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君主，应当用厚德来庇护人民；作为臣下，应当用依靠来求得生存。作为君主，要衡量功绩而用足够的俸禄豢养臣下；作为臣下，要用恭敬的态度对待肩负的职事。施政要均衡，人民生产充裕，国家才能富足；按功劳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偏颇，下面就没有怨恨之心。名分正当职事分明，百姓就不会对治国之策产生困惑。治国之策，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因此，道德的确立在于君主，制度法令的传达在于宰相，职事功业的考核在于官吏，百姓的劳役总是等令而动的。因此，作为君主，没有比他的言语更加珍惜的了；作为臣下，没有比他的才力更加宝贵的了。君主下达言语之命，臣下尽其所能为君主效力，如此一来，君臣之道就完善了。所以，君主谋划，宰相执行；宰相谋划，官吏执行；官吏谋划，百姓服从劳役。再通过符节、印玺、典法、策籍进行测评，这些都是彰明公道、消灭奸伪的办法。
评定人才、衡量能力、考虑德行而提拔任用，这是君主的职责；专心致志，恪守本职，而不自夸功劳，这是臣下的职责。作为君主，若插手属下官吏的事务，那么官吏就不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作为臣下，如果犯上与君主共分专权，那么君主就会丧失权威。因此，懂得为君之道的君主，总是修正德行来治理百姓，而不讲求智能聪明。智能聪明，是臣下的职责，如何任用智能聪慧的人，则是为君之道，上面的人彰明其道，下面的人恪守其职，上下的分工职责不同，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备的整体。所以，知人善任的，是君主；事必躬亲的，是被役使的人。如果君主事必躬亲，就不可能完全公正，君主不公正，总是喜欢奖赏封赐，而不忍心使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治国没有法制，百姓就会拉帮结派相互勾结，玩弄巧诈图谋私利。法制如有常规，百姓就不会分帮结派而愿与君主齐心协力，竭诚效忠。因此不必讲求智能，也可使朝中事务得到治理，也可使国家灾患得到消除，这是因为任用了大臣的原因；不必讲求聪明，而贤良的人得以提拔，奸伪的人得以罢免，这是因为督察国事人多势众的缘故。
因此，作为君主，应当守住万物的根本，授予众人职事，选拔贤能，评定人才，依照法制对待使用他们。举用得到了人才，不费力气就可以治国理政，好处多多；官吏如果不能胜任，即使勤勉努力，事业也会一败涂地无可挽救。国家从不缺少能胜任工作的人，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足以知晓，英明的君主总能够洞悉能胜任职责的大臣。因此说，君主掌握了为君之道，贤能有才的人就会层出不穷，百姓就能得到治理，国家混乱的根源只在于君主自身而已。
因此说，君主自身是端正道德的基础，各级官吏如同耳目受这个根本的制约。君主以身作则，百姓就能被教化；道德得以端正，官吏就能被治理；治理官吏和教化百姓，其根本在于君主，君主不应苛求百姓。君上干涉臣下的事务叫做“矫”，臣下越权君上的事务叫做“胜”。君主行“矫”，是违背常理；臣下为“胜”，是大逆不道。国家如果出现违背事理和大逆不道的忤逆行为，身为君主就丧失了纲纪。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名分，叫做“理”；理顺而不失误，叫做“道”。道德确定了，百姓就有了正确的行为规范。
掌握了为君之道的君主，善于明确设定法制而不会因私阻碍它。而不懂为君之道的君主，总是已经确定了法制，却要抛弃法制而徇私舞弊。作为君主，如果抛弃法制而徇私舞弊，那么作为臣下就会假公济私，表面上是不违背公道，事实上则是不违背私道。借行公道而图谋私利，长此以往不被察觉，那么奸诈之心怎能不日积月累地膨胀呢？奸诈之心慢慢膨胀，严重时就会出现犯上作乱篡权轼君的祸患，一般情况下也会发生朋比为奸结党营私的混乱。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君主的威德没有确立，国家没有既定的常法。君主的威德不确立，那么连后宫嫔妃都能识察君主的意图；国家没有常法，那么大臣就敢欺凌君主的权势。大臣假借后宫嫔妃的亲君之便，来窥测君主的意图；后宫被宠幸的嫔妃则假借大臣的智谋，结交外国的权势。于是，就会发生君主废黜夫人、危害太子的事情，国内兵乱兴作，招致外敌人侵，这就是君主危亡的征兆。所以，行为君之道的君主，上有五官来统治人民，百姓就不敢逾越法制而任意胡为；下有五横来纠察百官，官吏就不敢摒弃法制而随心所欲。