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人开始侵犯，桓公对诸侯们说：“请求救援被攻打的诸侯，如果答应，大国出战车二百辆及士兵两千人，小国出战车一百辆及士兵一千人。”诸侯各国都纷纷答应。齐国出一千辆战车，士兵先到达缘陵，而后联合诸侯各国作战，终于打败了狄人。狄人的战车、甲服及物资，由小国分享，邻近的大国，分割了狄人的郡县，但不践踏他们的国都。北方诸侯没来参战，桓公在召陵盟会南方诸侯，说：“狄人横行霸道，触犯了天子之命去攻伐小国，因为天子的缘故，为了敬奉天命，才下令救援被攻打的国家。北方诸侯不来参战，上违反了天子之命，下无礼于各个诸侯，我恳求各国攻打北方诸侯。”各诸侯纷纷答应。于是桓公便向北讨伐令支国，攻取了凫之山，拿下了孤竹国，阻止了山戎南侵。桓公看着管仲问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管仲回答说：“您要告诫诸侯为百姓储存粮食，诸侯兵力不足的，您将发兵相助。这样便可以对诸侯发号施令了。”于是桓公告诉诸侯，一定备足三年的粮食，如有余粮再其装备军队，军备不足的，就将情况告诉齐国，由齐国帮忙解决。这事已经落实。桓公又问管仲：“该做些什么了？”管仲回答说：“请您考察一下诸侯的君臣父子，然后就可以发号施令了。”桓公问道：“考察的办法是什么？”管仲说：“诸侯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效劳不准给予俸禄，士人、平民不准擅自休妻，不准修筑堤防，不准囤积粮食，不准封禁自然资源。考察一年，就可以开始处罚违命者了。”于是，桓公向诸侯公布命令，诸侯各国都答应了，而且照章执行。一年后，吴国人攻打城，桓公还没来得及通告各个诸侯，诸侯军队就纷纷赶来，等待桓公下令。桓公率领兵车千辆在边境与诸侯会合，国都的军队尚未到达，吴军就慌忙逃跑了，诸侯军队于是撤退归国。桓公回来后，问管仲说：“下一步该做什么了？”管仲说：“可以发号施令了。”号令说：“从今往后两年之内，如果嫡子不孝敬父母，不爱护兄弟，不尊重老人贤良，这三条当中若有一条做不到，可予以诛杀。诸侯大臣参与国事，如三年没有政绩，可予以处罚。君主有过失，大夫不劝谏，士人平民有善行，大夫不汇报，可予以处罚；士人平民若有因贤良孝悌而被官吏所知的，可予以奖赏。”桓公都采纳并实行了，邻近的诸侯没有不来请求事奉齐国的，总计为商议战事而会盟六次，为缔结友好而会盟三次，齐国享有昌盛达四十二年。
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税征敛，收取五十分之一。税赋收取按粮计算，视田亩征收，两年征一次税，上等年景征税十分之三，中等年景征税十分之二，下等年景征税十分之一，灾年不征税，等饥荒缓解后再征收。
桓公派鲍叔考察大臣中的行善者，派晏子考察非官吏和农民中的行善者，派高子考察工匠与商人中的行善者。由国子掌管刑狱事务，隰朋掌管东部各国事务，宾胥无掌管西部各国事务，弗郑掌管住宅建筑。凡是做官的人都在宫廷附近居住，凡是不做官的人和农民都在城门附近居住，而工匠和商人都在集市附近居住。每隔三十里设一个驿站，在那里积蓄所需物资，有专人负责管理。凡是诸侯与齐国有外交事务，在参与该事务的官吏中，要派专人用车为其运载行装；如果有人需要住宿，要派专人为其喂养马匹，要对来宾进行食宿接待。来宾与主事官员分别各持契券，到达本国后缴纳契费。如礼节操作不当，将按罪处罚。凡是平民百姓要向乡里交涉事务，官吏延迟不办，超过七天，要处以囚禁的惩罚；士人要交涉事务，官吏拖延不办，超过五天，要处以囚禁的惩罚；权贵子弟要交涉事务，官吏拖延不办，超过两天，要处以囚禁的惩罚。凡是县府的官吏推荐诸侯士人而意见正确，要视其贡献大小进行奖赏，即使推荐不当也不予治罪。又派鲍叔选拔大夫，能够勤勉国事，且有功无过，为上举；能够治理政事，土地广博而不荒废，不以诈巧之术受理诉讼案件，为次举；能够勤勉国事，有功也有过，虽治理政事却没有政绩，土地广博却多数荒废，以诈巧之术处理诉讼案件，此为下举。又派晏子选拔权贵子弟，出行不好张扬，居处不爱奢华，能够尊老爱幼，为上举；做到其中两条，为次举；做到其中一条，为下举。士人处事谨慎，尊敬长老官员，交道不失礼仪，能做到以上三条，为上举；做到其中两条，为次举；做到其中一条，为下举。农民勤勉耕作，孝顺父亲兄长，做事又好又多，能做到以上三条，为上举；做到其中两条，为次举；做到其中一条，为下举。又派高子选拔工匠商人，孝顺父亲兄长，奉养长辈老人，恭敬接受事务，能做到以上三条，为上举；做到其中两条，为次举；做到其中一条，为下举。又派国子按实情审断案件。三位大夫已经选拔完毕，命令各郡县执行。
管仲向桓公全面汇报了选拔情况，将被选中者推荐给桓公，到年终由君主予以任用。管仲告诉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从政者不治理政事又没有能力，土地广博却都荒废，以诈巧之术审断案件，凡有这三种过错的人，应治罪而不予赦免。”管仲告诉晏子说：“权贵子弟居处奢华，乱交狐朋狗友，好吃懒做，凡有这三种过错的人，应治罪而不予赦免。士人出入不定，不尊敬老人而赢利求富，凡有这三种过错的人，应治罪而不予赦免。农民出入不关照父兄，不勤勉劳作，不努力做事，凡有这三种过错的人，应治罪而不予赦免。”管仲告诉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关照父兄，接受事务不恭敬，违背老人而做事诡异，凡有这三种过错的人，应治罪而不予赦免。凡对父兄无过，被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当举荐，君主予以任用，做好事不奖赏，有过错不惩罚。如果官吏不举荐，就是失职。对父兄无过，而州里并不称赞的人，官吏也可举荐，由君主任用，如其做得好可对官吏进行上等奖赏，如其做不好则要处罚官吏。”桓公对国子说：“凡是贵贱的礼仪，在家要与父亲一起遵守，出行要与师长一起遵守，在上要与君主一起遵守。这三条，如果遇到侵害而不以死捍卫，或者遇到侵害而一无所知，则要治罪而不予赦免。审断案件时，如果拿人情与义理做交易，拿义理与爵禄做交易，以此得官获禄而无所收敛，也要治罪而不予赦免。”
活学活用
管子善于识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向齐桓公推荐人才上，而且从他对齐桓公的评价上也看出来。
