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认证协会主席米洛·葛若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政府的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的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是我们作出判断的眼睛。”
WTO是以规则来约束和规范的，是靠信用保障来保障和运行的。因此加入WTO，要求必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其中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信用是尤其重要的。
一、wTO需要良好的政府信用。
中国加入WTO，的确给中国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然而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这种现实在于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就要融入世界经济既定的游戏规则，规则很多，但有一条是始终贯穿其中的，那就是诚信。
加入WTO与政府信用体系建设。
WTO是以规则来约束和规范的，是靠信用来保障和运行的。因此加入WTO，要求必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其中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信用是尤其重要的。当前，加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样几个关系问题：
1．信用危机与制度危机。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与这种过渡性相伴而来的，是由于信用缺失导致的市场经济秩序问题。其信用问题的严重性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以至于可以用“危机”来形容。那么，到底如何认识当前的信用危机？应当看到，现在表现的是信用危机，但实质上是制度危机，是制度的缺损导致信用的缺损。很多反映在信用层面的问题，都与体制转轨和制度的不完善联系在一起。比如，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经营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不足，对包括信用在内的企业资产缺少关切动力，从而失去对企业信用资产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产权这一内在约束力，企业往往以失信为代价去追求短期利益。
2．企业信用与政府信用。
企业信用是最具约束力的基础信用形式，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中，企业信用具有突出重要意义。当前，企业信用方面的问题已经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并严重威胁到市场经济体制。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止2000年底，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有62656户，贷款本息5792亿元，其中经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有逃废债行为的企业有32140户，占51．2％，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贷款本息的31．96％。可见，问题已相当严峻。
企业的信用问题固然很严重，但在这些问题的背后也有着深层的原因，其中政府信用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现在有一种倾向，把信用问题更多地看成企业问题，实际上，企业信用与政府信用是密切关联的。在有些情况下，企业信用缺失往往是由于政府信用的缺失造成的。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政府朝令夕改，直接导致企业的“见异思迁”，等于是政府的信用缺失形成企业的信用过失。
3．信用缺失与信用环境。
现在人们强调较多的是信用缺失的问题，但是忽视了信用环境的问题。事实上，诚信是以诚信为条件的。当社会整体信用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不可能要求个别企业信用水平超凡脱俗，如果是那样，那么这个企业反倒成了另类。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了中国第一骗税案，其中有一个桂光企业的老总的自白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大家都在骗，你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因此，缺乏环境供给，必然会导致信用的普遍缺失。
与此相关的有一个现象要引起注意，就是现在出现的信用问题，有很多情况是一种“信用报复”的结果，也就是当一个企业受骗以后，在得不到公正的补偿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选择“以牙还牙”的手段来回报，甚至采取加倍报复措施，如此恶性循环，加重了信用环境的严重性。
4．信用标准与信用歧视。
何为信用？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和规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多元化标准，也不能有“中国特色”。但是，也要注意不能搞信用歧视，由此形成某种信用壁垒。这一问题大到国家间，小到地区间都存在。如国家间的，美国随意确定“无赖国家”，动不动就对别人施用“301条款”，这都是一种信用歧视行为。地区间的，如搞产品封锁、市场封锁甚至信用封锁，把个别地区信用的问题扩大化、普遍化，升级为对整个地区的信用问题，由此人为地进行“信用排斥”。
要看到，市场经济的发育有一个过程，同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的建设也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市场经济国家也都走过这一过程，不能因为自己已经越过了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发展的这一阶段，就反过来苛刻地要求别人，甚至设置“信用壁垒”。现在要注意一种倾向，就是对西方的“信用崇拜”，过于迷信西方的会计信用、审计信用、工程信用等。其实也不完全如此，最近，世界著名的安达信咨询公司在安然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足以说明问题。事实上，西方的企业发展也不都是信用的结果，一部资本发展史同样也是充满欺诈的历史。
还应看到，信用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随着社会发展，信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为自己信用已经完美无缺，都有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不过，转轨国家面临信用重建的现实，这也是不能回避的，由此要为之付出更加倍的努力和更沉重的代价。
5．信用建设中的自律与他律。
在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信用体系和信用规范仅靠自律信用是有限的，没有强有力的他律是难以为之的。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其信用体系的建设没有自发形成的，都存在一个与传统思维、传统习惯强烈的碰撞，从而走上市场规范的道路。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对自然经济的反动，是对传统经济的革命。
对像我们这样的转轨国家而言，其体制与观念上的碰撞尤为突出，因为原来的信用观念和信用基础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计划思维支配下，对市场是排斥的，认为资本是“肮脏”的，竞争是“不当”的，投机是“犯罪”的。而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天经地义的。再比如，传统观念讲：君子言义，小人言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成为“大公无私”；而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逐利原则，没有利益的驱动，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动力基础。所谓信用重建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信用体系，这是转轨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长期的任务。
显然，要完成这一任务，靠市场的自发、靠企业的自为、靠主体的自律，其信用都是十分有限的，还要有强有力的法律来支持。最突出的就是一整套法律体系的建立。
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体系，不断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这是我们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文化基础、道德基础和法制基础。脱离这些基础条件，信用体系建设就无从谈起。
加入WTO对政府信用的要求。
WTO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其全部运作规则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又是契约经济，通过契约--合同使各市场主体据以财产转移和交换，而契约经济的关键是必须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WTO对各成员方政府要求必须遵循以下四个方面的信用原则：
1．必须坚持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取向。