朝中有既定的制度和规范的礼仪，来尊崇君主，连衣饰衮冕都包含了法度，那么君主的尊位就能以法而确立了。君主依照法制而颁布命令。官吏奉命而执行职事，百姓顺服君上而形成风俗，久而久之便成为常规，违犯习俗背离教化的人，众人都会谴责他，这样君主就能安闲无忧了。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接受天子的命令，大夫接受君主的命令，儿子接受父母的命令，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弟弟服从兄长的命令，这是最合乎礼仪的。衡石统一称数，斗斛统一计量，丈量统一标准。武器统一型号，书籍统一文字，车辆统一规格，这是最符合规范的。众人服从而一人悖逆，众人正直而一人邪恶，这好似黑夜寻物而见到火光一样明显，奸邪虚伪的人将无处藏身，这就是先王能统一民心的缘故。所以，天子若有成绩，应归功于上天；诸侯若有成绩，应归功于天子；大夫若有成绩，应归功于君主；百姓若有成绩，应归功于父亲长辈。这就是道法的由来，是治国的根本。所以，每年过问一次政事的，是君主；四时考察工作的，是宰相；按月考核监督的，是官吏；劳作四肢、从事农耕、以待役使的，是平民百姓。对于平民百姓，应在父兄之间衡量其能力，在君臣大义方面听取其言论，官吏应据此评定其德行和能力并进行举荐。大夫只负责分内的事务，不干涉职权以外的事务，而宰相应制定出常行的规章制度，以便使官吏遵守。宰相总揽政要，众官谋士根据实情评定出好的举措，对于有疑问的，再请宰相进行匡正。而君主应拿出府库内的印玺符信等要件，据此对政要进行稽查考核，站在三尺台阶之上，面朝南方听取政要的汇报。因此，君主偶有闲暇，官吏胜任其职事，四时政令不乱，百姓恭敬奉君。这就是因为上面有法制，而下面有职事的缘故。
道，是生成人的生命的，不是人为可制造的，而圣王明君总是善于理解并遵循道的，因此他们治理百姓有常道，创造财富有常法。道。是万物的枢要，作为君主，掌握了这个枢要并以其治国，下面即使有奸恶虚伪之心，也不敢乱国弑君。道是虚幻而无形的，人有则道通，人无则道塞，没有道就无法治理人民，没有道就无法创造财富。人民得到治理，财富创造出来，福利应归于君主，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以道法为重而以国家轻。统治一个国家，实际上是君道在统治；称王全天下，实际上是王道在统治；大到称王天下，小到统治一国，都是因为有道。因此，君主所喜好的就能从人民那里得到，所厌恶的就能从人民那里消除。所喜爱的能从人民那里得到，因而贤才能得到任用；所憎恶的能从人民那里消除，因而奸伪能被觉察，就如同冶炼对于金属、制陶对于黏土，怎样制造全在工匠一样。
所以，将要施以恩惠，恩惠太大钱财就不能供应；将要严厉惩罚，惩罚太重刑律就不能震慑。威严而不能震慑，惠厚而不能供应，就名不符实了。对有成绩的人不拖延封赏，百姓就不会将利益占为己有；对有过失的人不拖延惩罚，百姓就不会怨恨刑罚严酷。赏罚制度，不要超越百姓应得的限度，这样人民就能亲附君上，就像天下雨一样，天降一尺的雨，庄稼就能生长一尺。
因此，授予别人官职的而自身不任官，分配别人职事的自身不涉事，特立独行而无人考核，这是君主的地位，先王拥有天下，人民把他的恩德比作神明，这是因为先王善于听取人民的意见。对于人民的意见，偏听偏信就会愚蠢，全面听取就能圣明，即使有商汤和周武王一样的德行，还是要全面听取人民的意见。因此，明君顺应民心，安抚性情，做事总是从民众所需出发。因此法令发布则不受阻碍，刑律设定则不会常用。先王善于与人民融为一体，与人民融为一体才能以国家守卫国、以人民守卫人民。如此一来，百姓就不会胡作非为了。
即使是明君，百步之外也听不到，隔墙窥视也看不见。之所以被称做明君，是因为他善用臣下，臣下也愿意奉献忠心。以诚信回报诚信，以善良回报善良，四海之内就可以得到治理了。因此，明君举用臣下，对他的短处和长处全部了解，知道他能力的最高限度，然后才委以职事；贤人事奉君主，也对自己的优缺点全部了解，知道自身能力的不及之处，然后根据所能接受官职。君主这样蓄养臣下，臣下也这样事奉君上，上下以公正相互对待，那么百姓之中不管男女都能被有效治理了。
活学活用
“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如果未尽自己的职责，就不能保有他的国家；大臣如果失职，就不能保有他的禄位。
该篇认为天地运行都有一定的规律，为君、为臣也要符合一定的规矩。作为一国之君要符合君道，英明有德，不荒废政务；为人臣子要符合臣道，恪职尽守，君主有过失要敢于规劝。
《管子》在这里不仅对臣子提出要求，同时也对君主提出要求，指出君主如果无道，他就不配做国君，不能继续拥有国家。这是非常进步的思想。
