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确实已受到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的独裁（这只能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独裁）的威胁……
那么，好！共和国决不退却。
这一次，将军的口才和个人魅力真的发挥了作用，当然也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发挥了作用。在波旁宫里，代表们自发地唱起了雄壮的马塞曲。在协和广场，开始聚集了自危机爆发以来人数最多的群众。到下午6点钟人数已超过了百万，至少是最浩大的示威活动的两倍。这是一次戴高乐派显示力量的集会，也是一个过去害怕而现在有了勇气的老百姓的集会。他们中有巴黎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子女，有前法属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有印度支那或朝鲜战场的老战士，有在北非及一战中打过仗的老兵和解放运动的战友，还有不少原来不敢明确表态的学生。此外，还有工人、非洲人，人群有如一股洪流，很快就完全淹没了巴黎的一些主要街道。
事后一些专家对将军的突然出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戴高乐的真正动机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事件的重演。因为国家和合法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还有最后一招是他代表国家，也代表合法的政权，他到了哪里，合法的政权也到了哪里。如果他不在时爱丽舍宫遭到占领，他就可以以强大的法国军队作后盾，在东部边境建立政府；否则就回来粉碎革命运动。
结果都一样。他又一次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胜利。
7 光辉的篇章
“六八风暴”虽然他赢得了最后胜利，但这事件本身却大大伤害了这位老人的自尊心，伤害了他为民族奋斗的感情。尽管他过去也并不认为国家、民族仅仅是人的总和，这次对法国人的失望却使他寒心。24日的讲演失败后，他曾愤怒地骂道：“法国人是一群牲口！真的是一群牲口！”当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不敢作声。事件过后，他也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国内事务的忽略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而且，接踵而来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8月华沙条约国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关于国际事务的宏大计划，法国在两大阵营之间充当仲裁人的设想，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成功——当时谁也无法预估法国向美国霸权挑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也使他有点心灰意冷。虽然他口里不承认，内心却已感到自己是老了，力不从心了。他已经78岁，他还得留五六年时间写第二次执政时期的回忆录；他不能容忍自己不顾自然规律的制约留恋权势，最后落个贝当元帅一样的下场。因而，他私下决定，再为国家干两件事，然后退休。
第一件事是搞好议会选举。这可以表明他的政府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拥护的。这件事他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投票者占全部选民的80%，戴高乐派得到了46%的选票，比过去增加了170万张，因而取得了压倒多数的优势。其他党派则大受挫折，共产党失去60万张选票，左翼联盟也失去了差不多同等张数。第二轮投票后，在议会的席位分配中，戴高乐派占346席，其他党派加在一起也仅占了117席。这结果表明，他制订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和依照这个宪法产生的政体的地位是空前稳固了。
第二件事，是他正醉心的在法国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构想。他自认为这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和个人事业中最后的光辉篇章。
这就是戴高乐的劳资合作设想。
在戴高乐的内心深处，他始终相信共产主义的潮流将席卷全世界。共产主义在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国度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产生了把法国保持在共产主义主流之内的愿望。但是这个共产主义必须是戴高乐式的共产主义。1961年底，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说了句很有征兆性的话：“我本人将给法国带来共产主义，为的是避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七年后，他的说法还是：“我们必须谴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它。我们必须谴责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合作。”他把共产主义明确地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列宁主义则是要把群众组织成为一个有纪律并有最终革命目标的组织，这就必须严加防范了。经过苦心研究，他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他声称自己找到了回答马克思所提问题的答案和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这就是“劳资结合”。在1968年6月7日接受电视台采访和9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他的“劳资结合”解释为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并参与企业管理。
早在1945年，戴高乐就创建了许多有工人参加的“工厂委员会”，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重新执政后，百忙中他并没有忘记这个早年的愿望。1959年1月7日，他制订了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法令，这个法令在文字上准予工人在雇用他们的公司的经营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后来在8月9日，又公布了一个法令，筹备使原先的决定得以实施的办法。但劳资双方对这个计划都不热心，到1965年，全国二万五千多家有关公司中只有六千来家建立了委员会。
