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年轻的红军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喊斯诺：“斯诺同志，毛主席请你和海德姆博士去看我们红军剧社的演出。”
于是，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向河边大草地上的露天剧场走去。
太阳已经落山了。人们正从不同的方向纷纷朝剧场走去。他们中间有红军大学的学员，有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还有农民以及普通士兵。不远处的草地上有几头羊正在吃草。
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以及其他红军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像普通士兵一样坐在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没什么人去注意他们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舞台。
剧场的舞台是利用一座古庙临时改建的。一盏汽灯挂在其中的一个柱子上。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这些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抗日和革命。在斯诺眼里，这些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
在演出中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邀请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的工厂女工唱了首古老的民歌，并且让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的琵琶伴奏。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喊“同志们！请外国新闻记者给我们唱一个，要不要？”大家都积极高声响应：“要！”
受到邀请的斯诺站起来，他有点手足无措。这时又有人喊起来：“斯诺同志不唱行不行？”大家又积极响应：“不行！”
盛情难却，斯诺便用英语唱了一首美国民歌《荡秋千的人》。斯诺唱得很投入，观众们也随着节奏拍手，虽然听不懂，但友谊已经超越了语言，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等斯诺唱完以后，人群中又有人高喊：“请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合唱一个好不好？”大家又积极高声喊道：“要！”
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也大声用汉语喊起来：“要！要！”
这时，毛泽东突然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涨红了脸，站起来对大家说：“谢谢同志们，我看呀，咱们平时难得听到红军大学女同志们唱一次，今天就把唱歌的权利都交给她们，咱们认真当个听众，好不好？同志们，给她们鼓掌！”毛泽东一说完，大家纷纷响应，他也就此顺利地逃脱了“点名表演”。于是几个红军大学的女干部带着天真活泼的儿童们合唱了一首《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拯救人类还靠我们自己……”
21
爱吃辣椒的毛泽东给美国人唱起了他最爱唱的《红辣椒》。
这是一个周末。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远远看去，碧绿的山和树包围着金黄色的庄稼，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田野里，农民和红军战士们一起正弯腰在田间劳作，他们有的戴草帽，有的戴白毛巾，干得热火朝天。毛泽东戴着草帽，也在那里收割麦子，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一个农民把自己头上的毛巾解下来，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接过来擦擦脸上的汗，又还给了他。“红小鬼”们也在其中，帮大人们干活，个个面带着微笑。有人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这就是苏区特有的“星期六突击队”，利用战斗训练的间歇帮助乡亲们干农活。
斯诺来了，远远地和毛泽东打招呼：“主席先生，你也会干这些吗？”
毛泽东微笑着站起来，手里拿着镰刀，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珠，说：“斯诺先生，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小时候在老家湖南一个名叫韶山的山沟沟里，就做过这些农活。”
斯诺指着“红小鬼”们说：“是不是跟他们一样？”
“是啊，跟他们差不多大小。我那时候因为偷懒还经常挨父亲的打呢！”毛泽东的话引起大家一阵欢乐的笑声。
斯诺笑着问道：“有那么多的农民和士兵，你为什么还要亲自参加这种劳动？”
“这个呀，我们有个‘星期六突击队’。一到星期六，只要没战事，我们都要参加这样的义务劳动。”
“让我也来试一试。”说着，斯诺也走到了田间。
毛泽东递上自己手中的镰刀，说：“斯诺先生，来，割一割中国的麦子。”
斯诺接过镰刀，开始弯下腰收割起来。毛泽东站在一边，看着斯诺笨手笨脚的模样笑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晚上，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在饭堂吃晚饭。桌上摆着土豆、豆角等几个小菜。在毛泽东的面前还多放了一碗红辣椒。毛泽东用馒头夹着辣椒吃。斯诺就坐在毛泽东的身边。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
毛泽东把盛辣椒的菜碗推到斯诺面前说：“斯诺先生，吃点辣子，对你采访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
斯诺一脸惊诧地问道：“为什么？”
“不信，你尝一口红军的辣子就知道了。”毛泽东笑着说。
