁”。以莲比德，最著名的当数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写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也。”这段情理交融、脍炙人口的文字，把莲的自然属性与君子的道德品性连在了一起，对后世的诗文、绘画和园林影响很大。
园林中以莲为主的景点就很常见，如苏州拙政园的远香堂、清避暑山庄、圆明园的“香远益清”等景点，均取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品性。
“与兰同芳”，以兰比德，源于孔子和屈原。“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孔子家语》）。《说文解字》曰：兰，香草也。用兰之芳香和长在深林之属性，来比照人的修道立德，这是很自然的事。关于兰花之品性，《群芳谱》中叙述甚详。“兰幽香清远，馥郁袭衣，弥旬不歇。常开于春初，虽冰雪之后，高深自如，故江南以兰为香祖。又云兰无偶，称为第一香。”兰花品种甚多，宋赵时庚编的《金漳兰谱》，著录三十二品。宋王贵学所编的《兰谱》，列出五十品。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也记载了紫梗青花、青梗青花、紫梗紫花、杭兰、真珠兰、风兰、朱兰等品种。兰花在园林中多盆栽，或独辟一区置兰圃。
“与海棠同韵”。海棠以韵胜“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林黛玉诗），可谓点出了海棠之韵。陈思《海棠谱序》说：“梅花占于春前，牡丹殿于春后，骚人墨客注意焉，独海棠一种，丰姿艳质，固不在二花之下。”道出了海棠既有梅花之姿，又有牡丹之艳的特质。曹雪芹于《红楼梦》中曾二次写到海棠，怡红院中有一树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名叫“女儿棠”。第三十七回，写作诗兴诗社，因了两盆白海棠，故名“海棠社”。一个是春天开花的木本海棠，一个是秋天开花的草木海棠，又叫“秋海棠”。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评秋海棠云：“较春花更媚……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绰约可爱者，秋花肖美人之纤弱可怜者，处子之可怜，少妇之可爱，二者不可得兼必将娶怜而割爱矣。相传秋海棠初无是花，因女子怀人之至，涕泣洒地，遂生此花，故名为‘断肠花’。”苏州拙政园有海棠春坞，庭中植海棠，铺地亦作海棠图案，上下呼应，突出了海棠之韵，堪称佳构。
在园林中，历史最悠久，运用最普遍的植物是竹子。从春秋时期卫国的淇园修竹开始，竹就成为园林中重要的植物材料。竹林七贤之一的稽康有园宅竹林；王羲之修禊兰亭，当地有茂林修竹；唐白居易履道里宅园“有竹千竿”；宋苏舜钦沧浪亭“前竹后水”；司马光独乐园植竹“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至明清园林几乎园园有竹，竹石配置的小品也随处可见。
竹之所以为人们所喜爱，重要的还在于其比德之属性。《世说新语》中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一体现晋人风度的韵事也直接影响了苏轼，“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这种观念成了后世造园种竹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模式。叶梦得于《避暑录话》中也说：“山林园圃，但多种竹，不问其他景物，望望使人意潇然”。种竹、赏竹遂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历代相沿，盛久不衰。清代文人刘凤浩于《个园记》中详细地表述了这种造园心理。“主人性爱竹。盖以竹本固，君子见其本，则思树德之先活其根；竹心虚，君子观其心，则思应用之势务宏其量。至夫体直而节贞，则立身砥行之，攸系者实大且远。岂独冬青夏彩，玉润碧鲜，着斯筱荡之美云尔哉！
主人爱称曰：‘个园’。”这段话概括了竹之内美而外秀的特点，也道出了人们爱竹、植竹的心理原因。个园之“个”为“竹”字之一半。命名之妙，亦可供回味、赏玩。
植物之韵味还可从其名称上见出。书带草，又称沿阶草。此草由于东汉经学家郑康成爱植而著名。据《三齐纪》载：“郑康成教子处有草如薤，谓之‘郑康成书带’。”于是“书带草”一名就传开了。在园林中书带草常用于山石路旁的点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