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又言：“至其屯田一事，与修边御苗错举，皆于十年蒇事。其始不无广占民田，以权利害轻重。及事定民争复业，屡有讼言，于是议者人异词。今独载鼐上巡抚高杞书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兵卫民，民实屯。有村堡以资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维，迩者贵州巡抚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请陈利害情形而效其说。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其营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师后，苗云扰波溃如故。维时鼐竭心筹之，无出碉堡为上，遂募丁壮子弟数千，以与匪苗从事。来痛击，去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而后苗锐挫望绝，薪烬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载（乾隆五十九及六十两年），用兵以来（苗乱奏报以六十年正月为始，湖南本省用兵乃先一年已起），已糜帑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虞，则目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于始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佚[逸]于终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千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而后边无余隙，各环苗境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兵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赡。在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即后路同资屏藩，亦乐损有余以补不足（此所以谓之均田，始本民愿，后有讼言，不为主者罪）。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则其亲族，而距边稍远者，则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土民杂处者，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为无赖，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稽之古效则如彼，筹之今势则如此，惟[唯]执事裁之。’其坚持定议者大指盖如此也。”
以上为善后之根本。高杞任湖南巡抚，在嘉庆七年至八年，时办屯已有效。以丁御苗，以屯养丁，兴屯之田，视需丁之数而定，均之于民户，而计其所养之丁，仍为各户子弟亲族。又有但输屯租，不以田别授者。后来首祸已弭，民思故业，不免兴讼，遂于鼐有间言。当其初不费国家给养，而得节制精劲之兵，功成之后，民有缺望，国家当设法代弥之，而反为任事者之谤议，较之福康安之泥沙帑项，师亦无功，徒得封拜，何可比也。
《传》又言：“积久制益密，田益辟，则又有出前议外者。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赒恤，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田，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于五年陈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陈经久八事，十二年复陈未尽七事。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故约官与兵民曰：‘无[毋]擅入苗砦[寨]，毋擅役苗夫。’约苗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靡财，毋挟枪矛寻睚眦以酿衅。’则永永不穷且变，遂同学校同考试，呜呼，其亦善深长思矣。”
以上为真善后。《先正事略》又详之云：“又以诗书礼乐，化其獉狉之气，请将乾、凤、永、保四厅县，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苗字号，外加中额一名。苗民益感奋。”李元度亦湘人，故《事略》亦得其详，然大致用魏氏说，稍补苴耳。当时收拾人心，以科举为最有力，新疆于清末行科举数次，遂与满、蒙、藏情态迥殊，苗疆善后，至此而攻其心矣。
《传》又言：“雍正间，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盖以经略督抚之权行之，故帖帖无异议。鼐区区守土吏，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龃龉拮据中，盖独为其难。即其始欲不借屯以养丁，继不长屯以安乌合数千众，其可得乎？后之君子设身以处之。综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加按察使衔。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边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给，门一木匦，诉者投满其中，夜归倒出阅之，黎明升堂剖决尽。兵民以专至，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权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复入觐，天子方将擢鼐巡抚湖南，而六月卒于官。事闻震悼，赠巡抚，赐祭葬，敕祀名宦祠，并许苗疆专祠。呜呼！捍大灾，御大患，有大功德于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状。嗣兵备道者桐城姚兴洁，招源纂《屯防志》《凤凰厅志》。志例当有传，乃传。”
以上略举兴屯之与所凭借，为三省安边，民得苏息。不当以事后之浮议为据。以平苗之人，而留苗疆去思，苗人德之如此。立苗疆专祠，较之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等祠，纯出于君主恩私者，其荣辱何如也！嗣子端弼幼，清《国史》作四岁。四岁嗣子主鼐后，故无碑状，则本无谀墓之文。魏源修《屯防志》及《凤凰厅志》，皆鼐立功所在，而屯防尤由鼐而成，《志》当有传故为传，更非有傅氏后人请托之，此诚地方人士之公论矣。
