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正世》，即匡正世道。本篇认为把握好治世之道的尺度非常重要，要宽严适度，与时俱变，奖赏要使百姓感觉有利可图，惩罚要使百姓感觉有所畏惧，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心服体从”，治世的政策措施才能行之有效。而且，这一尺度的设定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期于利民而止”，也就是说，人民才是统治者正世治国的首要因素，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管仲学派执政治国的“民本”思想。
原文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而行。
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止于上矣。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注释
其治人民也：据张佩纶之说，“人”字衍。
译文
古代想匡正世道、治理天下的人，必定先考察国政，分析国事，体察民俗，探究治乱的根源，搞清得失在什么地方，然后着手采取措施，因此使法制得以确立，政令得以执行。
人民不和睦，国家不安定，过失不是在君主，就是在臣下。若君主倒行逆施，不遵守治国之道，刑罚杀戮不合理法，重征赋敛，耗尽民财，役令紧急，民力疲惫，那么，民财耗尽就不能不侵夺，民力衰竭就不能不怠惰。人民已经侵夺、怠惰，才按刑罚进行惩治，就会刑罚越重动乱越起。人民劳苦贫困财用缺乏，则会无视禁令、轻视刑罚，这样过失则在于君主。过失在君主而君主不改变，那么人民就无法依靠君主而安身立命。如果君主轻刑宽政，宽待百姓，薄征赋敛，缓发役令，而人民却放纵行私，不服管制，修饰智巧，欺骗狡诈，借力争斗，这样过失则在臣下。过失在臣下，君主不能考察明了加以改正，就不能制服残暴、阻止邪乱。残暴不能制服，邪乱不能阻止，那么君主的权势就会受到损害，威望就会日益衰弱。
因此作为君主，没有比把握制胜更为重要的了。所谓制胜。就是法制确立而政令执行。法制确立政令执行，群臣才能奉行法制恪尽职守，百官才能有常规制度可以遵守。法度禁止奸恶滋生，使得人民忠厚朴实，都回归农耕而节俭勤劳。因此，奖赏一定要优厚，足以让人民甘愿接受役使；刑罚一定要严厉，足以制止邪恶犯罪，这样人民才能服从。
古代所谓的明君，并不都是相同的。他们设立奖赏有薄厚之分，设立刑罚有重轻区别，行为不一定相同，并不是故意不同，而是随着时势而变化，根据风俗而行动。人民骚乱而怪僻，奖赏就不能不丰厚，刑罚就不能不严重。因此，圣人设立厚赏，并不是奢侈；设立重刑，并不是残暴。奖赏轻薄人民就不以为利，刑罚轻缓奸佞就不以为惧。设立的奖赏让人们不以为利，而指望役使人民，那他们肯定不会尽力；设立的刑罚让人们不以害怕，而指望禁止奸佞，那他们肯定不会停止；这样即使制定公布法令人民也不会服从。所以，奖赏不足以激励，人民就不会为君主效力；刑罚不足以震慑，暴徒就会轻易犯法。人民只有畏服刑罚而后才会服从，只有看到利益而后才能效力，只有经过治理而后才能品行端正，只有安居乐业而后才能保持平静。若盗贼不能制服，邪乱不能遏止，强大欺凌弱小，众多暴虐寡少，这是天下所担忧的，人民所害怕的。忧患不铲除，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所以就会对君主绝望。
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动乱。三王五帝之所以成功立名、流芳后世，是因为他们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一样，而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若人民贪心急躁，而轻用刑罚，有罪过也不揭发，这便是助长淫乱而方便邪僻；这样虽有爱民之心，而事实上却是损害了人民。这两点必须明察。
盗贼不能制止良民就有危患，刑罚不能确立奸邪就会不断发生。因此做事最重要的就是当务之急，治世最重要的就是政策适度。急于管制人民会使他们感到紧迫，人民紧迫就会窘困，人民窘困就会失去生活保障。管制太松他们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淫乱，淫乱就会行私，行私就会背弃公道，背弃公道就难以驱使。治国之策所以不能确立，就是因为没有适度可行的措施，没有适度可行的措施政策就难以推行。因此治理人民的政策，不能不明察。圣人都明察治乱之道，熟悉世事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他们治理人民，只期望达到利民的目的就行了。他们确立缓急适度的政策，不崇拜古代，不拘泥当世，而是随时势而改变，随风俗而发展。