wTO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其全部运行规则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其目标、宗旨的内核是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市场经济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它源于商品经济，而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在近代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在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对究竟以什么方式来配置社会资源，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制度规范进行了曲折的探索。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将是以计划为基础，还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分界，使一个原本属于经济范畴的问题政治化，变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分歧，以至成为半个世纪东西方冷战的一个重要部分。到了20世纪末，人们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拥有的最具效率和活力的运行机制和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合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繁荣进步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的特殊规定，它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是当今世界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共同成果。正因为有了这种共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正因为有了共同的体制基础，WTO才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性的国际贸易体制。
市场经济与市场发育程度联系在一起，与商品交换的领域范围联系在一起。在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古代和中世纪，商品流通范围主要是城邦和诸侯领地，那时对市场的规则要求，是以约束城邦和诸侯领地内的商品交换行为为内容。随着政治上欧洲各国的统一和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了实现本国经济的流通，促进一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市场调节的范围扩大到国家的整个领域，规范市场行为的各种法律、法规应运而生，形成了国家概念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国际贸易交往的急剧扩展乃至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从一国一地扩展到全世界，只要是国际间投资和国际间贸易渗透到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承认与否，已在运用全球市场化的力量来配置社会资源，已参与到世界范围的市场化过程中。在经济发展和交往已冲破疆域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有一套能规范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体制及运行规则，并有一个具有国际权威性、能保证这种体制和规则得以有效运行的组织机构。WTO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潮流，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市场经济力量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
WTO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例如，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通过契约（合同）使各市场主体据以财产转移和交换，而契约经济的关键是必须遵循自愿、平等、诚实信用，并以法律确认和保障。从GATT到WTO，各成员方达成了众多的协议、协定，也是本着自愿、平等协商的方式形成的国际性契约，并将其上升为国际性法律。尽管GATT/WTO的协议协定与市场交换具体财产的转移和交换不同，它所规范的是如何更好实现国际范围内财产的转移和交换，但本质精神是与契约经济的精神是一致的。再如，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的经济，要求各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尽管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事实上难以平等，但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市场竞争的规则是平等的。WTO所追求的目标中，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公平竞争是一个基本目标。如非歧视原则、互惠互利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反补贴、反倾销、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保障条款等等，都反映了追求公平和平等的价值观。尽管由于国家大小强弱的悬殊，在WTO中所处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形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但WTO的每个成员在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中，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又如，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WTO是致力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超越国界的、开放的、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全球性大市场。WTO关于开放市场的要求，都是为了打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促进全球开放贸易体制的形成，实现最大限度的国际性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大流动，并进而推进全球市场化的进程。
尽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各个市场主体内在利益的驱动，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以及市场信号反应迟滞等原因，市场机制也有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即“市场失灵”。即使在一主权国家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下，仍难避免发生“市场失灵”的问题。在跨越主权国家的国际性市场中，市场调节的“失灵”问题则更为突出。WTO正是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尽管与主权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不一样，但WTO内在的许多原则和机制，加之WTO负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协调行动，对于避免全球性的“市场失灵”，避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既然WTO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国际性贸易组织，它要求其成员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很难想像，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能很好地履行WTO的运行规则。计划经济体制只能是一种封闭循环的体制，决不是开放型的经济体制。任何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无论其计划手段和技术如何高超，它能“计划”的只能是本国的资源，而不可能对国际资源进行“计划”。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与WTO所设置的体制框架无法接轨。只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参与国际分工、贸易合作的国家才能全面地与WTO接轨。
为了保证加入WTO的成员能与本组织的宗旨、原则相协调，WTO对新申请“入世”的成员在申请程序中专门设计了一个“体制审查”这一必经程序，须对申请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审查。在所有加入WTO的成员方中，中国在体制审查阶段的时间最长，达6年之久。中国加入WTO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龙永图曾介绍说，开始时中国代表团感到最难谈的问题就是：既要说明中国不搞市场经济体制，而又能遵守GATI的各项游戏规则。不论你如何辩解，但别人总不能相信和接受。还是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及其后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旷日持久的体制审查阶段才告结束。由此可见，坚持市场化的体制取向，是与WTO接轨的基本要求。
2．必须致力于推进贸易自由化。
WTO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求各成员国和地区相互开放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一原则既体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也大大加快全球经济贸易融为一体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