“难道苏区的辣椒有什么不同？”斯诺就学毛泽东的样子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了一口。刚送到嘴里他就被辣得直打喷嚏，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痛苦地看着毛泽东惊叫起来：“哇！太辣了，我的嘴巴快没了。”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笑着说：“斯诺同志，你知道吗？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
“是吗？你这是什么逻辑？”斯诺怀疑地问道。
“那当然喽！这是我专门做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毛泽东又用馒头夹着红辣椒吃了一口。
而让斯诺想不到的是，在座的其他红军同志也纷纷起来反对毛泽东的这种“逻辑”。一个红军干部大声地反问毛泽东“那不吃辣椒的就不是革命者啦？！”
毛泽东笑了，说：“你们不信？你看，就拿我们湖南人来说，喜欢吃辣椒是出了名的，所以湖南就以盛产革命家而闻名。对不对？你们数数，湖南出了多少革命家。还有四川，也是如此。外国的，比如有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他们也是喜欢吃辣的，所以也产生了许多革命家。”
“毛主席，你知道吗？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他们倒是出了个墨索里尼。”一位红军干部说。
这时斯诺指着在座的其他红军干部说：“毛主席，那他们不吃辣椒，算不算革命家？”
毛泽东笑了：“好，好，我认输，我认输。”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红军干部说：“毛主席，既然你输了，那你就得给我们表示表示。”
“对！给我们表示表示。”大家附和着。
“表示什么呀？革命可不是请客吃饭，要请，我就请你们吃红辣椒。”毛泽东笑着说。
“行啊！主席，你不是最喜欢唱那个《红辣椒》的歌吗？你就给我们来一段怎么样？”一个红军干部提议说。大家都为这个提议喝彩鼓掌。
毛泽东也不推辞，就高兴地用筷子敲着碗唱了起来——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让我唱个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
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一日三餐少不得。
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口能说十几条——
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道好，没得辣椒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这天夜里，斯诺和海德姆在招待所的住处一边吃着花生一边聊天。他们来延安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他们可以在红军“苏区”里自由自在地参观访问，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曾经是那么的神秘，而如今，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物质上的贫穷与精神的富有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这里好像是中国大地上生长的另一片新大陆，是一个新的世界。
斯诺感慨地说：“乔治，毛泽东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像个农民一样。这让我吃惊。”
“是的，埃德，这是我来中国所没有见过的。”海德姆说。
“我还记得，在七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到过中国的西北，访问了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也不知道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是的，萨拉齐之行令斯诺记忆犹新。斯诺在日记中写道：“难民们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玩艺儿像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而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而大多数的女人和姑娘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做了妓女或者苦力。”
斯诺对海德姆说：“乔治，我并不是要危言耸听。那些凄苦的景象仍在眼前，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这样死去。我记得在一个名叫萨拉齐的小镇上看到过刚刚死去的人，有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在农村里，我看到过坟墓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瘟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这种城镇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还有，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在北平、天津等地，我看见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都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许多还是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但今天，我们到了共产党这儿，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要知道，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海德姆说。
“是的，我也这样问过，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让耕种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他们是那么的麻木，而又愿意被奴役。那时，我骂他们是胆小鬼，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我为中国人感到悲哀。”