治民之道，没有比把握优胜更重要的了。把握优胜，才能确立君道；确立君道，而后臣下才能听从；臣下听从，教化才能确立进而取得成效。人民若没有心服体从，就不能以礼义教导他们。君主必须明察。
活学活用
本篇内容主要是以立法行令、厚赏重罚为根本政策，讲述治世、治国之道。“法可立而治可行”，只有立法行令，才能为天下致利除害，才能实现国家安定而避免动乱。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由争权夺利引起的国家动乱最终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明智的政治家总是致力于结束动乱的局面和全力维护社会的稳定。
这里我们说一个春秋初年鲁国庆父之乱的故事。
公子庆父字仲，是鲁庄公的庶兄，庆父同母弟叔牙，则是庄公的庶弟。庄公的同母弟叫公子友，因生下来手掌中有一个“友”字，就起名为友，字季，所以又称季友。兄弟三人同在朝廷做大夫。一来嫡庶之分，二来惟季友最贤，因此庄公最亲信季友。庄公有三个儿子：公子般、公子启方和公子申。公子般的母亲是孟任，庄公最喜欢她。庄公娶孟任时，想立为夫人，但母亲文姜不同意。文姜夫人非要庄公娶齐襄公的女儿哀姜鲁庄公虽然娶了哀姜，但因哀姜是齐襄公之女，而齐襄公是庄公的杀父仇人，因此，他对哀姜并不喜欢。倒是与哀姜陪嫁的叔姜很好，启方就是叔姜生下的儿子。庄公又娶了小国须句国之女成风，生一子名申。哀姜受到冷落，便与庆父私通，并且约定好庄公死后，扶庆父为君，公子叔牙为相国。
庄公察觉到庆父、叔牙同哀姜的阴谋，临死之前，把叔牙叫到床前，问谁适合当继承人。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庄公又问季友，季友回答说：“臣下愿以死来侍奉子般。”庄公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季友派人用国君的名义命令叔牙，要他到针巫的家里等着，叫针巫用毒酒毒死他。针巫对叔牙说：“喝下这杯酒，你在鲁国就有后人；不喝的话，不但你死，而且没有后人。”叔牙喝了毒酒，往回走，走到逵泉就死了。庄公还没来得及除掉庆父，就病故了。公子季友遵照庄公的遗志，扶公子般为鲁国国君。
庄公三十一年(前663年)，一冬无雨，人们想要祭祀求雨，先在梁氏家中演习祭祀仪式。一天，梁氏女观看演乐，圉人荦从围墙外面跟她调戏。子般非常愤怒，叫人把圉人荦狠狠地鞭打了一顿。圉人荦从此记恨公子般，就投奔到庆父门下。公子般即位还不到四个月，庆父就派圉人荦把公子般刺杀了。季友知道是庆父所为，恐遭祸乱，就跑到陈国避难去了。夫人哀姜想立庆父为君，庆父说：“公子启方和公子申还在，不如赶尽杀绝。”哀姜说：“立谁呢？”庆父说：“公子申年长难以制伏，不如立公子启方。”于是便立八岁的公子启方为君，就是鲁闵公。闵公与齐桓公在落姑会面，闵公哭诉了庆父作乱的事，希望齐桓公出面召回季友来辅佐自己。齐桓公答应了闵公的请求，派人到陈国召请季友，闵公拜季友为相。
齐桓公派大夫仲孙湫到鲁国省难，借以探听鲁国虚实。仲孙湫回来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齐桓公进一步说：“趁机灭了鲁国，怎样？”仲孙湫回答：“再等一等，看看鲁国形势如何变化。”
庆父又私下安排刺客，将闵公杀死。公子季友闻变，急忙带着公子申到邾国避难去了。消息传出，鲁国立刻大乱，国人自动聚集成千上万人，围攻庆父。庆父便到邾国求见季友。季友拒之不见，趁机带公子申回到鲁国。齐桓公马上派大夫高侯率甲士三千人去鲁国，吩咐高傒见机行事：“若公子申能主社稷，就扶立为君，结为邻好。不然，就兼并鲁国。”高侯一行来到鲁国，见公子申相貌端庄，议论条理，是治国之器，心中十分敬重。便与季友拥立公子申为君，就是鲁僖公。
庆父逃到莒国，莒国下令驱逐；想到齐国来，又不敢，只好在汶水躲避。抵达密地时，庆父先派公子鱼向鲁僖公请求赦罪，僖公没有答应。公子鱼哭着回去见庆父，庆父说：“这是公子鱼的哭声，看来没有希望了。”就上吊自杀了。
智慧金言
庆父一再在鲁国制造内乱，先后杀掉了两个国君，不仅使统治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且使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并险些灭国。这就是所谓“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而同时的齐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国家政治稳定，贤臣辅佐，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成为五霸之首。两国相比，我们更深刻地明白了“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