据《管子·大匡》记载：
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齐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情愿，称病不出。
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何不出来做事呢？”
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助小白，我是不愿意的。”
召忽说：“你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向君王保证说你要死了，他就一定会把你免掉的。”
鲍叔说：“你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理由呢？”
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推辞工作、贪图安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你还是出来做事吧。”
召忽说：“我看小白一定不是继承君位的人。”
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致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劣，前途怎样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终将一事无成，不是你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
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去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意活着；更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毋庸置疑的责任。”
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顾忌个人的利益？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益，我死对齐国有害。”
鲍叔说：“那么我该怎么办？”
管仲说：“你去领命就是了。”
鲍叔允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
由此可见，管仲在小白还未就位之前就看出他将来未必没有成就。这一点上，管仲要比鲍叔、召忽更有远见。
到了小白继位成了齐桓公，经鲍叔谋划管仲安全由鲁国返回齐国。之前，齐国施伯对小白也有一番评价：“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施伯看不起齐桓公，认为齐桓公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也不一定懂得使用。正因为施伯的这番言论，鲁国国君才放心地让管仲返回了齐国，从而成就了齐桓公的春秋霸业。
比较施伯与管仲识人。施伯识人流于表面，只知齐桓公“惕而亟骄”，而不知齐桓公“有大虑”。而管仲识人则更全面，他曾说：“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管仲认为，齐桓公性急，非屡经挫折不能觉悟，但终有悔悟的一天。事实也证明，管仲对齐桓公的评价是对的。
“管仲识人”提醒我们，识人不能只流于表面，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妄下结论。从个人的主观偏见出发来识人，就难以全面地了解一个人。
这一点对于领导者尤为重要。在识别人才时，若以个人好恶作为选人的标准，合乎自己心意者就是人才，不合乎者就是庸才。那么，就容易出现溜须拍马者围在领导者左右，借以来迎合领导的趣味和喜好的情形。久而久之，领导者就会凭自己的意志来识别人才，对有好感的人委以重任；而对与自己保持距离、印象不深的人，即使有真才实学，恐怕也不会委以重任。这样，必将造成不良的后果。所以，选贤用能，必须抛开自己的好恶，以整体利益为重，以事实为根据，以实践为标准加以检验，如此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
唐高宗时，大臣卢承庆负责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
被考核的人中有一名粮草督运官，一次在运粮途中突遇暴风，粮食几乎全被吹走了。卢承庆便给这个运粮官以“监运损粮考中下”的鉴定。
谁知这位运粮官神态自然，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脚步轻盈地出了官府。卢承庆见此便认为这位运粮官有雅量，立刻召回他，随后将评语改为“非力所能及考中中”。
可是，这位运粮官仍然不喜不愧，也不感恩致谢。原来这位运粮官早先是在粮库混事儿的，对政绩根本不在意，做事本来就懈怠涣散，恰好粮草督办缺一名主管，暂时将他做了替补。谁料卢承庆本人正是感情用事之人，办事、为官没有原则，二人可谓“志趣、性格相投”。
于是，卢承庆大笔一挥，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上”。卢承庆凭自己的观感和情绪，便将一名官员的鉴定评语从六等升为一等，真可谓随心所欲。
智慧金言
像卢承庆这种凭着个人爱憎好恶、感情用事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反映下属的真实政绩，也失去了公正衡量下属的客观标准，势必产生“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的弊端。聪明的领导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