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好的年景，市场上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遇到灾荒年景，集市上买一釜粮要用十串钱，路上饥民比比皆是。这岂是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所引起的呢？是因为往年粮食低贱而猪狗吃人食，因此来年粮食就不足了。每逢物价低贱时，粮食半价也卖不出去，人民的收成还不够本钱；每逢物价昂贵时，花十倍的高价也买不到粮食，人民丧失了所需的财用。这岂是财物稀少而积累不足所引起的呢？是因为丧失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因此物资和财利就得不到平衡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在人民所不足时销售积蓄的物资，在人民有余时收购多余的物资。人民盈余则物价低贱，君主低价收购；人民不足时则物价昂贵，君主高价卖出，以低价买进，以高价卖出，因此君主必定可以赚取十倍的利润，也可以使物价保持平稳。
轻重之术的最大益处是，在物价低时大量买进廉价商品，在物价高时大量卖出紧俏商品。万物的多少会随季节而有所变化，注意调节则使供求保持不变，失去平衡会使物价出现涨落。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总是注意调节以保持供求平衡和物价稳定，使人口万户的城市一定储备万钟粮食，积蓄千万货币；使人口千户的城市一定储备千钟粮食，积蓄百万货币。春天确保耕种，夏天确保除草，农耕用具、种子粮食，都由国家供应，因此富商巨贾就不能对人民巧取豪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十分重视发展农业，春季放贷以收取生产的丝织品，夏季放贷以收取秋季的粮食，于是人民就不会荒废农业生产，国家也不会丧失财利了。
五谷，是万物的主宰。粮价贵则万物必贱，粮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相互对立，不可能同时保持高低。因此君主应当掌握粮价与物价起伏涨消的交替变化，在两者价格不平衡的时候进行操控，而不必向万民征税就能使国家财利都归于君主。按房屋征税，叫做毁坏建成的房屋；按六畜征税，叫做禁止六畜繁殖；按田亩征税，叫做禁止农事耕种；按人头征税，叫做不近人情；按户籍征税，叫做优待富豪大户。上述五种征税不能全部实行，成就王业的君主总是有所选择而不是全部实行。天子征收货币税，诸侯征收粮食税。中等年景的粮食，卖一石加价十钱，成年男子每月吃四石粮，相当于每月有四十钱的税收；成年女子每月吃三石粮，相当于每月有三十钱的税收；小孩每月吃二石粮，相当于每月有二十钱的税收。灾荒年景，粮价昂贵，卖一石粮加价二十钱，成年男子每月有八十钱的税收，成年女子每月有六十钱的税收，小孩每月有四十钱的税收。这样君主不用挨门逐户下达征税命令，只需严格控制生产和积蓄，男女老少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官府买粮，官府所得要多于十人所交的人头税；十人从官府买粮，官府所得要多于百人所交的人头税；百人从官府买粮，官府所得要多于千人所交的人头税。物多则价贱，物少则价贵；抛售则价低，囤积则价高。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总是根据物产的剩余或不足而控制财物，粮食低则用货币收购粮食，布帛低则用货币收购衣服。根据物价的高低，用平准措施加以控制。于是物价的高低贵贱就可以得到调节，而君主就能从中获利了。
前面有万乘之国，后面有千乘之国，这样的国家叫做“抵国”；前面有千乘之国，后面有万乘之国，这样的国家叫做“距国”；国土方正，四面受敌，这样的国家叫做“衢国”。百乘之国四面受敌，这样的君主叫做“寄生之君”。千乘之国四面受敌，国土会削减大半；万乘之国四面受敌。国土会削减小半。什么叫做“寄生之君”呢？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而四面受敌，被千乘之国和万乘之国包围胁迫，一旦大国之君不和睦，便举兵进攻，必定将百乘小国作为进攻和防守的阵地，即使有功利也不能享用。而大臣又在外战死，还得将土地分封给有战死之功的人：士兵抓获了战俘，还得拿出俸禄进行奖赏。于是土地用于赏功，而赋税积蓄又用于抚恤遗孤。这样的君主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根本没有土地，号称拥有百辆兵车，而实际却没有一尺土地可以居守，因此被叫做“寄生之君”。然而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充呢？回答是：百乘之国，由官府发放货币和实物债券，根据四季物价的涨落，用平准物价的措施加以控制，这样百乘之国的财用就能充足了。千乘之国，应垄断自然资源的出产和器械制造，以及财物的产生和途径，并根据年景好坏和物价高低调节俸禄的多少。这样千乘之国的财用就能充足了。万乘之国，应根据年景的好坏，利用人民需求的缓急，整顿号令，掌握供求。这样万乘之国的财用就能充足了。
