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政府又接连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首先是把工人工资平均提高40%，接着又把家庭补助提高50%；11月6日，政府开始发行“解放公债”，包括利息3厘的长期公债和无息公债。到11月19日，发行公债活动结束前30个小时，共发行了1100亿法郎。戴高乐就此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指出已经认购的公债数额是“一项成就”，随后他又补充说：“我所要求的是一次胜利！”结果，在最后一天公债发行数竟达500多亿法郎，占总额的三分之一。这样，市场流通的货币量就从5800亿法郎突降为4440亿法郎，把通货恶性膨胀引起的巨大危险一扫而光；同时，由于国库里有了钱，一些重大项目的修复工程得以启动，国民生产开始恢复起来。
这个时候，盟军已占了绝对优势，战局也就进行得更激烈。因为希特勒铁的纪律越到崩溃期约束他的部下越严，而且，有了一战耻辱的记忆和近五年来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无条件投降的可怕逻辑对他们来说也确实意味着只能血战到底”。
1944年12月16日，德军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德将军奉希特勒严令，突然在比利时境内的阿登山脉发动了强大攻势，企图一举推进到安特卫普，并且很快地把兵力相对薄弱的盟军压到了马斯一线。艾森豪威尔将军担心阿登攻势会使德国人从两翼包围南面阿尔萨斯的美法军队，想把防线拉直，便命令刚刚占领了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的法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德拉特尔将军，立即放弃这座在盟军防线上显得凸出而孤立的城市。
这道命令，从军事角度分析，是可以接受的。但艾森豪威尔将军没看到它会在政治上给戴高乐带来巨大的耻辱！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是法兰西民族和精神的象征，其意义几乎可比肩于巴黎。因为在一代人的记忆中，法德之间经历了三次大战，阿尔萨斯就三度易手。以至于协和广场上代表法国各省的纪念碑中，阿尔萨斯的纪念碑一直用布蒙着。掀掉这块遮羞布一直是全体法兰西人的目标。现在，斯特拉斯堡刚刚收复，又要不战而弃，将使戴高乐无法向人民交待。12月30日，戴高乐命人给德拉特尔和美军德弗斯将军各送去一封急信，要求他们坚决保卫斯特拉斯堡，同时又急令刚刚编入正规军但只有轻装备的5万部队火速移驻梅斯地区，以捍卫斯特拉斯堡的西北方。第三天，即1945年元旦，戴高乐严令德拉特尔，即使美军撤走，法军孤军奋战，也必须守住这座城市。同时，他又急电向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罗斯福解释做这个决定的理由。丘吉尔首相出于对法国人民族心理的理解和同情，也马上意识到了斯特拉斯堡的重要性。他急匆匆从英国飞来，陪同戴高乐一起到凡尔赛去说服艾森豪威尔将军。
艾森豪威尔开头对戴高乐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说他谈的“是政治方面的理由”。戴高乐教训了他一句：“军队就是为国家的政治服务才建立的。”才使他有所动摇，但并没使他让步。他含蓄地威胁说：要是法国第一集团军开始独立行动，那么美国就可能停止汽油与弹药的供应。戴高乐针锋相对地劝他权衡一下后果：如果盟国听任敌人击溃孤立无援的法军，法兰西人民在愤怒之中就会拒绝美军使用他们的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
这件事虽然最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步，但戴高乐却也因此而痛苦地看清了法兰西的真实处境：捍卫法国的利益，只能靠法国人自己。要确立法国战后的世界地位，当务之急是打到德国去，能占领多少土地就占领多少土地，造成既成事实，别人就无法把法国人赶走。否则，那些大国们是不会把法国放在眼里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斯图加特战役中，戴高乐就采取了主动立场。3月29日，他电令德拉特尔将军强渡莱因河，“即使美国人不同意，即使是划船，也得过去。”过河以后，德拉特尔于仓促之中放过了一支德军，发现后又回兵去予以歼灭。戴高乐急电去提醒：法国政府期望他夺取斯图加特。第二天，美军司令德弗斯将军却警告德拉特尔“不要让第一集团军过早东进”，应回头去肃清残敌。接着他下令自己的军队去占领斯图加特。德拉特尔明白过来之后，迅速集结部队重新东进，于20日占领了这座已成废墟的城市。过了四天，他又接到了德弗斯将军要他撤离的命令。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戴高乐，戴高乐回答道：“我命令你在斯图加特留驻一支法国部队，并且立即成立军政府……如果美军提出异议，你就答复他们，本国政府命令你驻守并管理你部防区，直到各有关政府达成协议，划定法国占领区为止。”
不言而喻，这已经不是德弗斯将军能处理的问题了。他只好把矛盾上交给艾森豪威尔。但这次交涉还没理出个眉目来，法军又发动了著名的阿尔卑斯战役，攻入了意大利，结果又引发了与美军的另一次“划界”纠纷。纠纷一发生，艾森豪威尔就头痛地发现，不对戴高乐做出让步是不可能的，但做了让步，戴高乐也不领情，因为那是“法国人应得的”。
这时，欧战日渐接近尾声。 4月28日，意大利游击队处决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并将尸首倒悬于科摩街头。两天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杀。5月4日，勒克莱尔的法国第二装甲师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山中别墅，使这支铁甲军从乍得湖开始的壮丽的军事远征达到了与之相称的高潮。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希姆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戴高乐发出了一封备忘录，做了德国法西斯毁灭前的最后一次无耻表演：
你胜利了！戴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你是从何处起步的，他们就一定会脱下帽子，深深地向你鞠躬……不过，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投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你当作仆从，使你失去尊严与光荣。你要与苏联人携手合作吗？他们将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除你本人……实际上，能使贵国人民走向光荣与独立的惟一道路，就是与战败的德国取得谅解。请你马上宣布吧！请你立刻与那些在德国尚有实权并希望把他们的祖国引到一个新的方向的人们取得联系吧。……他们已准备好了，他们请求你这样做。……倘若你能克制复仇的思想，倘若你能抓住历史今天给你提供的大好时机，你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
