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旧时代，耕种者全是佃农，可以随意退租。他们基本上全是奴隶，但是比之古希腊、古罗马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隶来，他们被奴役的程度要小一些。与其说他们隶属于主人，不如说隶属于土地，因为他们可以和土地一起被出卖。一般而言，他们不能单独被出卖，如果征得主人的同意，他们还可以结婚，而且没有人可以拆散他们的姻缘，主人也不可以，因为他没有权利将他们夫妇卖给不同的人。奴隶主残害或杀害了奴隶，是要受处分的，但也不过是小小惩罚。
尽管如此，奴隶仍是不能蓄积财产的。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主人，主人可以随时夺去。因此，奴隶从事的垦植及对土地的改良，实质上都是由主人负担费用进行的，例如种子、牲畜、农具，全是主人提供的。自然，改良的收益也归主人所有。这些奴隶，除了生存必需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说，土地被地主占有、由农奴耕作。这样的奴隶制度，如今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德意志等国，仍然存在。只有欧洲西部及西南部完全废除了这种制度。
对土地的大改良，既然无法寄希望于大地主，那么，就更不用说寄希望于耕作的奴隶了。
我有理由相信，依据历史及个人的经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表面上看来，奴隶劳动只需要维持他们基本生存的费用就够了，似乎不需要付出更多；但通彻地合算起来，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所有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人，当他劳而无获时，他还会关心什么呢？除了吃饭时希望食物多一些，工作时希望事情少一些外，他对生活还有什么祈求呢？他工作，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就行了，要想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除了强迫，别无他法，因为他本身是绝对不会自愿的。
普林尼和科拉麦拉都著书说，在奴隶制度下，古意大利的谷物耕种事业非常衰弱，非常不利于奴隶主。同样，在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古希腊，耕种事业也没有多大进步。因此，当他论及柏拉图理想国时说：要养活护卫那理想国所必要的5000个战士及其妻仆，需要有极大一片像巴比伦平原那样丰美肥沃的土地才行。
人类大都有好胜之心，常以统治下等人为荣，而以俯就下等人为耻。因此，在法律及工作性质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一定愿意选用奴隶而不是自由人。
栽种蔗糖与烟草，能够提供一定的费用，这些用于奴隶耕作。耕种谷物目前好像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英国殖民地的主要产物为谷物，耕种者大部分都是自由人。
最近，本雪文尼亚人决议释放黑奴，但我推测他们所占有的黑奴数量一定不多，否则，他们决不会赞成释放，因为奴隶是他们的大部分财产。
英国殖民地有些地方的主要产物是蔗糖，由奴隶担任全部工作；有些地方的主要产物是烟草，亦由奴隶担任大部分工作。在欧美两洲，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根本没有什么耕种事业可以与之相比。就利润进行比较，栽种烟草大于栽种谷物，小于栽种甘蔗。烟草与甘蔗的耕种都能提供奴隶耕作的费用，但栽种甘蔗比栽种烟草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费用。因此，与白种人数目相比，甘蔗区域的黑奴数目要远远大于烟草区域的黑奴数。
继古代耕作奴隶之后，逐渐出现了一种农民，这种农民在今天的法兰西被称作对分佃农，也叫做分益隶农。但在英格兰，因为这种制度早已废止，我不知道相应的英文叫做什么。在这制度下，地主供给耕作所需的全部资本，包括种子、牲畜、农具。农民离开或被驱逐时，这资本必须归还地主。出产物在除去耕作成本之后，其余就由地主与佃农均分。
在对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费用，仍由地主提供，这一点与奴隶耕作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的本质差别在于：对分佃耕制下的农民具有分享财物的自由，他们可以占有财产，可以部分享有土地生产物。他所能占有的部分随生产总额的增大而增加。显而易见，他们的利益取决于自身的生产量。而奴隶则相反，除了维持生活，他们没有占有财产的权利，没有分享成果的希望，自然只图自己舒服，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劳作，没有土地生产物多多益善的观念。