《啸亭杂录》谓：“福文襄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匪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岩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兴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傅厚庵鼐，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襄王倚重之，明参政亮因荐公为凤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翦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时宿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转战数旬，苗大败奔还其寨，公围之，苗民请降，公与之约曰：‘嗣后有阑入汉界者，檄诛不贷。’苗稽首惟[唯]命。公乃抚之曰：‘叛吾仇，降即吾子，忍不抚育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天子喜，擢公按察使。”
昭囗以宗室亲王，于福康安亦作此语，然其曰“养贼自重邀封拜”，则无是理。封拜则已封拜矣，又何用养苗民自重为？若不死，则久顿兵，必且无以见天下，其不进乃计无复之耳。
乾隆间辟新疆二万里，自是事实，然纯由天予，将帅无足称。余所谓“十全武功”，亦自乘富强之势耳。至征苗而亦于太上训政时告蒇，务与十全之语相配。其后十年，傅鼐成功，然后知平苗有表里二役。鼐之真实事迹为清代武事之足训于后世者，不可不知其详也。
第三节 嘉庆间兵事二——三省白莲教
三省白莲教之役，为清代第一次长期之内乱，旗军之不得力，亦显露于此。其乱象与明季末年相仿佛。众股迭发，不相统率，残破各处，不据城池。出没三省，大股人数动辄数万。事亦起于乾隆中叶以后，而大发作于内禅告成太上训政之日。盖吏治至乾隆朝而坏，内乱之缘，无不出于吏虐。康熙间崇奖清廉，大吏中有若汤斌、于成龙、张伯行、陈摈诸人为尤著。风声所树，为大吏者大率端谨。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高宗则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乱机已遍伏矣。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清水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于八月间起事，袭城戕吏，连陷旁邑，方据临清旧城夺新城，援军大集，擒伦于城中，凡一月而平。明年而白莲教事发河南鹿邑，遂为川、楚巨乱之嚆矢。
《圣武记》曰：“白莲教者，奸民假治病持斋为名，伪造经咒，惑众敛财，而安徽刘松为之首。乾隆四十年，刘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复分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徒传教，遍川、陕、湖北。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以煽动流伪。乾隆五十八年，事觉复捕获，各伏辜。王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惟[唯]刘之协远扬。是年，复迹于河南之扶沟，不获。
于是有旨大索。州县吏逐户搜缉，胥役乘虐，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时川、湖、粤、贵民，方以苗事困军兴，而无赖之徒，亦以严禁私盐、私铸失业。至是益仇官思乱，奸民乘机煽惑，于是发难于荆、襄、达州，骚淫于陕西而乱作。”
以上白莲教缘起。《东华录》不载，当出方略。《东华录》于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铺张内禅盛典。二十五日壬申，枝江、宜都白莲教聂杰人、刘鸣盛等纠众滋事，命惠龄剿之。惠龄，时湖北巡抚也。二月，擒聂杰人，而当阳白莲教林之华陷城戕官，命西安将军恒瑞率满兵二千往剿。三月初三日己酉，命乌鲁木齐都统永保往会剿。三月，襄阳白莲教姚之富与教首齐林妻王氏陷竹山、保康，施南之来凤亦陷，扰及四川酉阳。而恒瑞复竹山。四月丙子朔，命将郧县郧西责成陕甘督宜绵督属办理。竹溪至保康，责成永保、恒瑞。当阳、远安、东湖责成湖广总督毕沅。枝江、宜都责成惠龄、富志那。襄阳、谷城、均州、光化责成侍卫鄂辉等。来凤责成四川总督孙士毅。于是白莲教遍三省之交，三省大吏又益以北来禁旅尽赴军，声势浩然矣。未几，孙士毅且以剿来凤白莲教功晋男爵。又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以兵会。又散蒙古窃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助骑队。六月，永保复请调湖南苗疆兵二万移剿。前督湖广之福宁，已调任督川留办兵事，与荆州将军观成破白莲教于旗鼓寨，投出者二千余，诱坑之，而以阵斩报，加宫保，益坚附从顽抗计。大帅麕集，各顿兵避战，久无功。赏复头等侍卫明亮追襄阳白莲教，教众走河南唐县，官军劳顿，复请增调山东、直隶兵四千，简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九月，以和琳卒苗疆，诏明亮驰往湖南，遂受平苗封爵而返。十月，四川达州徐天德等激于胥役，与太平东乡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四川故有咽民，盖金川之役，永保之父温福以大学士督师，于乾隆三十八年，败殁于木果木，逃卒无归，与悍民以剽掠为生计，散处于川东北者也。官捕之急，遂合于教。又襄阳白莲教亦多入川，皆战斗如素习。孙士毅已卒，新川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陕西巡抚秦承恩，皆无敢掩之者。毕沅唯力请罢苗疆兵移剿。白莲教愈蔓延，所过则官军报捷蒙奖，实则白莲教本不坚留一地也。总兵大员，累有战死者。
二年正月，苗事报大定，额勒登保奏移荆州将军兴肇兵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兵二千余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率兵六千赴达州。白莲教又有王廷诏、李全诸股出没豫西。河南巡抚景安尤怯敌，其人和珅族孙，任用别有径窦，仁宗亲政后乃发之。在鄂境之姚之富、齐王氏亦入河南南阳，其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而豫西之教众则被清军追，又入陕，齐、姚各股又与合，清军尾追每后数日程，所突至无迎阻者，去则谓之扑灭，来则谓之滋扰，谓之蹂躏。四月，诏言“明季流寇横行，缘其时纪纲不整，朋党为奸，文恬武嬉，置民瘼于不问，以致坏事；方今吏治肃清，勤求民隐，每遇水旱偏灾，不惜多费帑金，蠲赈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应知感。邪匪不过乌合乱民，国家威棱远播，荒徼无不宾服。若内地乱民，纠众滋扰，不能立时殄灭，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云云。勤求民隐，实有此意；蠲赈兼施，实有此事，其不至为明之继者在此。至云吏治肃清，根本即为欺谩。白莲教之随机数年不能已，岂得与吏治并存。时太上训政，和珅当事，锢蔽聪明，矛盾不自觉也。同日即免受扰应山等五县额赋。后七日，又予达县等三州县难民三月口粮及修屋银。此皆恤民之可证者。后复常有其事，然未知实惠及民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