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以他惯有的狡猾手法和不顾一切甚至包括“羞耻”二字的勇气去实施他的计划。他打算清洗他身边的极端亲德分子戴阿、达尔南、博纳尔和布里农，并想极力寻找一个在原国会里有代表性、在反对贝当的政策方面很著名、在国外又有相当声望的杰出人物来参加他的新政府，以装门面。最后他选中了曾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国民议会议长的著名政治家赫里欧先生。此人正囚禁于德国集中营。赖伐尔跑到德国人那里兜售他的计划。而德国人，包括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高级谋士阿伯兹等人也已经看到德国人的失败是既成事实，都认为法国一旦解放，最好的结局是在巴黎出现一个包括维希分子的亲德的政府。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德国人不仅赞成，而且在暗中大力支持。于是赖伐尔就亲自跑到马尔维尔德军集中营把赫里欧先生接了出来，并陪他洗了澡，订制了新衣服（可惜赫里欧先生只是感谢赖伐尔提前解脱了他的苦难，对参加新政府一事却根本不肯表态）。
当然，如果筹划中的“联合政府”今后得不到盟军的认可，赖伐尔也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善于钻营的赖伐尔千方百计托关系，终于从一个名叫昂菲埃尔的人那里获得了一项美国人不反对他的计划的保证。于是，赖伐尔更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
当然，赖伐尔的阴谋像四年多来一切针对戴高乐的阴谋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对这个人，戴高乐却是一反常态地宽宏大量。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评论道：
赖伐尔进行了一场赌博，他输了。他有勇气承认自己应对一切后果负责。他为了支撑那岌岌可危的局面，在当政期间无疑已使用了一切诡诈手段，力图以此为他的国家效劳。但愿人们会承认这一点。在那灾难深重的岁月中，有少数甘愿在耻辱的泥坑中爬行的法国人并没有完全自绝于祖国，这是事实。
但在当时，赖伐尔的阴谋却使已经十分诡杂凶险的局势更其复杂起来。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纷纷劝说戴高乐，劝他采取积极措施使罗斯福改变看法。戴高乐从贝叶返回伦敦的当天下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跑到卡尔登花园拜会戴高乐，力劝他尽早访问美国。美方的代表和一些军队高级将领也轮番向他表示了同样的意愿。6月1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再次建议戴高乐访问罗斯福尽力与美国重建作为法国一份宝贵遗产的友好关系。
最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戴高乐应该出访美国。不过要以某种方式表明，此番出访，既不是去乞求，也的确没有去谈判的任何打算。他只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客人出访，代表法国去向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战争作出的贡献并向法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表示个人的敬意；而且任何会谈都只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平等地交换意见。如果美国政府希望讨论盟军与法国政府之间的民政和军事关系问题，将请他们在将军离开之后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解决。
戴高乐同意了这些观点。6月24日，他在致驻华盛顿代表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了他的立场：“我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打算特别要求什么，尤其是关于让美国正式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不准备提出这一问题。”同时，他首次正式以法兰西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了意大利和梵蒂冈，同教皇庇护十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然后，他才登上罗斯福派来专程迎接的飞机，于7月6日下午到达了华盛顿。
这次访问，把两位巨人的性格都充分显示出来了。一个处处以民族代言人自许，根本不顾忌自己地位和实力的虚弱；一个时时按既定目标前进，丝毫不接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是美国总统的正式邀请，但戴高乐在机场仍被当作一位高级军事领导人，受到鸣礼炮17响的欢迎，没有得到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的礼遇。在欢迎的人群中，除了法国自己的代表和美国新闻记者之外，就只有美军著名将领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金海军上将等，连国务卿赫尔都没到机场来。一出机场，他立即被送往白宫，在那儿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第三天，罗斯福在白宫设午宴款待戴高乐并发表了动听的讲话。在讲话中，两位巨人都老练地避开了容易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罗斯福首先赞扬法国：“我认为，法国有些东西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这就是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全世界都珍贵的文明精神……岁月流逝，我们已看到法兰西的黎明来到了，我们已看到这一文明将获得全部解放，不仅是过去的文明，而且比战争以前更吸引人、更伟大的文明都将获得全部解放。”