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父亲死后，他袭封为昌邑王。刘贺原本是个放荡成性的纨绔子弟，父亲在时，他行为还有所收敛，现在父亲不在了，自己又做了王爷，他就放纵自己，整天纵情淫乐。昌邑王的辅臣见王爷这样，也都跟着沉湎于酒色之中，助纣为虐。昌邑境内田地荒芜，百姓生活困苦，无衣无食。
当时龚遂在昌邑做郎中令，他认为昌邑王荒淫享乐，不理国事，作为辅臣，有责任加以规劝，否则是害了他。因此，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多次直言规谏昌邑王。他每次劝谏，不仅引经据典，依理力辩，而且陈述祸害，晓以大义，讲到伤感之处，甚至泪流满面。有一次，他当面直说昌邑王的过错，言辞激烈，昌邑王捂着耳朵跑进内殿，口里连声说道：“郎中令善于当众出我的丑，叫我下不了台。”正因为龚遂敢于犯颜直谏，国人都很敬畏他，昌邑王也有点畏惧他。
但是，昌邑王从来没有真正地听从龚遂的劝谏，仍旧我行我素。有一段时间，昌邑王成天和管马的小吏混在一块，喝酒作乐无所顾忌，玩到兴头上，动辄赏钱数万，根本无暇料理政事。
有一天，昌邑王正玩得高兴，龚遂进府求见。见到昌邑王后，龚遂一面哭泣，一面跪到昌邑王跟前。刘贺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忙问：“郎中令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龚遂说：“臣对王国社稷安危感到痛惜啊！愿大王屏退左右，听臣竭尽愚智。”侍从们都退下后，龚遂对昌邑王说：“大王知道胶西王刘端因行为无道而导致国破身亡的事情吗？”昌邑王说：“不知道。”龚遂说：“我听说胶西手下有个专门喜欢奉承的大臣名叫侯得，胶西王昏庸无道，所作所为与暴君夏桀商纣差不多，而侯得却说胶西王像尧舜一样圣明，一味地歌功颂德，投其所好。胶西王特别喜欢听别人的奉承话，侯得把自己说得这么好，胶西王自然也就极其宠爱侯得，甚至和他睡在一起，朝夕相伴，以致最后国亡。现在大王您亲近小人，慢慢滋长邪恶，以致习以为常，这关系到封国的存亡，您不可不慎重对待！我之所以哭泣就是为了这个啊！臣请求大王亲近贤人，疏远群小，挑选精通经义、品行端正的人跟随在您身边，平时诵读经典，学习礼仪，这样对大王才有好处。”昌邑王无奈，只得勉强接受了龚遂的建议。于是，龚遂亲选郎中张安等十人随从昌邑王，陪他读书。但刘贺恶习难改，仅几天功夫，他就把张安等人赶走了，照常声色犬马，胡作非为。
元平元年(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去世。他没有儿子，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人就立刘贺为帝，原昌邑王府属官皆进京供职。刘贺自己一夜之间由千岁侯王变为万岁天子，得意之余，更加毫无节制地纵情享乐。在从昌邑赴京奔丧的路上，他就指使手下抢夺民女。继帝位后，他把国家大事抛到九霄云外，每天不是和近臣饮酒作乐，就是乘车到处游玩。他还不顾伦理，和汉昭帝的宫女淫乱。
龚遂目睹这一切，甚为焦虑，多次劝谏，要刘贺振作起来，以国事为重，但刘贺对此根本不予理会。龚遂又去拜见了原昌邑王相、现已升任长乐卫尉(掌管宫门警卫，九卿之一)的安乐。龚遂哭泣地对安乐说：“昌邑王新立为天子后，行为更加放纵，我多次劝谏也不起作用。现在的先帝丧期还没有结束，皇上就这样淫乱，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古时候制度宽松，大臣可以辞官隐居，来躲避祸害，现在我们这一条路已经不能走了。皇上再不悬崖勒马，一旦被废，我们这些昌邑故臣也将遗臭万年，到那时候悔之晚矣！”
果不出龚遂所料，昌邑王即帝位仅二十七天，就被执掌大权的霍光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以“淫乱无道”废除了，迎立自幼长在民间的刘询(被武帝废黜的卫太子之子)为帝，这就是汉宣帝。昌邑王的群臣因对昌邑王的行为不加以规劝，甚至怂恿他胡作非为，没有尽到臣子的职责，因而被朝廷治罪，被杀的多达二百余人。龚遂因为多次劝谏，尽到了做辅臣的职责，被免除死罪。
智慧金言
在这个故事中，昌邑王刘贺荒淫无耻，不理国事，违背了君道，因而遭到废黜；他的属下对他不加规劝，是失职的表现，因而被朝廷治罪。只有龚遂多次劝谏，恪尽职守，因而得以免祸。在如今的社会中，虽然每个人位置不同，但我们都应该像龚遂那样尽职尽责，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和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