“但我看到这里的红军不是这样。”
“是的，在共产党的苏区，我发现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领导的农民证明了这一点。”
“埃德，真的，我有一个愿望，我想永远参加他们的斗争，为他们服务。”
“是啊！红军需要你，他们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卫生设施也不行，”斯诺感叹着，“而这个世界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真相。乔治，我有一种预感，我们正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头号新闻，一个新世界的帷幕将被我们拉开。”
海德姆默默地点点头。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苏区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在外交部的红军干部傅锦魁的陪同下来到斯诺的住所。林祖涵，五十五岁，是个长征老战士，如今已经白发苍苍，但依然神态庄严，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祥和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其中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
斯诺从屋里站起身，出门迎接，笑着说：“你好！大家都说你是红军的‘老财神’。”
林祖涵笑了笑，握着斯诺的手说：“哪里，哪里。”说着就在炕边坐下。
斯诺大胆地问林祖涵：“你作为财政部长，每月的薪金是多少？”
“五块钱的补贴。”
“在经济预算和收支上，如果有人搞舞弊，做手脚怎么办？”
“我们自然有能防止舞弊的方法。因为我们的财政是依靠集体控制收支的，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都要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
“我知道，红军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但长此以往，你们能维持多久？”
“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林祖涵非常自信地笑了。
曲折起伏的街道，其实就是乡间土路。在一棵大树下，毛泽东和农民杨步浩、李望福①站在那里说话。农民穿着蓝布粗棉衣，头上箍条白毛巾。
杨步浩牵着一头驮着一筐梨子的小毛驴，恳切地说：“毛主席，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一点心意。”
“是啊，毛主席，红军一来，我们有地种了，有饭吃了，有衣穿了，孩子到了队伍上还识了字，咱祖祖辈辈都为那地主老财做牛做马，斗大的字也不认识一箩筐，今个咱们翻身了，这是共产党红军为咱们老百姓做了大好事啊！你们太辛苦了，村里男女老少都要到县里来看你，我家婆姨跟我商量把咱们早时养的三只鸡，给你送来，算是尽了我们老百姓的一点心。”李望福说。
毛泽东像一个非常耐心的听众站在他们身边，长长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露出宽敞的额头，一只手叉在腰间，微笑着点点头。
杨步浩说：“毛主席，我们临走时，村里的人像开会似的都来了，李望福的娃儿也非要跟着他来，路太远，我们没敢带他来，他还哭了呢！”①为了方便叙述，此处两个农民的名字是借用的，但这两个农民确有其人，其中杨步浩还是延安的劳动模范。可参阅《毛泽东印象》一书。
“谢谢喽，谢谢喽，你们看，”毛泽东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我的身体很棒的嘛！你们回去后，就告诉乡亲们，毛泽东已经收下了你们的心意了。”
说着，毛泽东用手拍拍他们的肩膀。两个农民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不知怎么办才好。“这，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换了一个话题问道：“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好！好！”杨步浩、李望福抢着说。
“明年群众会不会挨饿？”
李望福说：“今年我们的粮食肯定有余，我们都商量好了，政府不收我们的税，我们准备把多余的一部分送给咱们红军！”
毛泽东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也要好好备下荒。”
“我们正想着呢！”杨步浩答道。
这时斯诺走过来了。两个农民没见过外国人，就提高了警惕，立即围在毛泽东身边来保护他，用眼睛瞪着斯诺。毛泽东转身一看是斯诺，就笑了起来，对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他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是记者。”
两个农民不好意思地憨笑着说：“毛主席，你们唠，你们唠，我们不打搅了。毛主席，我们走了。”说着又指着毛驴上的包袱对斯诺说：“美国记者同志，这是毛主席送给我们的，里面还有两包饼干，我家娃儿还没见过这是啥东西呢！”说完，他们乐呵呵地赶着毛驴走了。
毛泽东对斯诺说：“斯诺先生，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他们是我们革命最为重要的力量。”
斯诺说：“但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说完，毛泽东沉静而又爽朗地笑了。
这天夜里，斯诺再次来到毛泽东的家。毛泽东坐在窑洞的神龛里，依然抽着烟。贺子珍来来回回地给他们倒水。吴亮平坐在小方桌上，不停地记录着。
斯诺笑着说：“毛主席，你的烟瘾好大哟！”
“嗯，我曾经戒过烟，但你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这时，贺子珍半埋怨半开玩笑地说：“别说了，在长征路上，没有烟抽，你知道他抽什么？就从路边撸一把树叶，用纸卷起来，就抽！”
毛泽东说：“有人告诉我，说抽烟容易得肺病，我就戒了一阵子。后来，我们的医生同志给我检查，说我的肺好得很，我就又抽上了。”说着，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吐出一串烟圈来。
斯诺问道：“毛主席，你能告诉我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