欧洲大部分的奴隶耕作制度得以逐渐消灭，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分佃耕制对地主有利，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君主嫉恨大地主，从而鼓动农奴造反，去争取他们应该占有财产的权利。这些掌权者，包括君主和大地主，终于看清奴隶耕作制的种种不利因素，最后决定废除它。
这样一次巨大的变革，发生在何时，如何发生，持续多久，由谁发起，从何地开始，在近代历史上已无从稽考。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早在12世纪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罗马教皇就发出了释放奴隶的训谕。罗马教会因此常自夸其废除奴隶制的功绩。但是这训谕看上去似乎更像是个形式而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不遵守此训谕者，并不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在此训谕公布之后几百年，奴隶制依然存在。
最后，因为上述那两种地主与君主的利害关系的共同作用，才逐渐把奴隶制废除。一个已被释放的奴隶，又允许他继续保用土地，但他自己却没有任何资本，只好向地主借贷，才能实现耕作土地的愿望。所以，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成为今天法兰西所谓的对分佃农。
与奴隶耕作制相似，在对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大可能获得很大的改良。教会抽取的什一税，只不过占去生产物的1/10，尚且对改良土地造成大的障碍。地主抽取生产物的一半，则一定会极大阻碍土地的改良。
地主不劳而获，轻轻松松就可享受土地生产物的一半，所剩可以留给对分佃农享有的，自然就相当有限。要在这有限的部分中再有所节省，更是难上加难的事。对分佃农决然不会拿这极有限的节余来作改良土地之用。如果说，尽可能地利用地主提供的资本，从土地尽量获取最大量的生产物，是对分佃农所愿意的，那么，要是将自有资本与地主资本混合去改良土地，则绝对不是对分佃农的意愿。
据说，法兰西有5/6的土地，仍是由对分佃农耕作的。但是农民常常用主人的牲畜来拖车而不用来耕田，因此遭到地主的指责。因为拖车的利润是完全属于农民的，而耕田的利润却要与地主平分。在苏格兰，有的地方仍然残留着这种被称作“由地主借给种子农具”的佃户。这种佃农，大概与下文提到的两位人物所指的佃农是一类的。大贵族吉尔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说过，英格兰古代的佃农，与其说是农户，不如说是地主的属役。
真正的农民是继对分佃农后兴起的。他们用自己的资本耕田，但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地租给地主。这种农民租田的租期是有一定期限的，因此他们有时会想到，投入一定资本用于改良土地，对自己应该是有益的。他们期望，在租期来临之前，可以收回投入的资本，而剩余的利润就完全属于自己了。
不过，同欧洲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种农民的借地权，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极不可靠的。土地更换了新的地主，他们要驱赶农民，就算租期未满，也不算非法。地主违法，使用暴力手段驱逐农民，农民提起诉讼要求获取赔偿，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农民并不一定能获得原来的土地，他们通常只能获得损失的赔偿，而且所得的赔偿与所受的损失一般是不相等的。所以说这诉讼章程，是极不完善的。
在英格兰，最晚于亨利七世十四年，才制定改佃诉讼法。改佃诉讼法规定，佃农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并恢复借地权。这种要求，可以分几次审问而审结。改佃诉讼法是非常有利于执行的。例如有地主要起诉对土地的占有，他通常不用地主或是自身的名义，按权利令状起诉，而常常改用他的佃农名义，按退佃合状起诉。因此，在英格兰，佃户的安全与地主的安全是相等的。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而言，英格兰算是很尊重耕农的一个国家。
另外，英格兰规定，每年纳租40先令以上，即可拥有终身租地权，并可作为终身保有的不动产，还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耕农大部分都有这种终身不动产，从而政治上的势力也不小，所以地主都不敢轻视他们。我认为，除了英格兰，在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佃农，会在未订立租地权约之前，就出资建筑仓库，而不担心被地主抢夺去。这种十分有利于农民的法律，促进了现代英格兰的发展，比起所有为商业而定立的夸大条例，它所起的作用要伟大光荣得多。
据我所知，保障最长租期，使其不被各种继承人所妨碍，这种法律是英国所特有的，并在1449年，由詹姆士二世传到了苏格兰。但在当时，限嗣继承财产的承继人，往往不允许出租田地达1年以上，因此这法律未能尽量广布润泽。最近国会立了新法补救，但这种束缚仍然太过严厉。另外在苏格兰，租地人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从而不像英格兰佃农那样，受到地主极大的重视。