玉石产自禺氏，黄金产自汝水汉水一带，珍珠产自赤野，东西南北都距周朝都城七千八百里，且水陆阻断，车船不通。先王正因路途遥远，得来不易，于是借助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作为上等货币，以黄金作为中等货币，以刀币作为下等货币。这三种货币，手握不能取暖，食用不能充饥，先王用它们控制财物，掌握人民生产，进而平准天下。如今君主向人民征收赋税，下令说十天必须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会下跌十分之一；下令说八天必须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跌十分之二；下令五天必须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会下跌一半；早上下令而晚上必须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会下跌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不向万民征税，而是通过正令调控物价，从而获得收入。
活学活用
“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这句话的意思是，给予的情形要显示出来，夺取的痕迹则不要显露。
这是管仲相齐时提出来的寓税于价的税收政策，他认为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敛，夺取财物，自然是“夺则怒”，会招致百姓的怨恨和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夺之于无影，取人不怨。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税，使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且天下乐从，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服了役，而且是人人纳税，无一逃脱，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对抗，避免了纳税人或服役人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可见“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予”者有形，人皆见之，如减免赋税，赈济灾民，借贷农具、衣物，代民还债等；“夺”则越隐蔽越好，“夺”而不见，可见夺得巧妙。管仲的这种“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隐蔽税收政策，在盐铁官营、粮食专卖等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下面我们就来讲几个有关这方面的小故事。
管仲对民众的心理有深刻的了解，他认识到“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就是说，民众都有好得恶失的心理。因而国君在财政予夺操作中，要适应民众这种心理。首先，给予民众之事要做得有声有色。例如《管子·轻重乙》篇中记载，管仲在一次和莱国的战斗前，轰轰烈烈地对将士们搞了一次“预赏”仪式。什么是预赏？就是口头预先行赏，并不马上兑现。管仲先令人在泰舟之野设立祭坛，然后命士兵敲响战鼓，以振军威。待士兵们情绪高涨、气氛热烈之时，管仲对将士们拱手作揖，高喊道：“谁能冲锋陷阵，杀入敌群，奖励一百两黄金！”喊了三遍，没人回答。有一个人提剑向前，问：“带多少人马？”管仲说：“一千人马。”那人说：“我能行。”于是就赏赐他一百两黄金。管仲又说：“兵接弩张之时，谁能抓获敌人的卒长，奖励一百两黄金！”有人问：“带多少人马？”管仲说：“一千人马。”马上有人说：“我能行。”于是又赏赐他一百两黄金。管仲又说：“谁能抓获敌人的首领，奖励他一千两黄金！”这时，群情振奋，有上千人自告奋勇，于是管仲每人奖励他们一千两黄金。还有士兵说能在外围杀敌者，也得到黄金十两。一个上午花光了国家全年的地租收入，高达四万两千斤黄金。齐桓公非常担忧，管仲说：“君上不必忧虑。让战士在外荣显于乡里，在内报功于双亲，在家有德于妻子，这样，他们必然要争取好名而图报君德，没有败退之心了。我们举兵作战，攻破敌军，占领敌人土地，那就不只限于四万两千斤黄金的利益了。”桓公听了很赞赏，于是就告诫军中大将们说：“凡统领百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按访问的礼节相待；统领千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下阶两级来拜送。有双亲的，一定要赏给酒四石、肉四鼎；无双亲的，一定要赏给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这个办法实行才半年，百姓中就有父亲告诉儿子，兄长告诉弟弟，妻子劝告丈夫，说：“国家待我们如此优厚，若不战死疆场，还有何脸面回到乡里来？”桓公举兵攻伐莱国，在莒地的必市里开战。结果是双方军队旗鼓还没有相望，人数还没有互相摸清，莱国军队就大败而逃。齐军一鼓作气打败了莱国的军队，吞并了莱国的土地，擒获了他们的国君。齐国并没有拿出土地封官，也没有当场拿出黄金行赏，只是预先行赏(当然最后要兑现的)，就能使士气大震，一举夺胜，这便是“见予之形”的计策。由于掌握了人的心理，就充分调动起了战士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将士的战斗力。