接着，他又特别亲切地对将军说：“一年以前，也就是去年的1月，我第一次会见了戴高乐将军。我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有第二次会晤，我希望还有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会晤。在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毫无例外，戴高乐将军和我本人，今天早上曾谈到涉及全世界的许多事务。我们对世界前途的看法一致，并且同意解除德国武装，使其近五年发生的事情在今后50年内不再重演。”
这次访问，戴高乐与罗斯福曾举行了两次单独会谈，主要谈论了法美关系和未来世界的组织问题。但美国官方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只有戴高乐自己的《回忆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两人都情绪激动，但却是友好的。当时，罗斯福正处在权力的顶峰，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国，在军事、工业和财政方面控制着它的盟国。罗斯福对世界的未来有着全球性的看法，只想对戴高乐阐述并使他理解这种观点；而戴高乐满肚子盘算的，却是在罗斯福所描绘的巨幅图画中无足轻重的、重建满目疮痍的法国的问题。于是，两位巨人各讲各的，谁也不愿认真对待对方的意见。
戴高乐回忆说：
在我们的会谈中，他根本不提棘手的事情，而只让我理解到他自己想从胜利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我看来，他的胃口是不小的，它使欧洲和法国感到不安。按照总统的看法，美国的孤立主义是过去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但是罗斯福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打算通过国际法来建立一个常设的干涉机构。在他的思想中，他要建立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四大国的领导权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我静心倾听罗斯福给我叙述他的计划，好像这是符合人道的，他用理想掩盖其强权意志。而且总统决不是光谈原则的教授，也不是根据感情和利益来谈事情的政治家，他轻描淡写地把事情一笔带过，以致很难公开反驳这位艺术家和幻术家。但是我回答他说，照我的看法，他的计划冒着把西方国家置于绝境的危险。如果把西欧看成是次要的，岂不是要削弱他自己所从事的文明事业吗？
戴高乐向罗斯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西欧应该复兴的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观点对此后5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戴高乐说：如果它复兴起来，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宁愿以它为榜样。如果它削弱下去，蛮横的暴力就要席卷一切。虽然西欧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西方国家还是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古老民族的价值、能力和光辉。的确，首先是法国，她是欧洲的大国。只有法兰西，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你们的盟友。我知道你们准备从物质上帮助她，这对她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应该使她恢复自己的实力和信心。因此必须使她能起作用。如果有关世界最重要的决定不让法国参加，如果法国丧失了她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一句话，如果战争的最后决定给她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那她怎么能起作用呢？
这是戴高乐近年思想的主题，也是他向罗斯福解释的自己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和为什么到华盛顿来的原因。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罗斯福对这一点是能够理解的。而且，他对法兰西民族也确实抱有一种真实的崇敬的感情。正是由于这种感情，才使他对法国1940年的失败从内心感到失望和生气，并因看到这个惨败并没引起法国人、特别是与他接触过的法国人心中多大的反应而痛心。他对戴高乐吐露了看到战前法国那种政治上无能时的难言之痛：“我这个美国总统，甚至有时还想不起法国政府的短命总理的名字。在这儿，现在你看到我国热烈地欢迎了你。但演完这幕悲剧以后，不知道你是否还是政府的领袖？”
罗斯福的见解使戴高乐感到：在国际事务中，理论和感情同强权的现实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人们所掌握的和坚持的事实。法国要恢复自己的地位，只有靠自己。
戴高乐把这种理解向罗斯福挑明，罗斯福笑了：“我们应当努力去做。但是，的确，为法国服务，谁也不能代替法国人民。”
会晤之后，两位巨人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罗斯福的招待会，表明了美国对戴高乐作了点让步，但基本立场仍然没变：
在法国人民选出它的政府之前，他同意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民政当局。但戴高乐将军的委员会不会被看作是法国的临时政府。
艾森豪威尔将军可以自由地同法国其他行政当局进行谈判，由他选择或任命能够维持治安的地方行政当局。