古代，农民对于地主，除了纳租，还须提供各种劳役。只要地主需要，
就得随命随到。图为米勒名画《拾穗者》。
当然，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也有相应的措施，用以保障佃农的权利，使其不受土地承继人和购买人的侵害，但遗憾的是，这种权利的保障期限太短促了，不足以鼓励佃农进行各种最重要的改良。比如，法兰西最初规定的租期为9年，后来才延长至27年，仍嫌太短。大家知道，古代欧洲各地的地主，原本都是立法家，所以土地法都是为他们地主的利益所设想打算的。他们的看法是，为了地主的利益，不应长期出租土地，以致于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价值。贪心而不公道，必定鼠目寸光。他们一定不会想到，这种规定会妨碍改良，结果必然妨碍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
古代农民除了向地主缴租，还要提供各种劳役。这种劳役，既不在租约内明确提出，又没有任何确切的规定，完全取决于地主的个人需要，他一开口，就必须随叫随到。这样毫无节制的劳役，带给佃农无穷的痛苦。苏格兰最近废止了一切全无规定的劳役，不久之后，国内农民的生活状况就得到了改善。
除了遭受地主的私役之外，农民还要遭受政府的公役，而且同样横暴。例如建筑修补公路（我推测，各处尚未废除这种劳役，只不过横暴的程度不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当地农民还有为过境的军队或官员提供车马粮食的义务，虽然有代价，但完全取决于食物征发官。在欧洲各君主国中，我想，只有英国一国，完全解除了食物征发对农民的压迫。在法国和德国仍尚未消除。
此外，农民还要负担纳税义务，和劳役义务一样，这也是不规则和横暴的。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佃农征收贡税，法国今天的贡税就是古代君王苛税的实例。而那些贵族对此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尽管他们并不愿意用金钱帮助君主，可是他们没有看出，这种苛税最终必将大幅地减少他们自身的收益。
贡税是基于假设的农民利润的一种税，它是依据农民投入在土地上的资本估算的。自然，农民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只好尽可能地装穷，其结果是，他投入耕作的资本必然减至最低限度。更不要说改良土地的资本，那当然以减少到零为宜。就算农民手中积蓄了一点资本，但因为要缴贡税，而不愿投入到土地上来。事实上，贡税基本上等同于禁止农民将积蓄投资于土地。
还有就是，缴纳这种赋税的人，人们会认为他的身份是比较低的。他不但不能与乡绅平起平坐，也不能与市民相提并论。而租借别人土地者，必须要缴纳这种贡税。不管是绅士还是有产的市民，没有人甘愿忍受这样的耻辱。因此，施行这种贡税的结果，就是使一切资本，包括土地方面蓄积起来的资本，都不会投资于土地改良。英格兰以前的1/10税和1/15税，就其对土地的影响来说，与贡税基本上性质相同。
所有这些政策，如果要求耕者来改良土地，简直不可能。他们虽然受法律保障，并且有自由和安全，但是却没有处于改良土地的有利地位。农民与地主，正如借资经商与自有资经商者，诚然，不管是哪种资本，如果他们慎重行事，就可增进他们的财富。但是请注意，借资经商者要抽取一大部分利润偿还借款的利息，所以其财富的增进，要比自有资经商者迟缓许多。另外，即使行为一样慎重，农民耕地的改良也要比地主来得迟缓。原因在于，农民须将生产物的大部分缴作地租，而地主却可将这部分用来改良土地。
不仅如此，农民的地位远远低于地主。例如欧洲大部分地方，认为农民是下等公民，其地位甚至不如有些小商人和技师。还有比此更甚的是，在全欧洲各地，普遍将农民看得低于大商人和大制造商。世上没有几个大富豪，甘愿舍弃优越的地位，而与下等阶层人民一起。因此，即使是今天，欧洲其他行业的资本，仍很少会转到农业上来，作土地改良之用。
与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英国有较多资本转到农业上来改良土地，但即使如此，英国许多用于农业上的大资本，都是从农业中积累的（农业在所有职业中，财富的蓄积是最缓慢的）。尽管这样，大家知道，在所有国家里，最能改良土地的，首先是小地主，其次是富农，最后是大农。在欧洲君主国中，英格兰更是如此。另外，荷兰共和国及瑞士伯尔尼共和国的农民地位亦不亚于英格兰农民。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古代欧洲的政策，不利于改良与开垦土地，不论进行此活动者是地主还是农民。例如，欧洲各地都规定，未经特许，一律禁止谷物输出；内地限制各种农产物包括谷物的贸易，并且禁止垄断、禁止零售、禁止屯积等。这些荒谬的做法，是为了确立集市市场的特权。我之前提到，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处于世界最大帝国的中心，然而由于禁止谷物输出和奖励外国谷物输入，其农耕的进展，亦不免受到诸多阻碍。至于其他国家，土地没有那样肥沃，位置没有那样有利，很难想象，由于限制谷物的内地贸易和禁止谷物输出，其耕作事业会受到何种程度的阻碍。
链接
消费者价格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