对这样低劣的诱惑，戴高乐嗤之以鼻。五天后，他特别指示法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在柏林代表法国，在德国投降书上签了字。法国的三色旗和各盟国的国旗交相辉映，在聚集一堂的军事领袖们、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头顶上飘扬，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内政和军事上的任何一项成就，都会增加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外交上的分量，这一点，在巴黎解放后更使人感受至深。1944年10月下旬，即戴高乐凯旋巴黎的两个月后，美、英、苏相继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接着，戴高乐首次以一个大国元首的身份正式邀请丘吉尔与艾登访法；11月10日，他在巴黎以东道主应有的热情接待了这两位对法国的今天建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英国人。与此同时，戴高乐也向罗斯福和赫尔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但却被他们婉拒了。因为此时，罗斯福正邀了英、苏、中三国代表参加在加利福尼亚敦巴顿的橡树园会议，讨论成立联合国的初步方案。
这对戴高乐是个较重的打击，也是个重大的挑战。因为法国要想重新跻身于大国行列，首先得争取参加战后盟国的对德管制并成为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现在显然又是在受排斥！
正在这尴尬时刻，莫斯科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张牌：正式邀请戴高乐访苏。这使戴高乐看到了一线联俄与英美抗衡、为恢复大国地位创造条件的希望。他分析到：苏联出于自身利益，愿意看到法国重返国际舞台以便在西欧起到某种平衡作用；同时，在防止德国人东山再起问题上，苏联和法国也存在着共同点。于是，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44年11月24日，戴高乐在皮杜尔、莱安和帕莱夫斯基将军陪同下，由苏联大使鲍戈莫洛夫当向导，取道开罗、德黑兰、巴库和斯大林格勒，于12月2日抵达莫斯科，当晚便与斯大林元帅举行了首次会谈。在接下来的八天逗留期间，两位抗德领袖又进行了多次会晤，终于签订了20年的法苏互助同盟条约。临别之时，斯大林元帅热情洋溢地对戴高乐说：“您尽管相信我！假使您，假如法国需要我们的话，即使仅剩最后一口汤，我们也要分着喝。”
这个条约当然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戴高乐并没有得到斯大林所承诺的支持。1945年2月3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时，斯大林竟坚决反对让法国在德国获得一个占领区并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获得一个席位；罗斯福当然支持他。
这个消息把戴高乐气坏了。2月5日，戴高乐通过广播，公开对他们发出警告：“法国对于自己没有同其他国家以同等权利参加讨论和表示同意的事情，当然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确信能够实现这些条件中的某些项目，因为在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地方的周围，有上亿人口紧密地团结在法国的旗帜下。”
这个警告的分量，大家都心里有数，因为戴高乐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而英国，不论出于感情还是自身利益，都必须支持法国恢复她大国的地位。美国也出于与苏联抗衡的需要，不得不正视现实。最后，雅尔塔会议终于确定，法国还是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并成为管制德国的第四个成员国、联合国大会的五个发起国之一。
光复巴黎仅半年就取得了这一系列重大成就，无疑地更增添了戴高乐的威望，也更使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但这时，法国政界上层中却出现了一股逆流。令戴高乐哭笑不得的是，尽管他自己每次出席会议，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发表讲演时，掌声会经久不息。但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计划却经常遭到抨击。虽然他本人免于非难，但他的部长们却不能幸免。国务部长莱尔·让纳内、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德芒东、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泰让、司法部长亨利·弗雷内，在咨询议会里都一一受到激烈的攻击，甚至遭到谩骂！戴高乐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情绪源于议员们对失去1940年前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仅成为纯粹的咨询角色的不满。他决定对这种不满寸步不让！3月19日，一个由各个政治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谒见戴高乐，要求他今后作出任何决定均不得违背咨询议会所陈述的观点。戴高乐以高傲的神情答复说：“只有人民才拥有最高权力。在人民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之前，我有责任去领导他们。”
代表们争辩说，他们是代表抗战运动的。因此，在合法政权产生之前，他们有资格表达人民的意志。
对此，戴高乐耐心地，然而是义正辞严凛不可犯地答复道：
你们受抗战运动各组织和党派的委托，当然有权发表你们的意见。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设立了咨询议会并指定你们为它的成员。你们向政府提问题，政府向你们作解释；你们并向政府提出建议，通过这些活动来参与政府工作。但是，我不同意超过这个范围。另外，请你们考虑，法国抗战运动大于各团体，而法国又大于抗战运动。所以我是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个派别的名义，不论这个派别多么重要。在下届大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但这时，他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伙人内心并不认为，只有他戴高乐才能“对国家负责”了。
19 “我必须告退”
法国一位古代哲人曾说过这么一句格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点。
欧洲一些较为强大一点的民族，都曾以他们的行为证实过这句格言。1945年7月25日，处理战后事宜的波茨坦会议还没结束，英国人突然抛弃了他们的战时首相、著名的反法西斯斗士丘吉尔，让全世界为之震惊；而法国人，也正打算这样做。5月20日，前总理莱昂·勃鲁姆在演说中公开宣布：“谁也无权要求执政，但我们自己却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