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则活跃得多。由于他这是第一次在那些过去曾多次帮过忙的美国新闻界人士面前露面，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再次表述了自己坚定的目标：“法国在逐渐摆脱暂时的灾难以后，首先和盟军按照自己的地位共同参加作战，一步步走出它暂时的苦难。它打算先与盟国一起参战，进而分享世界的和平生活。”然后，他耐着性子巧妙地回答了一些记者提出的不适宜的甚至荒唐可笑的问题，使记者们惊讶地发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和蔼可亲、高尚和持重的人。他博得了他们极大的好感。于是美国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戴高乐热”，接着又兴起了一场“支持戴高乐运动”，给罗斯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后白宫被迫再次让步，于10月23日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从个人交往的角度，这次会晤也有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罗斯福总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个怪人！”
而戴高乐，则正式在回忆录中把个人的评价写下来：“罗斯福的伟大，在于他的看法同我很相近。”
最后，两人还互赠了富于象征意义的礼物。戴高乐赠给罗斯福的，是一只比塞大兵工厂工人精制的小潜水艇。罗斯福赠送给戴高乐的，则是一帧他自己的照片，后面罗斯福亲笔写了句话：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但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礼物，这时已经送到了阿尔及尔。这就是关于法国行政管理权的阿尔及尔、华盛顿和伦敦三方协议。这个协议再没提什么“军政府”和“战时货币”，承认只有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才有管理法国的权力；只有它才享有与盟国取得联络以及向盟军提供必需的劳务的资格；只有它发行的货币可以兑换解放法国的盟军所持有的美元和英镑。
17 走向法兰西的目标
7月下旬，即戴高乐从华盛顿回到阿尔及尔的两个星期中，盟军从诺曼底发起攻势，向巴黎挺进。8月1日，肩负着解放首都光荣任务的战斗法国部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第一集团军装甲第二师按计划在诺曼底登陆，宣告着解放首都的战斗即将打响。
四年多来，巴黎一直是人们所厌恶的纳粹占领军的统治中心，当年这座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痛苦地沦落时，人们也随着她的消沉而沉默。一旦德国人的防线在诺曼底被突破，她马上就恢复了生机，成为了世人瞩目的战略中心和政治中心。军事将领的计划，政府的规划，群众的心情，以及野心家的阴谋，都立刻转向了巴黎。
“如果让巴黎自由抉择的话，她首先必须解决政权问题。谁也不怀疑，戴高乐回到首都时，不会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会受到人民的欢迎。”戴高乐说。但是，“那些国内外无论站在哪一立场都想阻碍这种情况出现或至少使它不那么美满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地想利用解放的最后时机，来制造一个使我感到困难的局面。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我搞垮。但是，民族已经有所选择，群众的觉悟将粉碎这些阴谋。”
进行这些阴谋最卖力的当然是臭名昭著的赖伐尔。他的如意算盘是从精神上剥夺戴高乐的荣誉，使他失去民众的支持。这个阴谋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战斗法国和内地抵抗运动人士的坚决反对和及时揭露。他们声明：1940年的国民议会没有资格代表法国说话。戴高乐结束访美之行的那天，人们在巴黎市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到处插上了三色国旗，高唱《马赛曲》，并不断高呼“戴高乐万岁！”被囚禁在桑德监狱的政治犯们，冒着受严厉惩罚的危险，在所有窗户上挂起国旗，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维希卖国政府！”“打倒赖伐尔！”紧接着，8月10日铁路工人罢工，15日警察罢工，18日邮政电讯工人罢工。最后，赖伐尔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服从德国人的命令，先贝当元帅一步去了法国东部的贝尔福。维希政府就此宣告完蛋。
而贝当元帅，这位支撑着维希政府苟延残喘达四年之久的原凡尔登英雄，也绝望地感到了大势已去。8月11日，他签署了一个秘密文件，授权他的部下奥方海军上将代表他本人与戴高乐取得联系，以便使“所有善良的法国人”重归于好。面对这位过去的恩人，戴高乐再次面临着在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这次，戴高乐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时候的巴黎形势，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占了优势。他们也想抓住机会在戴高乐进城之前就建立自己的政权，因而极力主张尽早发动巴黎起义。这使戴高乐任命的内地军总司令柯尼希将军感到很为难。柯尼希出于爱国心和军事上的理由，当然极想举行起义。如果巴黎人民自己解放了首都，他们就可以不受盟军管辖，也可以确立法国的主权，还可以证明地下抵抗运动的力量并非神话。但这得看时机。柯尼希将军的打算是要等到盟军兵临城下才开始起义，以防事先被德国守军粉碎而失去接管巴黎的机会。
法国共产党人坚持己见，在摩拳擦掌的工人们的支持下，8月18日就正式号召巴黎人民起义，于是与德国人发生了激烈的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