实际上，在戴高乐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戴高乐的头两任总理德勃雷和蓬皮杜对整个计划都不热心。支持戴高乐的主要是左翼人士加比唐和路易·瓦隆。1965年，在与工厂主和工会谈判几个月之后，劳工部长起草了一个加强工厂委员会的温和的议案，尽管遭到企业主们的激烈反对，但经过128处修改之后仍获得了通过。当政府提出一个新议案，建议在税款方面对公司及他们的股东做出让步时，路易·瓦隆提出一项修正案：责成政府制订一项补充法案，保证工人有分享不断增益的利润的权利。这项修正案也获得了通过。但企业主们惟恐这样真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而法国三大主要工会之一的工人民主联合会，则同意老板们的意见——这也构成了引发“六八风暴”的一个因素——其结果是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关闭或开工不足的企业越来越多，整个工业界笼罩着一股恐慌气氛。
这一切更坚定了戴高乐要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大选获胜以后，他撤下了蓬皮杜——此人在任6年半，是四代法国人记忆中任总理职务时间最长的第一个——总理，请另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顾夫·德姆维尔组成了他的10年总统任期内的第三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有两名部长对戴高乐的计划特别感兴趣，一个是新任司法部长加比唐，另一个是国务部长让—马塞尔·让纳内。7月份，戴高乐就委派让纳内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了。
让纳内是个能干的国家公务员，他起草的改革方案不仅牵涉到商业和工业，法国各地区、各机关和大学，而且还牵涉到参议院的改革。在经济计划上，方案决定实行权力下放，并恢复各省由于法国革命而丧失的特殊性。法国各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都应该得到参加制订法律的权利。按戴高乐的意见，目前的法国参议院已不符合时代要求了。由于人口的变动，一些参议员代表3000人，而另一些议员代表的人数却是这个数字的100倍。同时，戴高乐还想让“从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代表进入参议院，从而使参议院更具广泛的代表性。这也是“合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而，好事多磨。让纳内主张最好在1968年的11月举行全民表决，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5月30日胜利后戴高乐所获得的威望以及戴派在大选中得到的压倒优势仍然记忆犹新，应该趁热打铁。同时，这样的大事也必须采用全民表决的方式，按戴高乐的说法是“法国人民自己必须同意进行合作，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合作得起来”。
戴高乐自己对全民表决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显示人民对他的广泛支持并从中汲取力量：它可以使他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而无须通过讨厌的代表之类的中间人；它还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变成“是”和“否”两个简单的字眼。在他当政的10年中，他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四次全民表决。第一次是1958年表决通过新宪法，第二次是1961年表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第三次是1962年表决阿尔及利亚独立，第四次也是1962年，是关于总统是否应由普选产生的问题。这四次表决都没让他失望。所以，第五次他也希望如此。
但在内心里，戴高乐却又有隐忧。他现在对法国人开始失望。他的打算是，他还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法国人听他的，他就坚持干到1969年79岁的生日，争取把新的社会秩序作为他留给法国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如果法国人不听他的，自甘堕落，他就退休，用另一种即写回忆录的方式为祖国效最后一次劳。他把全民表决的时间定在11月初开始辩论，1969年1月中旬最后投票。
但总理顾夫·德姆维尔希望推迟一点，好让他有时间处理紧急的教育和财政问题。11月的金融危机，则又一次打乱了表决的进程。同时，他身边的人也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怀疑和悲观情绪。他们认为，谁也不需要这个“合作”，甚至连工人也不要，因为工联主义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竞争。
这些挫折动摇不了将军的决心。他劲头越来越大，他雄辩滔滔，力图用满腔热忱来感染他周围的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极权主义的，过时了的共产主义”同“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之间，必须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他将指出这条道路是什么。
热心的加比唐敦促他加油干。他说：“我的将军，别害怕同工业家发生公开的冲突。资本家要同你斗争，越斗越好嘛，他们的反对将使民情沸腾，转而支持你的意见，你要依靠法国的左翼群众，真正的戴高乐主义就要开始了。”
1969年2月19日，部长会议决定表决将在4月27日举行。政府将在4月3日国民议会召开春季会议时向总统正式提出必要的措施。第二天，将发表改革议案全文。正式的公民投票将从4月14日开始，其中包括提供在广播电台发表赞成或反对意见的便利。
在最后时刻，一场新的社会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位老人改革社会的信心。3月11日，工会发动了一场总罢工，使全国许多地方陷入了瘫痪。部长们愁眉苦脸，要求总统立即放弃他的全部计划。接着，《费加罗报》发表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异常精确地预示出：53%的选民打算反对，只有47%的人准备投赞成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