其次，在向民众征收赋税的时候要尽量隐蔽，这样民众只感觉得到了利益，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夺走了财物，也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剥削，因而就会与国君感情融洽。管仲的这种“不见夺之理”、取人无怨的隐蔽税收政策，在盐铁官营、粮食专卖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前文《患在理财无人》一篇提到了管仲的理财策略“官山海”，这是管仲最著名的经济观点之一。什么是“官山海”呢？“官”同“管”，“官山海”就是由官府直接掌管山海资源，不使外流，谨慎地制定盐铁政策，实行盐铁官营。
食盐是齐国的特产，又是专有的大宗物资。从财政角度看，食盐很容易成为重要财源，因为它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在盐价中加税，最为稳定而集中，收效最快，阻力最小，而且人人有份。一个万乘之国，有人口一千万。如果交纳人头税，成年人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交三十钱，每月不过三千万钱。如果在食盐专卖中加价，每升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若每升加二钱，一釜可收二百钱；一钟二千，十钟二万，千钟二百万。一个万乘大国每日可得二百万，一个月就是六千万，比人头税多一倍。没有向任何人征税，就获得了两倍于人头税的收入。这样在食盐中寓税于价，虽然收入增加了两倍，而人民却不觉负担之重，这就是寓税于价的好处。
食盐专卖是以齐国产盐为基础的，但管仲认为，如果齐国不产盐，由其他国家输入食盐，也同样可以实行专卖。让有海洋资源的国家把盐卖给齐国，每釜十五钱购进，官府再按百钱的价格卖出，虽然没有去参加煮盐，但同样可以寓税于价，增加财政收入。这就叫做利用他国资源来增加自己的专卖收入。可见管仲是很会谋划的。
铁制器具是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纺织、造车、建筑和家庭生产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如果把铁业生产控制起来，实行专卖，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果一根针加价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的人头税；一把剪子加价六钱，五把的加价也等于一个人的人头税；一个铁耜加价十钱，三个的加价收入也等于一个人的人头税。其他铁器加价照此为准。这样，只要人们一动手干活，就没有不纳税的，谁也逃脱不了。这又是一个“不见夺之形”的例子。
粮食，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中，有时起着比货币更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而且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经济杠杆。“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就是说，天子是靠掌握货币、诸侯是靠控制粮食治国理财的。平常年景，一石粮食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四石，就等于每月纳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三石，就等于每月纳三十钱的税；小孩吃二石，就等于每月纳二十钱的税。如遇荒年谷贵，买粮每石加二十钱，则男子每月就要向国家多交八十钱、女子六十钱、小孩四十钱。这样，人君并没有下令挨户征税，只是认真掌握粮食物产和储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都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多，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多，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也就比一千人交税还有剩余。这就是一种寓税于价、夺之无形的政策。
智慧金言
《管子》的“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隐蔽税收政策，因为它阻力小，见效快，不为人们觉察就人人交了税，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一种超越时代和社会制度的税收政策。如北宋时期的张方平于仁宗景佑年间写的《刍荛论》(四十六篇)，就是充分表达和运用了这一观点进行治国理财的。他认为：“(为)人君者……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见其夺之理。使民曲之不知其故，而后可以制天下之变，成天下之务也。”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同样有借鉴意义。
